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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访谈录---张维新 
加入时间:2008-11-17 12:11:08   点击数:17591
                                              我叫张给新,原籍河南省新郑县薛店乡王张村人,现住长葛市毛纺厂家属院南院,今年79岁。
1943年,我参加了国民党13军新1师3团2营的机枪连。1944年农历五月初,部队在漯河同日军作战。日军从东西两边迂回过去,包围了我们整个师,由于当时部队处在河边,向后撤也不行,所以最终没有一个人突出重围,大部分都阵亡了,剩余的100多人全部被俘。日军将匀押到偃城县监狱关了几个月。其实,每天给我们吃发霉的谷子粒,特别难吃,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小碗谷子粒。不仅吃不饱,而且生病了也没有人给治疗。仅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就死了一二十人。我自己就差点儿死在那里。有一次我生了病,走路都走不成,上厕所还得扶着墙去。到了晚上又发烧,渴得难受,所以我就喝了一肚子凉水,结果身体却渐渐好了。八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在漯河被俘的100多人全部被押上火车一直送到青岛集中。离开偃城监狱的时候,日本特务都跟在队伍两边押着我们走。
到青岛以后,我们学习了两个礼拜,在那里更是受尽了苦头。吃不饱饭,生病的劳工不仅不给看,而且有气的、活着的劳工都被拉出去埋掉了。据我亲眼所见,每天至少要拉出去5个人,有时甚至是七八个地住外拉。一天两顿稀饭,没有馒头,没有菜。集中营里总共有六七百人,其中很多都是战俘,有的是在洛阳被俘的。300人编成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又分成三个中队,中队下面又高小队,小队类似于军队 班,每个小队10个人。平常我们就学习日本话,学习做操。如果学举,日本人就用一米长的警棍打,也不管是胳膊是腿,打到哪儿是哪儿,胳膊、腿被打折了也没有人管。我们睡的是在冷坑,即长排的木板床,一栋房子里住300人,而且房子外面还围着铁丝网、电网,想跑也跑不了。解手之前不能先坐起来,而是要先向日本人打报告,日本人允许了才能坐起来,然后再去解手;反之,如果日本人不允许,我们连动都不能一下。平时就把我们关押在集中里,白天、晚上都不让出来。
东瀛血泪
两周之后,我们被押上了货轮。上船以后,我们都在船舱里呆着,当时船舱里一共有300人。轮船走了四五天,最后到达日本东京。我们在船上吃的是高粱米、土豆做成的大锅饭,一天两顿,饿不着,撑不着,不过比在青岛集中营要好一些。
在东京下船后,日本人首先领着我们去洗澡消毒。洗完澡之后,日本人又给我们发了一点儿药,并且让我们自己抹到身体上,全身都抹。接着,又给每个人发了一身黄色劳工服。后来,我们就被押到东京做工。
我们干活的地方距离东京市比较远,所以上下班都得坐车,坐车的时候也有日本人看着。每次都要坐火车走四五站才能到达工地。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码头上装卸货物,有时是煤,有时是生铁快,有时就是木头箱子,木头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干活的劳工不仅有咱们中国人,而且还有美国人。干活的时候,由日本警察和日本带工负责带领我们干活,同时还监督着我们。如果你干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马上就会敲到你身上。由于我们的住处距离码头比较远,所以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去干活的,有时两三天才去一次。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早上天一亮就得去,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早上、晚上都是两个大米饭团,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吃四个也吃不饱,更何况只有两个。中午的时候,有时发给两指厚的小饼子,有时发给两个大米饭团,没有菜,喝的是咸水,即土豆秧、开水,再加点酱油给煮成的汤,汤里面根本见不到丁点油。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铁路边上,铁路距地面有两三丈高。那里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一楼住日本人,二楼和三楼住劳工,我们在三层。整幢楼里一共住着300多劳工,楼下面只有一个出口,而且还有日本人看守。我们每天去打饭的时候,都有日本人跟着。生病得不到治疗,再加上劳累,以至于死去很多劳工,死去的劳工都被火葬了。
