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91岁的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来华谢罪。5月19日,新华社将他在北京卢沟桥下跪的照片传遍中国。本多以谢罪方式告知日本人“60多年前的战争是场侵略战争”。他以谢罪方式告知中国人“日本国民中有跟小泉不一样的人”。 促成本多谢罪之行的人是民间抗日人士,《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作者方军。15年,方军致力于寻找、采写最后一批人(抗战亲历者)口述史,无论老八路还是老鬼子。其旨,为避免给已存不少证据遗憾的抗战史新添疏漏。 ■愿君不杀人,愿君不被杀 5月19日,新华社将91岁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下跪北京卢沟桥的照片传遍中国。该日,我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时举例,与小泉参拜形成反差的是本多立太郎的跪拜忏悔。同是日本人,一拜一跪,其谢罪态度,世人自明。 与下跪的本多同时摄入镜头的还有两个站立者,一是方军,一是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王新华。本多此行,方军搭桥促成。方军、本多结缘8年,通信100多封。信件中一半为本多自办发行的报纸———《顽皮报》,方军称“一个人的通讯社”。从撰写、组稿、社评、杂谈到排版、复印、邮寄等,一月两期,本多一人担当。邮寄对象是相关人士,如最初的21名老兵,现仅存7名。每期发行量400多份。本多请方军出任北京分社社长,并寄来委任状。方军曾就“顽皮”二字请教,本多正色但没正面回答“我不是91岁,我19岁。”报纸内容四方面———忏悔过去、警醒未来、反思战争、反对右翼。戏剧性的是,总政话剧团老八路刘大为也办了一份周报《爱晚情音》。昔日敌我双方的描述、反思在方军处汇合。焦点一个———日中友好,永不再战! 方军从顽皮报中触摸到本多———一个忏悔老兵的战争经历;一个反战军人的思想脉搏;一个耄耋老人的下跪背景。 本多是北海道小樽市人,早稻田文学系毕业。1939年初夏,25岁,时在东京《朝日新闻》任记者的本多接到一个红信封(入伍通知书)。同年8月出征中国。本多被编入步兵15师团51连队第二大队六中队,驻扎江苏省金坛县。 本多在他自著《想听波利乐舞曲———上门给你讲战争》中回忆他出征前心碎一幕。本多到他女友家开的茶馆与女友告别。女友见他剃光头,先沉默不语,后在留声机上给他放西班牙《波利乐舞曲》唱片,一遍又一遍。该乐让本多联想“青春葬曲”、“爱情葬曲”。其间,女友问他何时出发?“今夜7时上野。”他说,女友重复一遍。五遍波利乐之后,两人含泪道别。本多1941年回国,那时得知女友一家被美军炸弹炸死。他在夷为平地的茶馆前仿佛又听到波利乐。 本多驻扎中国近两年,600多天战时岁月噩梦般纠缠他60多年,直至今日。活在历史中的本多常被梦中一幕惊醒。他的书及报纸对这一幕多有描述。“一日,我与其他士兵奉命从金坛押送10个俘虏赴南京,途中被中国军队袭击,因为我们要隐蔽,上司命令我们就地处理掉俘虏。当时夕阳西下,残阳如血。我们将俘虏带到长江边,然后举起刺刀。我记得我面前的俘虏冲我笑了一下。长官一声令下‘快把他们处理掉’,我立刻将刺刀刺进微笑者胸膛,他‘啊’了一声,与其他俘虏全部仰倒江中。江水即刻被染红,回流致使尸体在红的江水里来回打转……” 如血残阳与红色江水定格本多记忆深处。如果说这个记忆是魔鬼,而另一个记忆则是天使。本多驻扎金坛期间,凡休息日,其他人去慰安所,他在亭子里看书。他不去慰安所是受父亲来信叮嘱,“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国家,日本文化源于中国,你不要做玷污文明之事。”驻防地近邻,一个10岁左右男孩经常在亭子附近踢球。一日,男孩将球踢到正在看书的本多身边,本多将球踢还给他。男孩姐姐出来了。她一把拉过弟弟,没收了球。她对弟弟边戳点边说着什么……本多从姐弟俩的肢体语言上看出,姐姐训斥弟弟别跟日本人说话。本多对姐姐留下“容貌姣好”印象。 本多在最新一期顽皮报上回忆这个容貌姣好的金坛女孩。早春一日,村长率部分村民在桃林中宴请“皇军”,其中一个节目,叫女孩给“皇军”唱歌。当村长命令她时,女孩起身说:“我不给日本人唱歌,要唱,我也给八路军唱。”说完就跑,全场顿时哑然。女孩伏在家门口一棵树上哭,本多佩服她的大胆,遂悄悄跟她身后,说:“中国早晚有光复的一天,那时候,会满足你给八路军唱歌的心愿的。” 不久,本多部队转移,行前,女孩弟弟交给本多一字条,上书“愿君不杀人,愿君不被杀”。该字条让本多立刻产生脱下军装扔掉枪的冲动,但他不敢……一个17岁女孩的字条,不仅让本多自此立地成佛,还改变了他一生的航向。本多在演讲中多次提及“是这个美丽勇敢的姑娘让我调转枪口。