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郭忠义，河南省郑州市密县（现新密市）袁庄柳前寺（村）人，今年77岁。

民国三十一年，我同父母和妹妹一起逃荒至山西平陆县。当时我17岁，妹妹也只有15岁。在那里刚刚呆了两三个月，日本兵就把我抓走了，当时父母都非常的伤心。日军先把我抓到蒲州，在蒲州住了几天，后来又将我送到运城。

在运城监狱里关押了半个月，每天都关着门，不让出去，我们的吃、喝、拉、撒、睡，都在屋里进行。吃饭的时候，日本人从门上的一个小窟窿里给我们递食物。吃的是谷子面馒头，喝的是凉水。半月后，我们又被押送到“太原工程队”。

到太原工程队以后，日本人开始让我们干活。但是当时我年龄小，不会干。郭老兵比我还小两岁，所以我们俩就整天呆着，一坐下就想家，一想家就哭。不久，我们两个人都生了病，不想吃，也不想喝，还不能动弹。后来，日本人把我们这些小孩儿都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孩儿队”， “小孩儿队”的劳工都不干活。成立“小孩儿队”以后，有人告诉我们：“等你们长大了，把你们送到日本国去，不让你们在中国呆了。”郭老兵一听说这话，马上就说：“我不去”。“不去，那你就去医院吧，日本人不要病号。”那人又说。于是，郭老兵就进了医院，我也跟着去看了看。那里都是木头房子，支撑房子的柱子很粗，房子里面都是木板床。到了晚上，经常有蚊虫叮咬劳工，有时用手拍一下床板，地上就能落一层臭虫。睡觉的时候，劳工们想翻翻身或者起来坐一会儿，日本人都不允许，就连抬头也不行。日本人拿着一米多长、两三寸宽的板子在屋里巡视，如果看见谁抬一下头，转身就是几板子。解手也必须报告，日本人批准了才能去，不批准就不能去。郭老兵在那里呆了五六天就死了，死后也没有土埋，而是扔进一个大坑里。日本人在一块空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凡是死掉的劳工都被连拉带抬地弄出去扔进大深坑里。那个大坑特别深，每次去扔的时候，人们都不敢靠近坑边。在太原关押期间，每天都往坑里扔死人。由于我在那里没有受太多的欺压，所以后来我的病也渐渐地好了。

闷罐车里汗如流水

病好以后呆了三四个月，日本人在太原工程队挑选了一批劳工准备押走，点名的时候正好有我，当时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要被送去哪里。那里恰逢天气非常热的时候，日本人将我们押到车站，然后把我们一个个装进闷罐车里。上车的时候，大人们先上，我们小孩儿后上。我们“小孩儿队”刚一进闷罐车，日本人就立即把车门给关上了，闷罐车的两边一共有4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我们那节车厢里总共坐了60多人。幸好我们几个“小孩儿”都在车门口呆着，当火车走动的进修就有点风从车门缝隙里透进来，使得我们还凉快些。然后，靠里面坐着的那些人都早已热得顶不住了，浑身上下没穿一要线，身上冒出的汗水就像流水一样。因此，里面的人就撵打我们，让我们给他们让位。但是我们就是趴在车门口不动，他就 就算是打死我们，踩死我们，我们也不会挪动一下。到晌午的时候，日本人用小帆布筒从小窗户往里面递水，大人们都抢着争水喝，没喝上多少水，水都洒到了身上。然而，我们就呆在一旁不吭声，也不跟他们抢水喝。就在如此闷热的情况下，我们连一口水也没喝上，吃的东西更是没有。差不多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三个小孩儿靠在一起议论着：“唉呀，今天咱们可是受罪了!”尽管我们就小声地说了一句，但是还是被大人听见。有一个大人走过来，连打带拨弄，两手一下就把我们给拨弄到一边，紧接着他就趴在车门口，我们也没办法阻止他。到晚上的时候，火车到达北京，日本人就打开车门让我们下车。下车的时候，仅我们那节车厢里就死了6个人。在北京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坐去了天津塘沽。

