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李成暄的父亲李福光是国军的纵队司令。尉氏沦陷后，由于我和李成暄是好朋友，李成暄的父亲就让我跟着他干，当时我不知道能干些什么，他说让我干支队长，我说支队长要有人那，他说你能拉来三四百人就可以，我说差不多，他说那你就干个支队长吧，---我大姐家有个亲戚是汝贯{音}的，叫姚九思{音}，想干个大队长，他说找三五百人都不成问题，而我只能找三二百人---，这件事就这样基本确定啦，我们就一起到湾左{音}联络指挥官，途中碰见指挥官的副官郭中海，郭中海是韩集{音}人，是我的小学同学，郭中海把我们带到设在湾左{音}的指挥部，指挥部当时只有不到二百人，李福光当时不在指挥部，我们就住下了，当晚五更日本兵和汉奸队包围了湾左{音}指挥部，由于指挥部里的人还没有配备武器，结果全部被俘---。

     被俘后，我们被送到新郑县红学？{音}日本军营，一天三顿，每顿饭，给两个馒头，一个屋{囚室}给一桶凉水，约一个月后，又弄到新郑县看守所{监狱}，在监狱里只给原粮，需要自己磨，自己加工，监狱有带枪的日本兵站岗，我们一二百人住在一间大屋子里，没有任何铺盖的东西，有过了一个月，一天半夜十二点时，日本兵把我们叫起来集合，日本兵把我们挟持在中间，用绳子把我们捆在一起，然后把我们送到用来运煤的闷罐火车上，车厢大门紧锁，我们看不到火车外边，后来到了济南，我们被送到一个住满俘虏兵的地方，那个地方好像是叫新花苑{音}，在那里早上吃稀饭，中午是小米干饭，有豆芽菜，但是没有任何自由，那个地方人拥挤，出去解个手回来就没有坐的地方---，有一次解手时，我碰到一个本地人，闲聊后他很谨慎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说自己有病，否则你就活不成了，他说这里有一个病房，病房里天天往外拉死人，病轻的还能喝一点稀饭，病重的就在那里等死，最后老鼠把尸体咬的残缺不全，两辆马车一递一趟往外拉尸体，仍在城外北山的山沟里，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自己有病，即使真有病也不要说---。很快，日本人给我们换了新制服，把我们送到青岛，在青岛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喝凉水，有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当中身体好的都要送到日本，老弱病残不让去-----。

        我们要上船了，记得除了我们一起被俘的，还有新郑县宫寨镇公所的三个人，都姓宫，还有中牟县杨楼村的一个人，记得在日本他有病啦我还伺候他---。后来听说一共三条大船，我坐的是第二条船，因为战争还在进行，白天不敢走，只能晚上走，即使这样第一条船还是碰到了美国的水雷被炸沉了，船上的日本人、中国人都被炸死了---。我们乘坐的第二条船，由于风浪的影响，也是险象环生---，由于只能晚上走，在船上总共住了近二十天，吃的是掺了一半沙子的小米饭，一碗饭四五口就吃完了，有病又不给看，只有等死，死了就装进麻袋扔进大海，平均不到十分钟就会扔一个人---。

       船后来在日本下关靠岸，下船以后开始坐火车，是朝北去的火车，记得有许多隧道，后来到了一个名叫青神道函馆的地方坐了四个钟头的渡口船，是那一种带铁轨的船，后来又到了一个国峰{音}火车站不太远的地方，有一条路，路的两边都是水沟，我们就住在路西边得木屋里，屋里是木地板，穿的、盖得都是原来的东西，解手的地方也在屋里，解完手后就顺着屋子的下边是水沟流走了，吃的东西早上是类似黍黍面那样一种面蒸的馍，很黏，每顿发一个{不到二两重}，一个小瓷碗，大半碗鱼汤；中午是面条，也是那样的小碗；晚饭和早饭差不多。

