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在今天的媒体语境里，不算一个过时的词语。二零零五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向全体参加抗战的老战士致敬并颁发纪念章。同时，全球的华文媒体都在制作相应的专题，回顾战争岁月，缅怀英雄足迹。
而时隔仅一年，二零零六年秋，当记者见到六十年前滇缅抗日战场上的远征军老兵，古稀老人们的落寞与悲愤，却着实令人心凉。
新一军三十八师的老兵苏定远，文革后离开大陆定居香港。提到去年国家为抗战胜利搞的纪念，老人生气地说：“他们说的话，我再也不会相信了！解放后我被骗了二十多年，才跑到香港。到现在，他们还是不守信用！”
苏老说的，是二零零五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抗战老兵做出的一个承诺：国家要向所有抗战老战士、海外爱国人士和有关人员颁发纪念章，一共是七十万五千一百七十二人，具体颁发由各部门落实。
一枚纪念章的分量 一枚极普通的纪念章，对远征军老兵来说，意义却不可想象。荒诞的历史曾让这些抗日英雄转眼之间变作“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在被批斗、被歧视的和平年代惶惶不可终日。几十年过去，老人们都说：“我们什么荣誉补偿都不要，只要国家肯定我们，承认我们当年是抗日，不是反共，我们跟后代也好交待了。”
新一军三十师老兵张孟轩定居在成都，他患了喉癌已不能说话，探访那天，他小心地掏出一张旧报纸，是二零零五年九月四日的《人民日报》，整个版面全文转载了胡锦涛的讲话。张孟轩的女儿告诉我们：“他看得认真啊！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那么激动，还拼命在纸上写：‘没有提共产党，也没有提国民党，所有老战士都将被颁发纪念章，那也就是说，国家承认我们是抗日的了！’”
兴奋之余，张老催促女儿向政府申请纪念章。女儿拿着父亲的简历、退伍证等资料来到成都市民政局，却几次都被挡了回来。
“成都民政局说，这个纪念章只给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发。就是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兵，没有资格拿这个章！”
苏定远老人在广州得到的回应也类似：“只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才给发纪念章！”
老人们真想不通，胡锦涛的讲话明明说是所有抗日老战士，为什么到了地方上，就成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了？难道国民党抗日不是抗日？抗日纪念章，和解放战争有什么关系？
张孟轩无法说话，听女儿讲这些，他只在纸上重重地写下一句话，就再也不肯提笔：“我们远征军辛苦啊！我们是命长！”张老的战友在一旁老泪纵横，“记者同志，你一定帮我们反映一下，新一军在缅甸打鬼子，是威风凛凛打了大胜仗的啊！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肯承认我们
被遗忘的荣光， 老人没有说错，一九四三至四五年，中国远征军从缅甸北部、云南西部向日军发动大反攻，歼灭近十六万日本军队（日本厚生省一九六 四年调查统计），占八年抗战歼敌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次反攻被称为滇缅大 反攻，是八年抗战中，中国第一次扭转战局的战略反攻。苏定远、张孟轩老人所在的新一军，由孙立人将军领导，是滇缅反攻的绝对主力，曾全歼日本精锐部队十八师团，以少敌多攻克数个缅北重镇，令日军“闻风丧胆”。
“1944年10月15日打响八莫战役,12月15日全歼日军！……躺在里面的皇军武士们，天皇难道没告诉你们，中国有个新一军？”新一军谍报队老兵黄绍甫的日记里，六十年前的荣光犹在眼前。
直至今天，在广州、成都、无锡、香港，当散落各地的新一军老兵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讲起战斗往事时，八九十岁的老人们竟然对每一个地名人名、每一个时间片断都如数家珍。“吾军欲发扬，精诚团结无欺罔， 矢志救国亡，猛士力能守四方……”，这首新一军军歌，每一个老人都会唱。有的老人拉小提琴给自己伴奏，有的老人拉手风琴，还有的老人把歌词写成书法，挂在家中。他们挺胸抬头，音调高亢。
