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任子岩,现年78岁,河南省郑州市密县杨左村人。
民国三十一年,我逃荒到山西蒲州。在蒲州被国民党抓住,编入杨振帮的挺进部队21纵队。后来,在雪花山同日军作战时被俘。日军将我带到蒲州监狱,关押在一间地下室里,同时还把门锁住。到吃饭的时候,日本人就从窗户边上往下扔苦面窝头,由于关押的人很多,所以有的人能抢上,有的人就抢不上。一天只给两顿。当时,同我一起被 俘的还有张全有、王实祥、孙新会、吴志跃、于金彪(于家庄人)、袁子军、陈宗海,其中于金彪和袁子军后来都死在了太原。在蒲州关押了三天,第四天早上天还不亮,我们被押出地下室,只见院子里点着一堆火,日本人上着刺刀站在那里。当时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说:“(是不是)一会儿出去枪毙咱们?”人吓人,大家都被吓乱套了,所以都赶紧挤在一起。最后,日本人将我们捆绑起来押往车站,4个人绑成一串,每个人绑着两条胳膊。
赶天亮的时候,我们就被押到了火车站。到车站以后,日本人把我们装进闷罐车里。晌午的时候,我们到达运城。下车后,日本人将我们关押到运城监狱,当时那里面关押着百十号人。在那里,我们先喝了三天的小米稀饭。不久,赵金魁、张全有和我都生了病,我耳朵也有点聋,差点儿没死在那里。有一天,石班长告诉我们说:“可不敢有病啊,有病了就要转到医院,一出去就要活埋。”经他这么一说,我们的病情更重了,吓得连饭都吃不下了。当时那里关押的很多都是小孩儿,我的年纪还是比较大点的,张全有那里只有12岁。张全有先得的病,他一得病,我也跟着生了病。因为吃不下小米稀饭,所以我们就向日本人要点胡萝卜吃,那东西吃在嘴里甜甜的,挺好。在运城监狱呆了一个月,我们一行四五十人再次被押上闷罐车运往太原。
饿得捡不动一块砖
下火车后,我们被押送到“太原工程队”。第一天早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本以为可以吃上白馒头,结果却依然是小米稀饭。当时我们都早已饿得走不动了,可是他们却还让我们吃小米稀饭。吃了4小米稀饭,后来日本人让我们出去做工,做工就给发馒头,每顿饭给一个,馒头是用橡子面做成的;不出去干活的就不给发馒头,只让吃稀饭。第一天去做工的进修,我刚走到工地上,顿时就感觉天旋地转,不一会儿我就昏了过去,工友们好不容易才把我弄醒。那一在也没吃上什么东西,到晚上的时候工友们把我搀了回去。我们年纪小的就是捡石头,挖土。吃不上饭,没有力气,别说捡石头了,就是连一块砖头都捡不动。因此,日本人就又让我们去拔草。那天上午拔完草回来洗手,我第一个洗的。刚洗完手,手指就开始发痒,后来我不经意地用手挠了一下脸,结果到下午的时候我的脸和手都肿了起来。解手的时候,由老乡张福生和王栓柱背着我解手;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照顾我、帮助我,给我盛了一碗面条,但是我吃不了,因此只能喝面条汤,面条留给他们吃。
关押我们的大院里有三层电网,而且还有日本兵站岗。生病的劳工都被送到医院。我的老乡于金彪在我手肿期间住了院,没过几天,他就死了,他的尸体被抬出去扔到大井里。关押期间,光死掉的劳工就添满了大井,每次一刮风,那里就会臭气熏天。
一节闷罐车热死五十人
六七月间,我们又被装进闷罐车押送到北京。我们在北京清华园住了一宿,然后又继续坐火车往天津走,火车快到天津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突然停住了。火车行驶的时候,车厢下面的缝隙中还有点风;火车一停,车厢内马上就热得要命,而且还没水喝。没有水喝,我们就喝尿,尿喝到嘴里是咸的,接着又将擦下来的汗水拧一拧,接汗水喝,汗水也是咸的,那简直就不让人活啊!火车在那里停了一天,其它车厢死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一节车厢一开始共有83人,到最后仅剩下32人,其他51人都被活活地热死了。
到了塘沽,我们住的都是大板房,床下面还有水坑。日本人不给水喝,我们就舀床下面水坑里的水喝,喝的时候用毛巾滤着喝,那水也是咸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衣服都被收走了。解手之前还必须喊报告。有一镒,我去解手,报告一次没人答应,再报告还是没人答应;又报告第三次,“啪”的一声,我的屁股就挨了一板子,“干什么?”看守人员问。我说:“解手”,那人又说:“等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我再去报告,“啪”的又是一板子,这才让我去解手。解手还不让出去,就在屋里解,屋里有个大缸。解完手回来之后,还得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关押期间,有一个劳工跳海逃跑,但是也没能跑掉。那天,日本人把他从海里捞回来以后,集合所有劳工开会。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日本人用洋镐把他的脑袋砍掉了。在塘沽住了七八天,日本人给我们照了相,然后就把我们押上了轮船,还说是要送我们去日本。上船之前,又给每个人发了一条小薄被子、一条毯子。
押赴东京搞装卸
轮船在海上走了十多天才到达日本。在船上,日本人用锅给我们煮面疙瘩吃,也不知道是高粱面还是其它什么面。有时一天一顿,有时一天两顿,下雨的时候就没的吃,轮船的船舱里装的都是煤。
我们在日本门司下的船。下了船,日本人首先就让我们脱光衣服洗澡消毒。因为在塘沽的时候,每个劳工的身体上都长了疥疮,所以一下到水里面就疼得要命,谁要是站起身,日本人就拿竹杆敲脑袋,死劲地敲。脱下的脱衣服都被蒸了,洗完澡出来再穿衣服。那身衣服是在太原给我们发的,学有编号,我是440号,用日语说就是“元下古元八”音译)。点名的时候,日本人不叫我的姓名,而是直接叫我的编号“元下古元八!”