在东京干了五个月之后,因美国收音机轰炸频繁日本人又从我们当中调走200名劳工去敦贺做工,媾的码头不是很大。敦贺原有100名劳工,加上我们这200名劳工,共300人,全部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仓库里面一半是我们住的地方,另一半是伙房所在地以及日本警察和日本带工住的地方。平时由日本警察看守着,除了干活,其它时间一律不允许外出,干活时由日本人押送到工地。
到那以后,我们每天都干活,主要是卸轮船,装船比较少。轮船上装载的货物都是从中国运去的大豆、芝麻、玉米、麦子等粮食,以及铜铁之类的金属。通常这些货物都是散放在船舱里的。有时货物被装进大吊包里用吊车往下吊,每个吊包大约装两吨重的货物,吊包都是用麻布做成的;有时就让我们劳工手工往下卸,每包货有200斤重。用吊车卸货时,我们的任务就是用铁锹往吊包里装货。有时轮船上装的生铁块,每块都有50斤重。另外,轮船运去的煤也不少。
一艘货轮不是一天天能够卸-无的,一般情况下也得一二十天才能卸完。先将货物卸到码头上,然后再装上火车,我们也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干活的时候,由日本人领着我们干。轮船上的货物大都被装在箱子里垛起来放着,所以在一次卸大豆的时候,我们就躲在货堆里面偷大豆生吃。当时卸货的十几个劳工轮流去吃,一个人进去吃了再换另一个进去吃。
码头上都是水泥地。有一次我扛着200斤的大豆货包,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当时就磕掉三颗牙。干活期间,有二三十个劳工的眼睛都瞎了。我的眼睛也只是白天能看见,到晚上就看不见了(即夜盲症),日本人仅让我休息了两个月,其间也没有给予任何治疗。
归国前后
日本投降后的一个礼拜,我们还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留在东京干活的那100名劳工在队长的副食下向日本警察施压,说是要找到我们这200名难友。日本警察被逼无奈,于是就答应领他们去我们那里,结果到车站刚一下车,双方就打了起来,后来去了很多中国人,日本警察都被吓跑了,同时带工的日本人也不见了。不一会儿,队长带着四五个人去了我们工地,并且告诉我们“日本投降了”,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的事。到了第二天,我们都不干活了。
在日本同我在一起做工的难友还有宝丰县大石桥附近的刘松亭,南阳的杨富荣、王林森、高荣、于长河(杨富荣和高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归国后在邮电局工作)。到日本以后,我们几个人始终都在一块,从来没有分开过。
日本投降之后,大队长企图要把我们300人卖给日本人,重新做华工,即自愿去日本做工的中国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以战俘劳工的身份在交换俘虏时返回祖国。因为刘松亭在大队部当通信员,所以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报告了三个中队长,继而,各个中队长又分别召集各个小队的队长一起去找大队长算帐。他们先大队长捆上,再吊焉打,一直打得他承认了。然后,大家就带着他找到日本警察所,并且让他将我们的卖身契改了过来。
自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呆了两个月才回国的。期间美国人去了我们工地,并且供给我们食物。因此从那以后,我们生活也比以前好了,也能吃饱了。回国之前,又给我们发了一身黄色棉军装。
1945年10月份,我们乘坐日本货轮回国,船上共有1000多人。四五天后,轮船到达塘沽港。途中,那个大队长怕我们将他扔进海,所以一直呆在船舱里不敢出来。在塘沽下船后,我们又被国民党94军包围了。他们不让我们走,还是要让我们去当兵。当时有很多劳工都跑掉了,但是我没有跑掉,所以就在94军当了兵。1949年5月,天津解放后,我加入了解放军4纵队十一旅三团炮兵连。东三省和北京解放后,我又参加了太原、西安、甘肃、宁夏的解放战役。1949年,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停战后,我们军被调回东北。1958年,我退伍转业到黑龙江友谊农场参加工作,并于1964年调回许昌,分配到长葛,先在税务部门任职,后又到供销社工作,1982年退休。
文革时期,由于我去过日本,于是就把我打成了汉奸、特务、叛徒,而且经常遭到批斗。
我们去日本干了一年多的活,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给我们发过,生产受伤从未给我们医治过。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及傿赔偿我的工资及各种损失,并且还必须公开向我们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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