在走访这些老人之前，我从没想到“抗战老兵”可以是如此帅气的一群。“十万青年十万军，一 寸山 河一 寸 血”，今天许多台湾老人还知晓的这句悲壮誓言，在大陆，早已尘封进历史。青年学生走上战场，抗日救国，原来就是这些老人骄傲至今的秘密。
今年八十四岁的梁家佑老人，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年轻啊，一腔 热 血，大学没毕业，就跑到战场上抗日去了。”
一九四四年，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大四学生梁家佑志愿抗日，编入新一军第三十八师任翻译官，在滇缅反攻战场开始自己的戎马生涯。只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决定，维系了后半辈子的坎坷，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梁家佑，是怎么都不会想到的。 “元宵节后，我们十五个同班同学穿上土布军装，打上绑腿，去昆明邬家坝机场，登上了一架C47运输机，从学生变成了军人。飞机从昆明起飞，不久就看见洱海和雪山，太漂亮了……后来一山高过一山，山上积雪也越来越厚，不但没有人烟更是鸟兽绝迹。再后来飞机好象也不能再飞高了，只是在大山谷里低低地穿行。”梁家佑后来才知道，这架C47运输机带着学生兵经过的壮丽风景，就是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
其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国际运输通道——滇缅国际运输线被切断，一九四二年，中美联合开辟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因环境险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三年间，美国空军曾在这条航线损失了四百六十八架飞机。一九四三至四四年，国民政府由驼峰航线运送大量青年学生到印度，支持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建制，并由英美盟军共同集训，不久便由驻印军先发，展开滇缅大反攻。梁家佑、黄绍甫、苏定远等老兵，都是这些青年学生中的一员。
今年八十三岁的李铁椎老人至今保留着在印度从军时，英美盟军发给的军毯。“这是我唯一的纪念物，它跟了我六十二年。”（照片）一九四四年经驼峰航线到印度参军时，李铁椎只是成都一个高二的中学生，他被编入新一军三十师防毒排，受训使用当时最先进的地面武器——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能喷出1000度以上的火焰，可以粘在任何物体上燃烧，能在森林里烧出一条路来，装甲车坦克车也能烧着，瘫痪。如果火喷在敌人身上，立刻成了火人，全身被火包着乱窜，不到十分钟身体就烧光了……不过使用火焰喷射器是两人一组的，一人背喷射器，一人掩护。我个头不够，只能拿冲锋枪从旁掩护……”时至今日，老人说起来，仍然很有些认真的不甘。
历史学家说，这是火焰喷射器在整个二战战场上的第一次使用。从一九四三年十月，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打响向缅北反攻的第一枪开始，美国盟军通过驼峰航线，空投了大量军火支持，英美空军在滇缅上空亦夺取制空权，同时，经过美国总指挥史迪威和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的正规培训，异国反攻战场上的驻印军几乎是当时中国最威风凛凛的现代正规部队。许多老人都记得，他们刚参军就“从头到脚消毒淋浴”，然后穿上“全新的美式军装”，行军过程中全程都有美国空军供应食品、药品、装备，老人们回忆起来都说，“天天吃罐头的西餐，实在也吃不惯啊。但是真是有用，吃了一个月，每个人都壮了，力气也足了。因为在丛林里作战，还要求定时吃奎宁，打针，避免疟疾。”
从印度反攻缅甸，要翻越横亘印缅边界、广袤数百公里、自古渺无人迹的绝地野人山和缅北原始森林，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时，由于指挥不当，曾有近五万中国士兵葬身于此。蚊虫瘴气、蚂蟥蛇蝎，还有已经经营缅北防务一年有余、密林中工事坚固的日军，都是致命的危险。