干活就是在车站的南边挖铁砂浅的地方一二锹就能挖出来，深一些的地方多挖二下就出来了，挖出来的铁砂就撂在马车上，很快就运走了，另外还有日本妇女用大簸萁淘洗铁砂，我们用铁锹撂上去她们在水里冲洗，冲走泥土就只剩铁砂了。干活时有日本监工，监工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正在干活就没事，如果有人休息，就会被他用棍子敲一顿，他们说话我们又不懂，我们说话他们也不懂。工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杨楼那个难友有病了吃不成饭，我就去照顾他，日本人也给看病但是也不说什么病，只给一点药。

      我是阴历三四月份去的日本，阴历腊月就回来了{日本投降之后}。

      后来我们干活的时候，看到印着我们国徽的飞机来轰炸，也不知道有多少架，，飞机除了射击，还扔燃烧弹，有时飞机飞得很低，就像要挨着树梢，日本人就拉警报，还有日本人往我们干活的地方跑，我们私下说，这样炸下去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不过，北海道被轰炸的不算多。

我们不知道日本投降。忽然有一天，一个人所长职务的人来说，中午吃完饭先不上工，要开会。开会时他说：“大东亚战争和平解决了，中国和日本同宗同族，是一种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国家，你们在这里住一段时间，吃得好一点，把你们的身体养得好一点，就把你们送回去，只要你们守纪律，不要犯错误，犯错误就回不去了”。

       我们私下都认为他是撒谎，中国不可能与日本和解。过了两三天，那个所长又来说把内务整理好、卫生打扫好，因为美国人要来检查，我们收拾好等到晚上没人来，第二天晚上快睡时来了两三辆汽车，第一辆是美国人，第二辆都是日本警察，一来就召集开会，一个翻译官负责把劳工的意见告诉美国人，也为我们传达美国人的意见。

       翻译官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是战胜国，你们在这里受苦、挨饿，不用说我们也知道。后来美国人也讲了话，翻译官就走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劳工站在一起，他告诉我们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也是被抓来当劳工的，已经两年了，因为他会说洋话，美国人就让他当翻译，他说其他地方的劳工有被打死的，下面你们就可以找他们要东西，找日本警察要东西，他们如果不给你们就给我们写信，你们写了信我们就来。

正好第二天，有一个日本年青监工{他脸黑，还总是穿一身黑军装，我们总是叫他小黑狗}来了，我们就揍他了一顿，他躺地上憋气不吭了，我们以为他死了，谁知我们一走，他顺着水沟就跑了，我们大喊截住他也没有截住。

我们就去警察所要东西，警察所里没有人，其它地方也找不到，我们就把警察所砸了，给他们留了纸条要军毯要衣服，第二天就送来了，衣服是日本人的军装，我们撕了帽子上的帽徽，用纸壳画了我们的国徽安到帽子上。

       不做工了，穿的也暖和了，也不饿了，我们就到处闲逛，我们在附近山上转的时候，碰到一个逃跑的劳工，他躲着不敢见人，看到我们说中国话，个头也不像当地人，就跑出来与我们相见，我们就把他带到我们的驻地，给他衣服穿，问他是哪里人。

回国时先坐火车，美国人押车，他们在车厢里来回串，走到我跟前把他的日记本掏出来问我情况，他指着{日记本}地图上的北京、南京，问我是哪里人，他指到开封，我说YES{我会说英语是的}，沿途不知道都是哪里，到了下关，把所有衣服脱下了，用笼蒸他们说是消毒，还给毛巾等物让洗澡，洗澡后穿上自己的衣服就上船了。还没有洗澡时，杨楼那个劳工有病不会动，美国人就不让他上船了，送到了医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船在海上走了一天半，在天津下船，住在天津返国劳工招待所，美国人发了路费，讲了话就走了。我们住的地方是以前的天津北洋大学，国军94军121师362团驻地，我后来在3营9连当兵，当了一年多，驻防天津静海县，过完阴历年就当逃兵跑了，原来给的路费{数目已经记不清了}一路花完了。

    在日本做劳工，要日本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