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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访谈录---郭忠义---王留柱记录整理 
加入时间:2008-11-17 12:14:15   点击数:17653
 
我叫郭忠义,河南省郑州市密县(现新密市)袁庄柳前寺(村)人,今年77岁。
民国三十一年,我同父母和妹妹一起逃荒至山西平陆县。当时我17岁,妹妹也只有15岁。在那里刚刚呆了两三个月,日本兵就把我抓走了,当时父母都非常的伤心。日军先把我抓到蒲州,在蒲州住了几天,后来又将我送到运城。
在运城监狱里关押了半个月,每天都关着门,不让出去,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屋里进行。吃饭的时候,日本人从门上的一个小窟窿里给我们递食物。吃的是谷子面馒头,喝的是凉水。半月后,我们又被押送到“太原工程队”。
到太原工程队以后,日本人开始让我们干活。但是当时我年龄小,不会干。郭老兵比我还小两岁,所以我们俩就整天呆着,一坐下就想家,一想家就哭。不久,我们两个人都生了病,不想吃,也不想喝,还不能动弹。后来,日本人把我们这些小孩儿都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孩儿队”, “小孩儿队”的劳工都不干活。成立“小孩儿队”以后,有人告诉我们:“等你们长大了,把你们送到日本国去,不让你们在中国呆了。”郭老兵一听说这话,马上就说:“我不去”。“不去,那你就去医院吧,日本人不要病号。”那人又说。于是,郭老兵就进了医院,我也跟着去看了看。那里都是木头房子,支撑房子的柱子很粗,房子里面都是木板床。到了晚上,经常有蚊虫叮咬劳工,有时用手拍一下床板,地上就能落一层臭虫。睡觉的时候,劳工们想翻翻身或者起来坐一会儿,日本人都不允许,就连抬头也不行。日本人拿着一米多长、两三寸宽的板子在屋里巡视,如果看见谁抬一下头,转身就是几板子。解手也必须报告,日本人批准了才能去,不批准就不能去。郭老兵在那里呆了五六天就死了,死后也没有土埋,而是扔进一个大坑里。日本人在一块空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凡是死掉的劳工都被连拉带抬地弄出去扔进大深坑里。那个大坑特别深,每次去扔的时候,人们都不敢靠近坑边。在太原关押期间,每天都往坑里扔死人。由于我在那里没有受太多的欺压,所以后来我的病也渐渐地好了。
闷罐车里汗如流水
病好以后呆了三四个月,日本人在太原工程队挑选了一批劳工准备押走,点名的时候正好有我,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要被送去哪里。那里恰逢天气非常热的时候,日本人将我们押到车站,然后把我们一个个装进闷罐车里。上车的时候,大人们先上,我们小孩儿后上。我们“小孩儿队”刚一进闷罐车,日本人就立即把车门给关上了,闷罐车的两边一共有4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我们那节车厢里总共坐了60多人。幸好我们几个“小孩儿”都在车门口呆着,当火车走动的进修就有点风从车门缝隙里透进来,使得我们还凉快些。然后,靠里面坐着的那些人都早已热得顶不住了,浑身上下没穿一要线,身上冒出的汗水就像流水一样。因此,里面的人就撵打我们,让我们给他们让位。但是我们就是趴在车门口不动,他就 就算是打死我们,踩死我们,我们也不会挪动一下。到晌午的时候,日本人用小帆布筒从小窗户往里面递水,大人们都抢着争水喝,没喝上多少水,水都洒到了身上。然而,我们就呆在一旁不吭声,也不跟他们抢水喝。就在如此闷热的情况下,我们连一口水也没喝上,吃的东西更是没有。差不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三个小孩儿靠在一起议论着:“唉呀,今天咱们可是受罪了!”尽管我们就小声地说了一句,但是还是被大人听见。有一个大人走过来,连打带拨弄,两手一下就把我们给拨弄到一边,紧接着他就趴在车门口,我们也没办法阻止他。到晚上的时候,火车到达北京,日本人就打开车门让我们下车。下车的时候,仅我们那节车厢里就死了6个人。在北京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坐去了天津塘沽。
粪缸满的住外溢
