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重庆去！到重庆去！这音节急促的口号，曾是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律，近5000万沦陷区难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朝着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转移。西方记者惊叹，这是自游牧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重庆成为中国最后的耶路撒冷，中国最后的陪都。
这不仅仅是一次民族生命的死里逃生，这 也是中国南宋以降民族精神凤凰涅槃般的艰难复兴。除早逝的鲁迅、遁入空门的弘一法师和溜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几乎所有现代士大夫和才子佳人，都感领过巴山渝水的万千气象，都在这座云横雾纵、大气氤氲的山城体验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悲壮韵味。
近一半中国近代惨淡经营的高等院校内迁重庆，近70万师生家属踏上自孔子以来未曾有过的民族教育重心大转移的不朽征程，几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无一不拜中国战时教育之赐，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撑起中国抗战建国的广大天空；中国现代极富民族和时代特色的戏剧、电影，永远与南来山色、东去江水融为一体；一首《嘉陵江上》，唱尽中国人的乡思愁绪，吼出中国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的时代主旋律；在“重庆大轰炸”的烟山火海中，一幅象征中美伟大友谊的《世界和平信使》苍茫问世，至今珍藏在华盛顿罗斯福总统博物馆，比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更早十年，以鸽子喻和平，宣示中国人崇高的人类情怀；中国当代新儒家几位开山祖师和传薪港台、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无不在民族危难与抗争的历史活剧中灵心善感，运思泉涌；毛泽东也因为重庆生平第一次飞上云空，又将1936年写就却不曾示人而寄寓了其平生雄心的词作，献给世人……重庆对中国贡献巨大，它曾荣幸地分担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苦难，分享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等条约，正是在它的巅峰时期被悉数废除，中国跻身世界反法西斯四强并成为联合国缔约国，这座不设防不矫饰不炫耀的城市都与有荣焉。
它是一部血肉文本，由战争之神排印后就封存至今，专待那灵犀相通的后来者披阅观览；它是一出历史活剧，幕帘拉开后便再也没有关上，任凭舞台和主角们顺江而去；它是一座丰碑式的废墟，久怀苍凉的心境和静穆的眼光见证着造化的演变。
4月25日，全国的文化出版机构和众多文化人又一次云集重庆，共襄第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盛会，不禁使人记起六十余年前那场更大规模的聚集：全国一流的教育、文艺、新闻出版和科学技术机构及人才荟萃于战时陪都，郭沫若、茅盾、曹禺、老舍、马寅初、顾颉刚、徐悲鸿、张大千……他们同重庆人民一道，背负民族的创痛，用自己的笔和血气，战斗、抗争，终赢回中国的荣光。
从本期起，本报特开设“陪都读书忆往”专栏，希望通过名人之后、名人近友以及研究者的追忆，重返那个星光闪耀的年代，重温血雨腥风岁月里的一脉书香。
老舍先生是喜欢书的，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和藏书。
早在英国的时候，他缩衣节食，省出钱来，买了包括莎士比亚原版全集在内的不少书，竟然长期挨饿，得了胃下垂。
可是，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让他成了无书的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图书全部丧失掉，让他十分伤心，从此不敢再存书。
“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形势紧张，8月13日老舍先生只身由青岛退到济南，两天后，夫人和三个孩子也来到济南，住进齐鲁大学，但书籍、行李和家具全剩在了青岛，遂托挚友想办法日后送到济南。九月初大学开学，但开学没多久即停课，教师和学生几乎走光。等到11月15日，守军主动炸毁黄河铁桥，黄昏时老舍先生提起小箱子赶到车站，经朋友帮忙，由车窗中挤进最后一趟离开济南的火车，落在挤在车箱中撤退的士兵当中，逃到武汉，开始了流亡生活，而家属则留在济南。