让随军翻译官梁家佑印象最深的就是密林里“鬼子”的顽强：“鬼子是敢死队啊，他们通常是孤身作战，身上只带一小袋米，一张地图，一个指南针，一把大刀，步枪和子弹，然后在我们后方的丛林里找好攻击点，把自己捆在高树上，等我们进入陷阱。如果被我们发现，他根本没法逃跑，也没法保护自己，更不能逃跑。天黑了他才下来烧饭吃。米带的很少，吃光了就煮芭蕉叶吃。我见过他们留下的煮在废炮弹壳里的芭蕉，那东西不好吃啊，而且吃几天人就没力气了。这些鬼子出来了就没打算回去，就是要死在这里的。”
但已经占领缅甸一年，精心修筑防务的日军依然没有抵挡住驻印军的进攻。美国指挥官曾经说：“只要让中国士兵吃饱、穿暖，他们就是世界上最英勇的军队。”的确如此。今天探访新一军老兵时，每个老人都会兴奋地拿出一张薄薄的、但是精心用胶套保护起来的复印纸片，纸片上赫然印着几寸见方的墨印，下面一行小字标注着：“战利品——日寇第十八师团关防大印”。
一九四四年三月，缅北孟关一役，孙立人带领部队敌后迂回，攻占瓦鲁班，全歼日军第十八师团主力，师团长田中新一弃营逃走，新一军缴获日军军旗和关防，大获全胜。广州的梁振奋老人，当时三十八师谍报队队员，讲起往事兴奋难当：“十八师团是鬼子最精锐的部队之一，他们是‘常胜师团’，而且最擅长热带作战的‘丛林战之王’。他们一九三七年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是我们中国人最凶恶的敌人。但是在缅甸，他们被我们彻底打败了！”
全歼日军十八师团，缴获关防大印，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一九四四年八月，驻印军乘胜攻下缅北重镇密支那，打垮了日军在缅甸最后的军心。此后驻印军接连攻克八莫、南坎，日军“兵败如山倒”。一九四五年一月，驻印军和由云南反攻的中国滇西远征军在滇缅国界芒友胜利会师，滇缅反攻不久胜利结束。
滇缅反攻不仅收复沦陷的国土，更全线打通中印公路，恢复滇缅国际运输通道。这条大后方的生命动脉为当时岌岌可危的国内战场输送了大量火力和战备，中国在抗战中的败局终于完全得以扭转。
中国在滇缅战场上以八万将士的牺牲，换来十六万敌人的灭亡，八年屈辱，扬眉吐气一战，却不知何故，从此无人再提。
侵略者走了，苦难却刚刚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战场上奋勇杀敌的青年欢呼雀跃。梁家佑在回忆录里写道：“鬼子终于投降，当年圣诞我就结束了战场的生活。回到家里，见到老爸、哥哥和嫂嫂，他们高兴极了。我们一起庆祝胜利，以为从此国泰民安、再也不会有战争和苦难。”
可悲的是，侵略者败走了，战争和苦难却远未结束。
一九四五年，当全世界都在庆祝战争胜利时，付出牺牲最多的中国，却立刻开始了另一场战争。同一种语言，同一个故乡，兵戎相向，八年之后又三年。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成就，但是当英、美、苏盟军分封胜利果实的时候，混战中的中国，却几近被遗忘。
老兵徐文不愿意提太多往事，他说中国人遗忘往事太快了，世界也就这样遗忘了中国。
“讲起抗日，共产党说国民党不抗日，国民党说共产党不抗日，人家一看，哦，国共都不抗日，那中国抗日是啥子回事？你看看我们今天，说抗日都说什么？地道战？地雷战？这不是笑话吗？我们有威风凛凛的正规军，滇缅战场的野人山是我们打下来的，当年所有印度人、英国人、美国人路过中国人都伸出大拇指，说‘顶好！顶好！’，没有中国人，他们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今天你去看看历史，中国军队在二战上的贡献，被承认的实在太少了。”
战争终于远去，没有硝烟的族群斗争却刚刚开始。沙场上九死一生的老兵，命运也难逃历史的捉弄：
一九五三年，老兵梁家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关押审查，被指参加“蒋匪军”，定为“历史反革命”批斗，五六年平反。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再次被打为“反革命”，关入牛棚，批斗近十年，一九七六年平反，时年已经五十四岁。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到普通的地方大学做了教师，妻子受牵连，终生没有工作。