我没再杀过中国人,每次打仗,我的枪口绝对不对人”。2005年5月,本多谢罪之外一个任务,寻找当年让他从兽性恢复到人性的姑娘,但线索渺茫、无功而返也是他意料中事。1941年本多回国后,向后来回国的战友打听邻居一家,告知“他们全家去了解放区”。 1943年5月,本多二次接到红信封,驻防北千岛。1945年,他被苏联红军押送西伯利亚挖煤。1947年回国。 本多有一个孙子,四个孙女。一日,上小学的孙子穿军服,持军刀,嬉笑着摆出照相姿势。本多问他为什么穿军服?孙子答“威武神气”。本多告诉孙子穿军服意味着杀人或被杀。祖孙对话一刻,成全了72岁的本多梦想。迄今,他兑现梦想19年。本多在顽皮报上描述那一刻“我要让没经历过战争的人知道什么叫战争”。1986年2月9日,本多首次给社区小学讲战时经历。迄今1046场(2005年6月20日止),听众18万人,其中12万人是学生。人数最多时1012人,最少时1人。邀请团体多为学校、学生家长、妇女组织、教育部门、和平团体。讲演内容与顽皮报一致:讲述战争、澄清史实、反思兽性。 2004年12月,日本授予本多“和平媒体基金奖”。一个矛盾的现象,尽管本多被社会承认和平人士,但一些年轻人并不认同视本多为英雄的声音,而视他“有着特殊经历的老人”。方军认为这是日本教育空白及粉饰的结果。 ■谢罪的话,我可以连说5天 1997年年底,《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方军的民间抗日之声远及日本。本多通过媒体知晓该书,方军亦耳闻讲演10年的本多。他遂托驻日友人牵线结识本多———新的鬼子兵。很快,方军从本多来信中认识“这个鬼子兵非同一般”,早稻田+朝日新闻背景使本多反思“有自己的角度”。方军视本多“思想家”。一个细节可说明本多深厚学养及忏悔虔诚。他致方军的信沿袭了日本江户时代通信体例:我跪在您桌前叩拜。 2002年,本多致方军信中首次提出来华谢罪。“我去过两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过不是口头谢罪能行的。我想在中国土地上谢罪,想和中国人成朋友。我已经88岁了,人间其他事除了谢罪我一无所求。请君帮我实现梦想。如果我难遂愿,我儿子总会实现吧,儿子不成,孙子也还有机会。”面对一个老人的重托,面对难以绕开的两国关系,无单位的方军为难个人承受之重。他避重就轻致信本多,“我可以带您游览长城、故宫、颐和园……”本多复信:“我不是要去观光的,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方军连收本多5封信,谢罪之切一封较一封强烈。“我88岁了,机会不多了,我心中的夙愿一定要当着中国人的面说出来,如果能得到您的帮助,将很荣幸。”另一封:“一踏上中国土地,我就下跪———北京、南京。” 本多每封信皆有数处“谢罪”汉字。 2005年4月24日,本多给方军发传真“我等不到秋天了,我现在就来中国”。他解释此时来华目的:“一、日本教科书说谎,忧心以讹传讹的历史贻误后人,我有还历史真相的责任;二、日本右翼势利叫嚣得厉害;三、世界人民都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四、我要用行动告诉中国人,日本有跟小泉不一样的人。” 本多家人反对他来中国,两个理由:身体高龄+环境高压。本多不顾,执意前往。他对方军提要求“我这次来,一想见学生,二想见市民。谢罪的话,我可以连说5天”。他还在信中流露出人生地不熟的不安:“到了中国,我为鱼肉,你为刀俎(由你摆布了)。” 5月16日傍晚,方军引线,本多与中国劳工赵忠义、李良杰、赵宗仁相聚北京某饭店。60多年前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这一晚同坐一处把盏共叙不堪回首之往事。把他们同时摄进镜头的方军认为这一历史时刻“该载入中日关系史册”,亦如1998年,他邀请东史郎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一样,与东史郎同坐一排的有孙毅、吕正操等15位将军。 86岁的赵忠义流泪回忆,“我们300多人被带到广岛挖煤,一年内死了87人……”李良杰诉说在福冈第三煤矿经历的九死一生,“回国时,我一人抱回6个骨灰盒。”本多闭眼连连点头致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此时有年轻人试探他致歉诚意:“如果他们(劳工)给你个嘴巴,你会怎么样?”本多答:“很好,应该的。”他自觉引申此话题:“被我杀死的战俘遗属,如果现在要我的脑袋,我也能理解。” 5月17日,本多作客人民网。对话核心:一、他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其因,一旦成常任理事国就会组建军队。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没有赢家、败将,毁灭的是整个人类。