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给新，原籍河南省新郑县薛店乡王张村人，现住长葛市毛纺厂家属院南院，今年79岁。

1943年，我参加了国民党13军新1师3团2营的机枪连。1944年农历五月初，部队在漯河同日军作战。日军从东西两边迂回过去，包围了我们整个师，由于当时部队处在河边，向后撤也不行，所以最终没有一个人突出重围，大部分都阵亡了，剩余的100多人全部被俘。日军将匀押到偃城县监狱关了几个月。其实，每天给我们吃发霉的谷子粒，特别难吃，一天两顿饭，每顿饭一小碗谷子粒。不仅吃不饱，而且生病了也没有人给治疗。仅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就死了一二十人。我自己就差点儿死在那里。有一次我生了病，走路都走不成，上厕所还得扶着墙去。到了晚上又发烧，渴得难受，所以我就喝了一肚子凉水，结果身体却渐渐好了。八月十四日那天，我们在漯河被俘的100多人全部被押上火车一直送到青岛集中。离开偃城监狱的时候，日本特务都跟在队伍两边押着我们走。

到青岛以后，我们学习了两个礼拜，在那里更是受尽了苦头。吃不饱饭，生病的劳工不仅不给看，而且有气的、活着的劳工都被拉出去埋掉了。据我亲眼所见，每天至少要拉出去5个人，有时甚至是七八个地住外拉。一天两顿稀饭，没有馒头，没有菜。集中营里总共有六七百人，其中很多都是战俘，有的是在洛阳被俘的。300人编成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又分成三个中队，中队下面又高小队，小队类似于军队 班，每个小队10个人。平常我们就学习日本话，学习做操。如果学举，日本人就用一米长的警棍打，也不管是胳膊是腿，打到哪儿是哪儿，胳膊、腿被打折了也没有人管。我们睡的是在冷坑，即长排的木板床，一栋房子里住300人，而且房子外面还围着铁丝网、电网，想跑也跑不了。解手之前不能先坐起来，而是要先向日本人打报告，日本人允许了才能坐起来，然后再去解手；反之，如果日本人不允许，我们连动都不能一下。平时就把我们关押在集中里，白天、晚上都不让出来。

东瀛血泪

两周之后，我们被押上了货轮。上船以后，我们都在船舱里呆着，当时船舱里一共有300人。轮船走了四五天，最后到达日本东京。我们在船上吃的是高粱米、土豆做成的大锅饭，一天两顿，饿不着，撑不着，不过比在青岛集中营要好一些。

在东京下船后，日本人首先领着我们去洗澡消毒。洗完澡之后，日本人又给我们发了一点儿药，并且让我们自己抹到身体上，全身都抹。接着，又给每个人发了一身黄色劳工服。后来，我们就被押到东京做工。

我们干活的地方距离东京市比较远，所以上下班都得坐车，坐车的时候也有日本人看着。每次都要坐火车走四五站才能到达工地。我们的工作就是在码头上装卸货物，有时是煤，有时是生铁快，有时就是木头箱子，木头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干活的劳工不仅有咱们中国人，而且还有美国人。干活的时候，由日本警察和日本带工负责带领我们干活，同时还监督着我们。如果你干得稍微慢了一点，棍子马上就会敲到你身上。由于我们的住处距离码头比较远，所以我们也不是每天都去干活的，有时两三天才去一次。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早上天一亮就得去，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早上、晚上都是两个大米饭团，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就是吃四个也吃不饱，更何况只有两个。中午的时候，有时发给两指厚的小饼子，有时发给两个大米饭团，没有菜，喝的是咸水，即土豆秧、开水，再加点酱油给煮成的汤，汤里面根本见不到丁点油。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铁路边上，铁路距地面有两三丈高。那里是一幢三层的楼房，一楼住日本人，二楼和三楼住劳工，我们在三层。整幢楼里一共住着300多劳工，楼下面只有一个出口，而且还有日本人看守。我们每天去打饭的时候，都有日本人跟着。生病得不到治疗，再加上劳累，以至于死去很多劳工，死去的劳工都被火葬了。

