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诞生了许多荡气回肠、意义深远的革命歌曲。这些歌曲以其内容直白、旋律动听、朗朗上口等特点广为传唱，历久不衰，并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它们不仅打动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民，而且还赢得了不少外国人的喜爱。见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国际著名记者、波兰人爱泼斯坦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在中国革命的战火纷飞时，就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黄河大合唱》等歌曲结缘了。
最先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外国记者之一
      191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2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他们一家先在哈尔滨住了3年，后移居天津，一直住到1937年末。这个时期，他们生活在外国租界区。爱泼斯坦自幼就对中国悲惨的社会状况耳闻目睹，对内战频发、灾荒不断的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感同身受，无比同情。
      他才思敏捷，酷爱写作，15岁开始就在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这家英国人办的报纸是当年天津三家英文报纸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两地发行。报馆人手很少，爱泼斯坦从打字、校对、采访、编辑到写社论、拼版，样样都要干，小小年纪就锻炼成了一个全能报人。并因此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人物――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埃德加·斯诺，且加入了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的行列，参与了对“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学生的接待、安置活动，并整天奔波在大街小巷，采访民众的抗日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与斯诺的结识，其震惊中外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也照亮了爱泼斯坦的眼睛与心灵。
      卢沟桥事变前几个月的一天，爱泼斯坦得知上海全国救亡协会发起了一个“大众歌咏运动”，这个歌咏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爱国大学生刘良模来到天津开展歌咏运动，爱泼斯坦立即前去采访。
      爱泼斯坦一走到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大厅门口，就听到一阵强劲而激昂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歌声像雄狮怒吼般从敞开的大门里迸发出来，势不可挡地冲到了大街上。
      过去，爱泼斯坦很少听到中国人唱歌。他经常听到的是他听不懂的古老京戏、悲切婉转的京韵大鼓和津门小调，要不就是港口码头上的苦力们“嗨哟、嗨哟”的低沉的劳动号子。而现在，这种新式的中国歌声，听来“好像一位神情紧张、声音沙哑的司令官，在发动攻击前夕，向充满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
      爱泼斯坦加快脚步走进大厅，只见有好几百个人精神抖擞地站在那里，在刘良模指挥下放声歌唱。人群中，有学生、工人、店员，还有拉人力车的车夫。他们个个全神贯注，跟着刘良模一句一句地反复歌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当时，爱泼斯坦还不能完全听懂全部歌词，但那铿锵有力的旋律震撼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这支歌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爱泼斯坦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地感染了，他情不自禁地跟着那些中国人学唱了起来。
      当时的天津虽然还没有沦陷，但却驻扎着4000名日军和许多日本侦探、间谍。歌咏活动的第一天，就有两个日本侦探突然闯了进来。有的人不免有些紧张起来，刘良模却装作没看见，镇定自若地用更加有力的手势鼓励大家继续高唱。
      日本侦探眼见这般无所畏惧的宏大气势，不敢声张什么，灰溜溜地退了出去。大家的勇气和激情更加足了起来，十几个青年围住刘良模，要求去组织更多的歌咏队，教更多的人唱这首歌。
      活动结束后，爱泼斯坦走上前去，立即现场采访了刘良模。
      爱泼斯坦问刘良模：“为什么要开展这种歌咏活动？”
      刘良模充满自信地回答：“你不知道，一首很容易学会的歌，可以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识字。向他们发表抗日演说，会遭到逮捕。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里虽然没有抗日的字样，但它的整个内容可以把抵抗侵略的口号，通过人们的嘴传唱开来。”
       刘良模稍作停顿，继续慷慨激昂地说：“这种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一首爱国歌曲的传播。”
      当采访结束时，刘良模紧紧地握住爱泼斯坦的手说：“我们很快就要组成一支歌咏队，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会变成战斗队！”
      爱泼斯坦为刘良模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中国青年所深深感动。他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报道。在报道中，他满怀激情地称颂这首歌“像战斗的号令一样，唤醒了被压迫的、沉睡的民众”。而刘良模“不仅是歌咏活动的组织者，以歌唱的成功为乐，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不单单是发挥着自己的闪光思想，而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其人民的潜在力量和觉醒”。
      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老百姓传唱《义勇军进行曲》。但是，在那次采访后不久，爱泼斯坦走在天津的大街上，总会不时碰见一个学生或是工人，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哼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几个星期过去了，会唱的人越来越多，连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小孩子都唱起来了。住在天津租界里的西方人纳闷地问爱泼斯坦：“这是什么歌？为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唱？”他笑而不答，而是昂首挺胸地大声唱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问者吓了一跳。