后来,我们又去了东京,早上又从东京坐小船到三桥。三桥是中国叫法,用日语说就是“阿萨卡米”。那里一个小铁桥,我们就在铁桥附近的一幢楼上住。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就是装卸火车和轮船,煤、盐、大米都卸过。每次干活都由队长带着去干。干活的时候,如果哪个劳工背不动(货物),日本人过来骂我们:“库拉,八格牙路”,紧接着就用穿着皮鞋的脚狠踢劳工的身体。
冬天的时候,日本人只给劳工发了一件棉坎肩,不过东京那边也不太冷。
在新泻火化难友
我先在东京呆了五六个月,后来又去新泻县呆了五六个月。1945年二月份的时候,有飞机去东京轰炸,轰炸的前两天什么也看不见。三天的一,我们住的楼房后边的水面上就漂了一层尸体。我们的楼房虽然没有被炸到,但是附近的火热太大,风一刮,火就向我们这边烧了过来。由于楼房大都是木板建成的,很容易烧着,所以我们赶紧砸断水管,但是没有水。情急之下,大家都尿尿,最终火被弄来了。从那次东京遭到轰炸以后,我们就没有活了。所以日本人就把我们分成三批分别送到三个作业场,第一批送到秋田县,第二批送到山形县,第三批送到新泻县,我就属于第三批。
新泻县的劳作地点是一个大码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是4个大队的劳工,1大队的都是青岛人,我是4大队的,我们的队长是陈树群,山西人;会计是李四平,保定人。
在新泻,我们住的是木板钉成的楼房,我们在楼下住。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依然是装卸货轮。
日本人让我们吃的食物就是栗子面。那种面吃到嘴里是甜的,然而咽到肚子里就感觉不舒服,致使劳工们都拉肚子。在新泻劳作期间,1大队的两个劳工逃跑过一次,抓回来以后就被关进了监狱。劳工得了小病,日本人也给看。但是,如果看着“不行了”,就给劳工打一针“了事”。跟我在一起干活的许珍出汗时被冻感冒了,日本人就给他打了一针,不一会儿他就死了。
在东京死的劳工比较多,死后也不知道是火葬还是土葬,我也没有见过。在新泻县死去的许来珍是被火葬的。那天,我和张翻译一起把他的尸体运到火葬场。到火葬场以后,我们就把他的尸体装进一个大火炉里,火炉下面烧着柴禾。第三天,我们去火葬场用筷子刨了一些骨灰,再将骨灰装进一个木头盒里,回国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骨灰带了回来。
十余难友被水雷炸死
1945年8月13日,我们的工地就开始防空。15日那天,有飞机往下扔传单,有识字的劳工捡起地上的传单一看,上面写的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以后,有飞机给我们投掷食物。但是,我们还在干活,直到回国前的四五天我们才停工。
我们的工作依然是装卸货轮。有一次,4小队队长带着其他劳工去干活,我在宿舍休息,没有跟着去,后来,日本人派我去送饭,我先去的码头,但是没有人。随后,我就跟日本人一起坐上汽船。我看着日本人的表走了15分钟,汽船才出了口岸。刚一出港口,就有几米高的大浪向我们的汔船翻打过来,船被打得晃来晃去,给工友们带去的饭也随船而动,一会儿晃到左边,一会儿晃到右边,我抓了两三回才把它抓稳。大约过了中午2点的时候,只听的一声巨响,工友们正在卸的那艘货轮被水雷炸着了。当时一共去了20多名劳工,其中杨新俊和4小队队长都被炸伤了,4小队队长的一只手被炸透了;杨新俊的被炸破了,包扎后送进了医院;有一名失踪的劳工叫刘军鍵,其尸体后来一直也没能找到。在此次事故中,最终有十几名劳工都被淹死了。
投降以后,我们又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才回国。回国时,我们坐的是美国大轮船。在塘沽下了船,我们又坐火车去了天津。
到天津下车后,我们去了北洋大学。刚开始有人说让我们去一个执行所拿钱,就在我们去取钱的路上,天津市市长李文定开着一辆黑色汽车就来了,他说不让我们去取钱,所以我们就返回了北洋大学。第三天他给我们开会时说:“现在发钱,怕你们在这里乱花,所以回家的时候再给你们发钱。”不过后来钱也没有发到我们手里,而是被当头儿的弄走了。没过几天,国民党的军队(92军或94军)就到了天津招兵。大家一看形势不对,就商量着回家,都不想当兵。因此,我们先坐火车去北京,劳工坐火车也不用花钱。但是因为铁路不通,于是我们就在北京住了三天,之后又去了石家庄。刚一到石家庄,我们就被 国民党第三军给抓去当兵了。我在石家庄当了两年兵,直到石家庄解放以后,我才回家。我同两个漯河老乡一起步行到郑州,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去过郑州,所以我从郑州一路走一路问,最后才回到家中。
文革期间,因为我去过日本,有人就说我是日本翻译官,还说我投敌叛国,所以整天的开会批斗我。从那以后,我一直背着一个坏名声。
我为日本人干了两年的活,受苦受罪,而且他们还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因此,他们必须赔偿我们,同时还要公开向我们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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