粪缸满的住外溢

到塘沽以后，我们住的是“大筒子”房，里面挺宽敞，房子里的床铺都是木板床。由于我们的住房靠近海边，所以床铺下面都是水坑。从北京到塘沽，日本人没有给我们发过任何东西，到了塘沽，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衣服，其它什么也没有。在那里睡觉比在太原管得更严。每排房子里面都有三个大缸，都是供解手用的，不管大小便，劳工们都必须站在缸沿上进行。到了晚上，那粪缸就满得直往外溢。劳工当中有身体强健的，就瘦弱的，还有生病的，生病的劳工解手时就上不了缸，所以就蹲在地上大便，日本人看不见也就罢了，如果被日本人看见就得挨打。在那里，我们每天的食物就是高粱面馒头，每顿给一个；没有水喝，我们就喝床下面水坑里的屎尿水。把水撇出来以后，澄清一下再喝。结果呆了十来天，劳工们都生病了--拉肚子，不管日本人如何打，我们就是下不了床，身体一动就要上厕所。后来日本人拉来一车水，至于是什么水，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每个人喝过半碗以后，都感觉肚子里稍微舒服了一些。

在塘沽住了十三四天，离开塘沽之前，日本人给我们发了一身衣服和一条被子。直到出门的时候，日本人才让我们把原来身上穿的脱衣服脱掉，换上刚发的那身衣服，然后背上被子跟着他们走，我们后面还有日本人跟着，任何人都不能乱跑乱走。最后，日本兵把我们押到海边，接着就上了轮船。

浑身长满了疥疮

上船以后才知道，原来那是一艘运煤船，我们就坐在船舱里的煤上面。有顿饭只给一个高粱面馒头，另外再让给点海水喝。轮船走了7天7夜到达日本国，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只是看见那个地方写着“山口县”三个字，我们就想可能是到山口县了。

一船之后，我们先住了一宿，第二天被押去一个澡堂里洗澡消毒。我们先在院子里把衣服脱光了，然后再进澡堂里洗澡，脱下的衣服都被捆起来拿走了。进澡堂以后，谁要是不下水，日本人就强行把他按下去。如果有谁不低脑袋，日本人就拿一个小木桶给脑袋上浇水。洗完澡出来穿衣服的时候，衣服都是热的。穿上衣服以后，我们又坐小汽船去了东京，因为我们的住处就在东京。

由于一路上坐火车受罪，到东京的时候很多劳工身上都长了疥疮。从脚脖子以上一直到下巴下面，都长有疥疮，有的是浓胞疥，有的是干疥，没有一个健康人。后来，日本人给我们弄了点药，让我们每天洗澡，每天涂抹。我们在那里住的是三层楼，楼里面住着好几百劳工。劳工们又都是男的，所以大家都不穿衣服，互相抹药，你帮我抹，我给你抹，脸以下的部位都要抹。抹药的时候，有一个挺粗的药瓶放在地上，用刷子蘸着往身上刷。不过那药水倒是挺有效，最后也把疥疮治好了。

在那里，虽然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从中国弄去的白面，但是由于水土不服，劳工们经常闹肚子，也吃不下，以至于死的劳工越来越多。因此，日本人就用木板另外建立了一个病号房，凡是生了病的劳工都被送进病号房里。在病号房里死去的劳工刚开始是被装进棺材里抬到火葬场火化，装劳工尸体的棺材由很薄的板钉成的。火化以后再把骨灰盒拿回来，由死去劳工的老乡负责保管，并且在回国时负责捎回。有时一天死三个人，多的时候一天就死四五个。劳工的骨灰后来回国的时候都被老乡们捎回去了。

刚去呆了半个月，日本人就开始让我们干活。平时我们就在宿舍里呆着，哪里来要人就去哪里干活。一会这儿要3个人，地会那儿要5个人，每天都来要人。起初只是要大人去干活，因为我们“小孩儿”干不了活。最后稍大点的劳工都被要光了，所以就让我们这些“小孩儿”去，一共有八九个小孩儿。扛铁棍我们杠不了，杠木头我们也干不了，所以日本人就让我们推着车打扫卫生，看见哪里有垃圾就打扫打扫，最后再把垃圾倒地垃圾堆上。一般情况下，日本不允许我们出院子，而且院子里面还有警察看守。如果谁出了院子，让警察看见了就得挨打。通常我们小孩儿不敢出去，但是大人们有出去的，所以大人们挨打比较多。出去做工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拿扛换棍来说，不管是一个人扛，或者是两个人抬，如果别人都能扛(抬)动，而你却扛(抬)不动，那就得括打了；如果你比别人干得慢了，同样也会遭到日本人的毒打；第一个人是怎样干的，后面的人都必须怎样干，要是谁跟不上谁就得挨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劳工：“八格牙路”。我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没有一天是不受气、不受折磨的，除非在屋里呆着，否则只要一去工地，肯定就是受折磨，挨打挨骂。