到塘沽以后,我们住的是“大筒子”房,里面挺宽敞,房子里的床铺都是木板床。由于我们的住房靠近海边,所以床铺下面都是水坑。从北京到塘沽,日本人没有给我们发过任何东西,到了塘沽,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衣服,其它什么也没有。在那里睡觉比在太原管得更严。每排房子里面都有三个大缸,都是供解手用的,不管大小便,劳工们都必须站在缸沿上进行。到了晚上,那粪缸就满得直往外溢。劳工当中有身体强健的,就瘦弱的,还有生病的,生病的劳工解手时就上不了缸,所以就蹲在地上大便,日本人看不见也就罢了,如果被日本人看见就得挨打。在那里,我们每天的食物就是高粱面馒头,每顿给一个;没有水喝,我们就喝床下面水坑里的屎尿水。把水撇出来以后,澄清一下再喝。结果呆了十来天,劳工们都生病了--拉肚子,不管日本人如何打,我们就是下不了床,身体一动就要上厕所。后来日本人拉来一车水,至于是什么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每个人喝过半碗以后,都感觉肚子里稍微舒服了一些。
在塘沽住了十三四天,离开塘沽之前,日本人给我们发了一身衣服和一条被子。直到出门的时候,日本人才让我们把原来身上穿的脱衣服脱掉,换上刚发的那身衣服,然后背上被子跟着他们走,我们后面还有日本人跟着,任何人都不能乱跑乱走。最后,日本兵把我们押到海边,接着就上了轮船。
浑身长满了疥疮
上船以后才知道,原来那是一艘运煤船,我们就坐在船舱里的煤上面。有顿饭只给一个高粱面馒头,另外再让给点海水喝。轮船走了7天7夜到达日本国,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是看见那个地方写着“山口县”三个字,我们就想可能是到山口县了。
一船之后,我们先住了一宿,第二天被押去一个澡堂里洗澡消毒。我们先在院子里把衣服脱光了,然后再进澡堂里洗澡,脱下的衣服都被捆起来拿走了。进澡堂以后,谁要是不下水,日本人就强行把他按下去。如果有谁不低脑袋,日本人就拿一个小木桶给脑袋上浇水。洗完澡出来穿衣服的时候,衣服都是热的。穿上衣服以后,我们又坐小汽船去了东京,因为我们的住处就在东京。
由于一路上坐火车受罪,到东京的时候很多劳工身上都长了疥疮。从脚脖子以上一直到下巴下面,都长有疥疮,有的是浓胞疥,有的是干疥,没有一个健康人。后来,日本人给我们弄了点药,让我们每天洗澡,每天涂抹。我们在那里住的是三层楼,楼里面住着好几百劳工。劳工们又都是男的,所以大家都不穿衣服,互相抹药,你帮我抹,我给你抹,脸以下的部位都要抹。抹药的时候,有一个挺粗的药瓶放在地上,用刷子蘸着往身上刷。不过那药水倒是挺有效,最后也把疥疮治好了。
在那里,虽然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从中国弄去的白面,但是由于水土不服,劳工们经常闹肚子,也吃不下,以至于死的劳工越来越多。因此,日本人就用木板另外建立了一个病号房,凡是生了病的劳工都被送进病号房里。在病号房里死去的劳工刚开始是被装进棺材里抬到火葬场火化,装劳工尸体的棺材由很薄的板钉成的。火化以后再把骨灰盒拿回来,由死去劳工的老乡负责保管,并且在回国时负责捎回。有时一天死三个人,多的时候一天就死四五个。劳工的骨灰后来回国的时候都被老乡们捎回去了。
刚去呆了半个月,日本人就开始让我们干活。平时我们就在宿舍里呆着,哪里来要人就去哪里干活。一会这儿要3个人,地会那儿要5个人,每天都来要人。起初只是要大人去干活,因为我们“小孩儿”干不了活。最后稍大点的劳工都被要光了,所以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儿”去,一共有八九个小孩儿。扛铁棍我们杠不了,杠木头我们也干不了,所以日本人就让我们推着车打扫卫生,看见哪里有垃圾就打扫打扫,最后再把垃圾倒地垃圾堆上。一般情况下,日本不允许我们出院子,而且院子里面还有警察看守。如果谁出了院子,让警察看见了就得挨打。通常我们小孩儿不敢出去,但是大人们有出去的,所以大人们挨打比较多。出去做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拿扛换棍来说,不管是一个人扛,或者是两个人抬,如果别人都能扛(抬)动,而你却扛(抬)不动,那就得括打了;如果你比别人干得慢了,同样也会遭到日本人的毒打;第一个人是怎样干的,后面的人都必须怎样干,要是谁跟不上谁就得挨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劳工:“八格牙路”。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没有一天是不受气、不受折磨的,除非在屋里呆着,否则只要一去工地,肯定就是受折磨,挨打挨骂。
从东京移往酒田
