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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对此虽不以为然，但为防万一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后因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坐火车。为了安全，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京。他还让他的五姨太和其他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先乘一列由7节卧车组成的黄色火车先行，并使这列火车与他的专车非常相似。
      待五姨太走后六七个小时，他才在卫兵的严密保卫下，于3日深夜乘黄色钢制汽车出帅府西门来到北京站，凌晨1点15分离开北京。为了安全，张作霖还安排了3位日本军官同行，他们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虽然张作霖专车的行踪十分保密，行期一改再改，但仍未逃出日本人的眼睛。专车一出发，河本大作便收到了张作霖离京的情报。他根据张作霖到达皇姑屯的时间，命令手下人埋下了30大包的烈性炸药，把导火线接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引爆装置上，并雇来3名对张作霖有仇的满洲兵在附近铁路上放哨。
      张作霖所乘专列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花车，挂在列车中部，专列前面还安排了一辆压道车。随行的有国务院总理及其阁员、侍从、武官等。列车到达天津时，靳云鹏、潘复等和2名日籍顾问下车，但义贺信也少佐仍留在车上。张作霖知道义贺少佐是日本闲院宫的忠实随从，只要义贺在他身边火车便不会出事。
      日本特务在监视张作霖专车路经山海关和锦州间，发现一列相似的专列，引起奉天日本人的迷惑。当河本的助手们想动手炸掉那个假目标时，他们从不断传来的电报中终于区别了两列火车。
      张作霖的专列在黑暗中飞驰在辽阔的满洲平原上。
      张和他的随从，包括日本人义贺少佐在明亮的灯光下打麻将。麻将打累了，便回各自的包厢休息。
      6月4日清晨，专列呼啸着向皇姑屯开去。花车里，张作霖与六姨太似睡非睡。张作霖虽然才50多岁，但脸色发青，战乱与内外忧困，使他脸上的皱纹显得分外深，与妖艳妩媚的六姨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警卫人员在警惕地东看西看，其他大部分随员还未起床。有的一夜未睡，刚刚进入梦乡，发出一阵又一阵鼾声。有的人已经起床，在过道上打太极拳，借以舒筋活血，排解旅途的疲劳。车厢里，惟有日本人义贺少佐在卧铺上不安地翻动着，他不时地看看手表。忽然，他从铺上取下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装着上厕所的样子，穿过通道，径直向后面的公务车走去，并用毯子裹紧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通道上。
      这时已是清晨5点半，专列准时来到日本人为它设置的“必死之阵”。河本的主要助手东宫大尉紧张地注视着这列专车。当张作霖的花车通过爆炸物时，他一按电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顿时烈焰滚滚，黑烟弥漫，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好几丈远，花车只剩下底盘。仅受了一下震动的义贺从车上跳下，看到此景兴奋极了，但他只说了句：“啊！好可怕呀!”
      专列爆炸时，张作霖的六姨太当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他被卫兵严密保卫起来，不准任何外人来见。张作霖大概知道自己已不行了，便痛苦地一字一顿地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让他赶快回来!”说完便于6月4日上午9时半去世了，终年54岁。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河本大佐在事前嘱托一个叫安达隆成的日本浪人找到流氓刘戴明。刘戴明以前因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务，对张作霖怀恨在心。安达隆成以两万元的报酬要刘戴明去找三个“游民”。刘戴明找好人后，每人先给了50元，让他们于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洗澡换衣服，然后连夜赶到满洲铁路陆桥附近的日军哨所听候命令。由于其中一人中途逃跑，伊藤便告诉剩下的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在火车到来时投掷炸弹，炸坏列车，并交给他们3封信。其中两封是刘戴明伪造的南军炸车命令，另一封是国民政府写给某人的密信。河本派车把他们秘密送到炸车地点处死，诈称他们是国民党北伐军派来的炸车凶手。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后，日本政府赶快派出工兵抢修铁路，欺骗公众舆论。同时，一面派内田领事向奉天当局建议共同调查此案，一面到处散布这是南方派来的游击队干的。
      20多年后，河本大佐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不得不承认：“张作霖是我亲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干掉的。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的瞭望台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