家中所存杂志有四大筐之多，由青岛逃出之前，为了减轻累赘，全部卖掉，仅得四十铜板。火炉、小孩的卧车，和老舍先生全份的刀枪剑戟全部扔掉。主要家具和书籍全由铁路上的朋友送到了济南。老舍先生将自己的书籍、字画，全部打了箱，寄存在齐鲁大学图书馆里。
一年之后，夫人和孩子离开了已经沦陷的济南，由娘家嫂子接回北平，家具等大件又全部扔掉。这次最惨重的损失是书籍、字画和书信。书籍和字画仍存在图书馆，后来齐大成了日本人的兵营，连校内地上的青草都被日本军马啃光了。那些书籍、字画最终下落不明，彻底遗失了。书信，其中包括老舍先生和胡絜青先生的早年情书一百余封，被夫人临走时藏在齐大校园内长柏路二号楼下的大洋铁炉子体内，最后也是不知所终。
从此，老舍先生和家人，五条人命之外，一无所有，成了“四大皆空”的人。
1943年，老舍先生的三个孩子已经分别长到十、八、六岁，可以自己行动了，由妈妈胡絜青和一名跟家人一样的女佣陈妈带领，千辛万苦，走了五十多天，徒步横穿河南，逃出了沦陷区，来到大后方重庆和老舍先生团聚。
这时，老舍先生住在重庆郊外北碚镇。据我的回想，当时在老舍先生身旁的确没有发现任何书籍。房中倒是有一架竹制简易书架，可惜，上面空空如也，全然无书。此时，他已下定决心，不再存书，免得日后损失了伤心，书还是由公众图书馆去保存吧。
那时，国立编译馆就位于我们住房的附近。那是一座负责编写全国中小学教材的权威机构，有内部图书室。胡絜青先生来到北培不久，就当了国立编译馆的馆员，分派到通俗读物编研部工作。梁实秋先生当时在该馆供职，王老向先生则是胡先生顶头上司。萧伯青、萧亦五、席征庸等先生都是她的同组同事。虽然北碚在卢作孚、卢子英伯仲二人的倡导和支持下拥有一座很像样子的公共图书馆，但老舍先生从未从那里借阅过书籍。我想，老舍先生大概都是托朋友们替他在编译馆图书室解决借阅，如果有什么书籍要参考的话。
有一个时期，老舍先生借阅了一些英文书来看，白天在写作的空隙之间大声地朗读。大声朗读英文，这本是他的一种习惯，以后也一直维持着。晚上，等到孩子们下了课，两位姓萧的朋友也下了班，吃了晚饭，围坐在院中，由老舍先生宣讲英文小说中的故事，像说书一样，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很吸引人。讲累了，便“且听下回分解，明日再讲”。这样的故事会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正是老舍先生创作《四世同堂》第一部的时候。我记得那部英文书的故事是描写战争的，大概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新的美国小说。我猜想，阅读这些书的本意并非全是消遣，和他正在进行的抗战文学的创作可能间接的有点关系。
老舍先生倡导念书，尤其是外文书，哪怕是完全无关的书；写累了，念一念，换换脑子，是一种休息，偶尔还会有意外的启发，产生新的灵感，一个解决难题的契机说不定就此诞生，总比想不出好词愣想愣憋更好一些，往往有出其不意的奇效。
老舍先生本来是教书匠，在抗战前，在大学教书是要写讲义的。只见他整天坐在图书馆里埋头备课，阅读了大量参考书，做过大量笔记，只在假期才进行小说创作。他的一部《文学概论讲义》，居然引用了一百四十多位古今中外学者、作家的论述、作品和观点。就是后来不教书了，他依然保留了摘记笔记的习惯。
他的笔记有两种，一种是对景物的观察记录，尤其是早期，记的很勤，日积月累，常常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素材；另一种是读书笔记。
随着年纪的增长，笔记记得越来越少了，但阅读习惯一直保持着，直至晚年。
“四大皆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50年代初。条件改善之后，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小院子，老舍先生又开始买书和藏书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踊跃，多半是只买那些对他的创作有直接参考价值的，譬如记述义和团的历史书。
60年代初新版《鲁迅全集》问世时，老舍先生曾派孩子在第一时间到王府井新华书店去排队，抢购了一套精装本，充当自己的镇宅之宝，并把周恩来总理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时委派诸多大文学家联名写的邀请信藏在《鲁迅全集》的某一卷中，那封信是盛情邀请老舍先生回国的。此举，像这封信自身一样，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为结束“四大皆空”画了一个圆美的句号，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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