在东京干了五个月之后，因美国收音机轰炸频繁日本人又从我们当中调走200名劳工去敦贺做工，媾的码头不是很大。敦贺原有100名劳工，加上我们这200名劳工，共300人，全部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仓库里面一半是我们住的地方，另一半是伙房所在地以及日本警察和日本带工住的地方。平时由日本警察看守着，除了干活，其它时间一律不允许外出，干活时由日本人押送到工地。

到那以后，我们每天都干活，主要是卸轮船，装船比较少。轮船上装载的货物都是从中国运去的大豆、芝麻、玉米、麦子等粮食，以及铜铁之类的金属。通常这些货物都是散放在船舱里的。有时货物被装进大吊包里用吊车往下吊，每个吊包大约装两吨重的货物，吊包都是用麻布做成的;有时就让我们劳工手工往下卸，每包货有200斤重。用吊车卸货时，我们的任务就是用铁锹往吊包里装货。有时轮船上装的生铁块，每块都有50斤重。另外，轮船运去的煤也不少。

一艘货轮不是一天天能够卸-无的，一般情况下也得一二十天才能卸完。先将货物卸到码头上，然后再装上火车，我们也不知道要运到哪里。干活的时候，由日本人领着我们干。轮船上的货物大都被装在箱子里垛起来放着，所以在一次卸大豆的时候，我们就躲在货堆里面偷大豆生吃。当时卸货的十几个劳工轮流去吃，一个人进去吃了再换另一个进去吃。

码头上都是水泥地。有一次我扛着200斤的大豆货包，不小心脚下一滑，摔倒了，当时就磕掉三颗牙。干活期间，有二三十个劳工的眼睛都瞎了。我的眼睛也只是白天能看见，到晚上就看不见了（即夜盲症），日本人仅让我休息了两个月，其间也没有给予任何治疗。

归国前后

日本投降后的一个礼拜，我们还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留在东京干活的那100名劳工在队长的副食下向日本警察施压，说是要找到我们这200名难友。日本警察被逼无奈，于是就答应领他们去我们那里，结果到车站刚一下车，双方就打了起来，后来去了很多中国人，日本警察都被吓跑了，同时带工的日本人也不见了。不一会儿，队长带着四五个人去了我们工地，并且告诉我们“日本投降了”，到这时我们才知道日本投降的事。到了第二天，我们都不干活了。

在日本同我在一起做工的难友还有宝丰县大石桥附近的刘松亭，南阳的杨富荣、王林森、高荣、于长河（杨富荣和高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归国后在邮电局工作）。到日本以后，我们几个人始终都在一块，从来没有分开过。

日本投降之后，大队长企图要把我们300人卖给日本人，重新做华工，即自愿去日本做工的中国人。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以战俘劳工的身份在交换俘虏时返回祖国。因为刘松亭在大队部当通信员，所以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报告了三个中队长，继而，各个中队长又分别召集各个小队的队长一起去找大队长算帐。他们先大队长捆上，再吊焉打，一直打得他承认了。然后，大家就带着他找到日本警察所，并且让他将我们的卖身契改了过来。

自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呆了两个月才回国的。期间美国人去了我们工地，并且供给我们食物。因此从那以后，我们生活也比以前好了，也能吃饱了。回国之前，又给我们发了一身黄色棉军装。

1945年10月份，我们乘坐日本货轮回国，船上共有1000多人。四五天后，轮船到达塘沽港。途中，那个大队长怕我们将他扔进海，所以一直呆在船舱里不敢出来。在塘沽下船后，我们又被国民党94军包围了。他们不让我们走，还是要让我们去当兵。当时有很多劳工都跑掉了，但是我没有跑掉，所以就在94军当了兵。1949年5月，天津解放后，我加入了解放军4纵队十一旅三团炮兵连。东三省和北京解放后，我又参加了太原、西安、甘肃、宁夏的解放战役。1949年，参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停战后，我们军被调回东北。1958年，我退伍转业到黑龙江友谊农场参加工作，并于1964年调回许昌，分配到长葛，先在税务部门任职，后又到供销社工作，1982年退休。

文革时期，由于我去过日本，于是就把我打成了汉奸、特务、叛徒，而且经常遭到批斗。

我们去日本干了一年多的活，一分钱工资也没有给我们发过，生产受伤从未给我们医治过。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及傿赔偿我的工资及各种损失，并且还必须公开向我们赔礼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