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驻印军老兵黄绍甫，一九五四年肃反运动被定为“反革命”、“极右分子”，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被关押二十一年。平反后又被反右时期对头诬陷，一九八三年“严打”期间误判入狱十三年。一九九六年，终于告别牢狱生活的黄绍甫，已经是七十二岁的老人，妻子在他入狱时要求离婚，如今妻离子散，无居无所。八十二岁的老人，每天起着单车，在成都市区穿梭，依靠给小孩家教小提琴谋生。
其实无需多说，一个国民党老兵，无论当年出于什么动机参加了什么战争，在解放后的中国，会是什么境遇，人们心知肚明。
一位老兵说：“我们啊，就是运动员。每次运动都少不了我们。”
在成都参加滇缅战场的老兵聚会时，老人听说有记者，十分激动，都想要发言。开始老人们还是一个一个说，几分钟后，有些老人流泪了，更多的老人纷纷把凳子往中间挪，争先恐后说话。讲自己的经历，讲自己的苦难，四川乡音响成一片，我已经根本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老人们只知道，这是一个记者，不管是哪里的，记者可以帮他们把多年想说而无处可说的话说出来。
“纪念章，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纪念章。”一个老人激动地说，“没有纪念章，说明他们还是不承认我们！”
“我想问问，我们远征军，到底算不算抗日？当年就因为我参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抗日部队，他们每一次都问我：‘你参加远征军，做了啥子坏事？’我打日本做了啥子坏事了？！”
“我们打鬼子是爱国，没想过要活着回来的。为什么不承认我们？”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包袱什么时候能放下？”
……
据参加成都远征军聚会的三十多位老兵说，他们中间，无一人领到那枚要给“所有抗日老战士颁发”的纪念章。
而在广州，新一军公墓被毁，战友至今无从凭吊，也让老人们身心难安。
广州白云山下曾有新一军公墓，是日本投降后，孙立人将军让六百个日本战俘‘以汗赎血’修建，埋葬了两万滇缅战场上牺牲的新一军烈士。解放后几经破坏，如今早已不堪入目。墓园不知所终，墓道变成了拥挤的马路，忠烈亭变成肮脏的菜场，墓碑后是污浊的厕所，墓碑深藏在解放军大院，无从凭吊。老兵们呼吁多年，政府不闻不问。直至二零零五年，新一军仍健在的五十多名老兵在广州聚会，广州市政府才慢慢有所回音，但是语焉不详，进度极其缓慢。
黄绍甫说：“我们都八十多岁了，有些老兵已经九十岁了。我们等不了多久了，当年战死在缅甸的朋友，总要让我们有个哭魂的地方啊！”老人家流泪的样子，让人心痛难当。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鬼子兵那么勇敢”
今天，英国、美国的二战士兵受到最高规格的优待，甚至战败的日军都在神社里接受国家元首参拜、全民纪念，中国的抗战老兵，却成了反法西斯战场上最寂寞的一群。
诺大的成都城，连一座纪念当年川军、远征军的雕像都看不见；广州的新一军公 墓 四 分 五 裂；而健在的老兵，更不用提优待，不少高龄老人还过着“上 无片瓦、下无 寸土”的凄 凉生活。
梁家佑在回忆录里写道：“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鬼子兵能那么勇敢、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全日本人民的嘱託、他们的死会被全体日本人感谢和永远纪念。我同情日本人对他们战死沙 场的亲人的敬重和怀念。更希望我们的人民也能对自己的为国战死的英魂年年表示一下敬意。”
抗日战争结束才六十一年。可是六十年时光，真的有那么长？长到中国人还记得为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上街 游 行，却忘了我们自己的英雄？
一位老兵说得心酸：“等我们 死 了，和当年败在我们手下的鬼子阴间相见，情何以堪？”
忘却历史、忘却恩人的中国人，我们又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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