      后来，爱泼斯坦在报道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情况的《人民之战》一书中，再次提到了《义勇军进行曲》，他激情澎湃地写道：“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这首歌，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随后，当日军的铁蹄踏进天津的时候，在天津居住了20年的爱泼斯坦的父母不愿意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之下，决定去美国。爱泼斯坦毅然一个人留了下来，坚决地与中国人民一道投入到抗日战争之中，他坚信：“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和失败之后奋起抗争，是绝不会失败的。”
      从1937年到1938年，身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真实地记下了卢沟桥事件的第一声枪响、天津争夺战的激烈悲壮、南京武汉军事事态的发展、台儿庄战役鼓舞人心的胜利，直至广州沦陷时的情景。
      在亲临山东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时，爱泼斯坦和一些中外记者面对大炮轰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野的惨烈景象，大家都感到十分紧张。此时，与他们同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激昂的歌声，使大家很快镇定下来，人们都跟着放声歌唱，恐惧的情绪一扫而光。爱泼斯坦看到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本军队的猛烈炮火，前仆后继，打垮了日军的进攻，取得了台儿庄大捷。战争结束后，兴奋无比的他和荷兰纪录影片导演伊文思站在被击毁的日军坦克上合影留念，雀跃欢呼中国军队的胜利。
      2005年，爱泼斯坦去世后，他的夫人黄浣碧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情地回忆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她说：“还有一样东西是艾培（即爱泼斯坦）很少示人的，就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在美国一家录音店里录下由他自己演唱的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足见爱泼斯坦对《义勇军进行曲》的热爱有多深、对中国的热爱有多深！
将《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传唱国外的第一人
      爱泼斯坦一直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和新中国的认识和理解。他觉得音乐在各民族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于是想方设法促使《黄河大合唱》在美国演出。
      1944年，爱泼斯坦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正是这次延安之行，才使他真正体验到《黄河大合唱》这首激越昂扬的歌曲。
      在延安的窑洞里，爱泼斯坦采访了毛泽东，结识了朱德、贺龙，写下了大量生动详实的报道，使外界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半个世纪以来，爱泼斯坦的客厅里一直高挂着他离开延安时毛泽东送给他的亲笔签名画像，一直珍藏着在延安的采访笔记和照片；另一件一直被收藏的珍贵物品，便是由延安带回的《黄河大合唱》的乐谱。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当年，在延安随处可以听到这首歌曲，那激昂铿锵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忘，尤其钟爱。他觉得，《黄河大合唱》是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强音，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而坚强的精神。当时，他特意向延安有关部门要了一套《黄河大合唱》的乐谱，从此一直珍藏。
      这一年，经爱泼斯坦帮助改写，新华社在延安窑洞向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电讯，从此，世界开始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同年，爱泼斯坦与叶君健合作，第一次将冼星海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译成英文，为很多国际友人广泛传唱。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爱泼斯坦前往美国途经英国时，遇到了他的中国老朋友、翻译家叶君健，久已酝酿在心的奇想蓦然凸现：何不将《黄河大合唱》这首优美杰出的歌曲翻译介绍到美国去？那一定会产生宣传中国、增进了解的效果！因为美好的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于是，爱泼斯坦热情兴奋地邀请叶君健同他一起将歌词译成适于歌唱的英文，带到美国。
      到美国后，爱泼斯坦揣着心爱的《黄河大合唱》的乐谱及译词，满怀希望、兴致勃勃地四处奔走。他先是把《黄河大合唱》送给俄裔美国朋友，著名的“唐格坞音乐节”的作曲兼指挥谢尔盖?科斯维茨看，希望在他那里演出。但这位俄国流亡者不屑地瞥了一眼，说配器法太简单，便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爱泼斯坦并不气馁。他又通过美国“援华委员会”请来一位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美国作曲家沃林德福·莱格尔来合作《黄河大合唱》演奏事宜。在沃林德福·莱格尔的帮助下，乐曲增加了比延安演出时更多的伴奏乐器，使演奏效果更具震撼力。
      爱泼斯坦还得到了纽约州长查尔斯·爱迪生及报业大亨、《时代》和《生活》杂志老板亨利?卢斯夫人的赞助。尽管这两位人士在政治上属于美国的右翼，但他们都被爱泼斯坦的真诚所打动，接受了他的要求，并说服新泽西特伦顿的威斯敏斯特合唱团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演出。爱迪生州长和卢斯夫人亲自出席，演唱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爱泼斯坦总算了却了一桩心事。他的脸上浮现着欣慰的笑容。由此，他成为把《黄河大合唱》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