从东京移往酒田

我们去日本的第二年，美国就对日本进行轰炸投弹。也不知道为何，荣华地方都被烧毁了，偏偏我们所在的那个小鸟(大约方圆一里地)没有被烧到。后来，我们看见周围的河道上漂着很多尸体，有男有女，都是被烧死的。我们干活的码头也被烧毁，甚至白铁都被烧得流成了一片。因此后来我们一批人又被送去酒田(市)做工。

到了酒田，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论大人还是小小孩儿，都得干活。我们小孩儿的力气小，哪怕是让我们少干点，也得让我们干。我们的工作就是上下轮船、上下火车装卸货物。干活没有固定时间，只要有轮船，有火车，我们就得去干，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往火车上装煤的时候，先拿两个筐子装好煤，再用4要绳子穿上筐子挂到扁担上挑，力气大的就多挑点，力气小的就少挑点。上到火车上，把绳子一松，筐子里的煤就倒进了车厢里，然后劳工再从车上下来继续挑煤。有一次，就在我挑着扁担下火车的时候腿被挂破了，伤口大约有一寸长、三寸宽，而且时常复发、流血。

在我们去那儿之前，那里已经有一批劳工了。在那里，我们住的也是木板房，地面是沙地地，房子里面都是上、下两层的木板床。

脱离苦海归故乡

因为我们中国人听不懂日本话，所以每个劳工队都有翻译官。一天晌午的时候，翻译官去了我们的住处，他大声地喊道：“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日本今天投降了!”一听到这消息，当时大家都高兴地拍起手来。从那以后，日本警察也管不住我们了，我们就像出了笼子的老虎，获得自由，心里面也宽松了许多，所以我们就出去逛街，去电影院看戏，看戏的时候我们也得花钱。然而，我们花钱去看戏也有日本人不满意。一方面日本的老百姓也有比较阔气的，另一方面中国劳工得知日本投降了，也都想仗仗势力，所以看戏的时候哪里人多就往哪里挤，全是那些比较阔气的日本人就不高兴了，紧接着他们就开始动手打我们。起初我们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不过后来我们中国劳工就组织起来一同出去，出去的时候给袖子里塞上铁棍，该看戏就看戏，只要日本人一动手，我们大家就围攻上去乱打一通。不过我们的这种行为遭到了日本人的反对，就在出去逛街的时候，有两名中国劳工被日本人给打死扔进了海里。那天，海水退潮以后，我们在海边发现两具中国劳工的尸体，因为我中国劳工穿的衣服和日本人不一样。

回国时，我们先坐火车走了一天一夜，换乘军舰走了4天4夜就回到了塘沽。下了船，我们又去了天津。到天津以后，愿意当兵的劳工就留下当兵，不愿意当兵的每人发给一身破棉衣和5万元的国民澡联合票，然后就让回家了。因为我年纪小，所以没有当兵我就回家了。的途中，那5万元联合票仅吃了两天饭就花完了，到坐火车的时候也没有钱了，于是我们又找国民党给我们开了证明。可谁知道，我们拿着证明去坐火车，往南、往北都不通车，最后我们一行七八个人步行到太原，从太原坐火车去阳泉。到阳泉以后，正巧又遇上抓兵。当时，我和郑二喜(洛阳人)在一起。在日本我生病的时候他伺候了我一晚上，后来他的眼睛瞎了，我就一直帮助他、照顾他。所以只要他们(国民党)能够收留他，我就当兵，否则我就不当兵。最终他们答应我可以收留他，因此我就当了兵，当时参加的是阎锡山的部队。郑二喜被安置在后方留守处，而我却跟着部队走了，但是我也经常抽空回来看看他。一年多后，突然不见他了，听说是被送到残疾医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解放以后，我才回家。

我为日本人干了那么长时间的活，受苦受罪，到最后也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工资。虽然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必须得赔偿我，而且学得向我赔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