我们去日本的第二年,美国就对日本进行轰炸投弹。也不知道为何,荣华地方都被烧毁了,偏偏我们所在的那个小鸟(大约方圆一里地)没有被烧到。后来,我们看见周围的河道上漂着很多尸体,有男有女,都是被烧死的。我们干活的码头也被烧毁,甚至白铁都被烧得流成了一片。因此后来我们一批人又被送去酒田(市)做工。
到了酒田,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论大人还是小小孩儿,都得干活。我们小孩儿的力气小,哪怕是让我们少干点,也得让我们干。我们的工作就是上下轮船、上下火车装卸货物。干活没有固定时间,只要有轮船,有火车,我们就得去干,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往火车上装煤的时候,先拿两个筐子装好煤,再用4要绳子穿上筐子挂到扁担上挑,力气大的就多挑点,力气小的就少挑点。上到火车上,把绳子一松,筐子里的煤就倒进了车厢里,然后劳工再从车上下来继续挑煤。有一次,就在我挑着扁担下火车的时候腿被挂破了,伤口大约有一寸长、三寸宽,而且时常复发、流血。
在我们去那儿之前,那里已经有一批劳工了。在那里,我们住的也是木板房,地面是沙地地,房子里面都是上、下两层的木板床。
脱离苦海归故乡
因为我们中国人听不懂日本话,所以每个劳工队都有翻译官。一天晌午的时候,翻译官去了我们的住处,他大声地喊道:“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日本今天投降了!”一听到这消息,当时大家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从那以后,日本警察也管不住我们了,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老虎,获得自由,心里面也宽松了许多,所以我们就出去逛街,去电影院看戏,看戏的时候我们也得花钱。然而,我们花钱去看戏也有日本人不满意。一方面日本的老百姓也有比较阔气的,另一方面中国劳工得知日本投降了,也都想仗仗势力,所以看戏的时候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挤,全是那些比较阔气的日本人就不高兴了,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动手打我们。起初我们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不过后来我们中国劳工就组织起来一同出去,出去的时候给袖子里塞上铁棍,该看戏就看戏,只要日本人一动手,我们大家就围攻上去乱打一通。不过我们的这种行为遭到了日本人的反对,就在出去逛街的时候,有两名中国劳工被日本人给打死扔进了海里。那天,海水退潮以后,我们在海边发现两具中国劳工的尸体,因为我中国劳工穿的衣服和日本人不一样。
回国时,我们先坐火车走了一天一夜,换乘军舰走了4天4夜就回到了塘沽。下了船,我们又去了天津。到天津以后,愿意当兵的劳工就留下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每人发给一身破棉衣和5万元的国民澡联合票,然后就让回家了。因为我年纪小,所以没有当兵我就回家了。的途中,那5万元联合票仅吃了两天饭就花完了,到坐火车的时候也没有钱了,于是我们又找国民党给我们开了证明。可谁知道,我们拿着证明去坐火车,往南、往北都不通车,最后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步行到太原,从太原坐火车去阳泉。到阳泉以后,正巧又遇上抓兵。当时,我和郑二喜(洛阳人)在一起。在日本我生病的时候他伺候了我一晚上,后来他的眼睛瞎了,我就一直帮助他、照顾他。所以只要他们(国民党)能够收留他,我就当兵,否则我就不当兵。最终他们答应我可以收留他,因此我就当了兵,当时参加的是阎锡山的部队。郑二喜被安置在后方留守处,而我却跟着部队走了,但是我也经常抽空回来看看他。一年多后,突然不见他了,听说是被送到残疾医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解放以后,我才回家。
我为日本人干了那么长时间的活,受苦受罪,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虽然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必须得赔偿我,而且学得向我赔罪、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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