他强调“中日永不再战”! 18日晚,本多突然变更了下跪主意。他措词委婉地对方军:“我年纪大了,没什么可怕的,可我还有儿子、孙子呢,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方军明白他的意思“他怕回国后的压力”。尽管19年间,他无视无数电话骚扰、信件恐吓。但这次,有人提醒他“别见日本记者”。方军默默将一本书中的照片摆放本多眼前———1970年12月7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并祈祷“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慰”。勃兰特一跪改变了人类文明史,使德国真正站起来。同年12月20日,勃兰特因这一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曾有记者就下跪一事问犹太人“恨德国人吗?”“不”,犹太人答:“因为他们是勇敢承认错误的民族。”本多扫一眼照片,即刻明白方军用意。他手指勃兰特:“他有句流传世界的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小泉就是精神上有病,他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好,明天,干!”“干”的字句与语气让方军“一块石头落地”。 5月19日10时45分,卢沟桥上,本多面向西南对我3500万抗日英烈下跪。新华社将此照片发往中国与世界。“落日卢沟桥上柳,送人几度出京华”,历来折柳祈福之所,后竟成日军血染中华第一滴血之地。本多下跪瞬间,方军脑中陡现勃兰特。 5月20日,本多到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谢罪。方军手指馆内梅兰芳蓄须明志照片说:“那个不给‘皇军’唱歌的金坛姑娘跟梅兰芳是一样的。”本多连连点头:“是的是的。他们都是有气节的人。” 本多回国前,方军问他此行感受,本多手抚胸口长出气:“卸了一半包袱。”另一半,他遗憾没见到学生。他坚信年轻人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中日友好延续的最有效力量。他计划秋天弥补缺憾。 本多将他下跪照片登在顽皮报上,400多人目睹了91岁老人的勇气。同时,本多担心的事也出现了,骚扰电话、匿名信接踵而至。方军担忧风烛残年之人的承受力。本多致方军信:“我杀过人放过火,我敢站出来承认,我就是强者,而躲在暗处打匿名电话、写匿名信的是小人是弱者,我看不起这样的人。”强者本多于6月下旬赴美参加联合国和平大会。会上,他像世界宣告日本国民中有跟小泉不一样的人。 “如果谁还要发动战争的话,就让战车先从我身上轧过去。”本多在会上重申出现在《想听波利乐舞曲》扉页上的话。 ■执行良心委派的任务 方军家中显著位置摆放着鬼子兵小林勇赠送的放大照片———日军铁蹄践踏卢沟桥。方军将其缩印在名片背后,上书: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向中国人民谢罪。与日本政府谢罪态度相反的是,方军家沿墙摆放的一排档案袋,内装日本老兵写给方军的信300多封,其中,盐谷保芳与他通信较多。 盐谷来华谢罪20次,方军陪同12次。今年4月6日至15日,84岁的盐谷第20次至山东泰安,到他曾经驻防之地(1941年至1945年)祭奠我英魂。与本多一样,4月11日,盐谷来到岱崮村里的“抗日战争烈士陵园”,面向300多抗日英烈下跪5分钟。他口中喃喃“这里肯定有被我打死的人,我来向你们赔罪”。与本多一样,盐谷长达20年的谢罪之旅,其因之一,摆脱噩梦纠缠。 本多办报、盐谷给学生演讲、捐钱赠物、送博物馆军品皆为安抚不安心灵。盐谷说他之举“执行良心委派的任务”、“在不幸中寻找幸福”。 方军结识盐谷于2000年。 2000年夏,方军赴日参加《我认识的鬼子兵》发行仪式。一次演讲中,台下数位日本学者质疑方军撰写的真实性,“日本老兵是有协会的,这个团体不会向中国谢罪的,更不会向你个人谢罪。”方军遗憾座中没有他笔下老兵。正当他有口难辩时,坐在第一排的伊桥彰一起身,“我1938年至1945年参加过侵华战争,我杀害过中国人。在中国抚顺战犯所,中国人对战犯的态度让我自那时起就意识应该向中国人谢罪……”方军注意到,伊桥彰一瘸了一条腿,但他始终站立着把话讲完。紧接着,盐谷保芳也拄杖站起。他说:“我1985年就组织59师团96名老兵去中国山东泰安谢罪,每年都去。”自此,方军结识伊桥、盐谷并保持通信。平成12年3月4日,81岁的伊桥致信方军:“我是战争加害者,也是战争受害者。1956年,我从抚顺战犯所回国时才知道1945年3月10日,我母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丧身空袭。我要在有生之年做捍卫和平的事。”和平事之一,他寄给方军一公斤重的资料及战争亲历记《发现自己》。 方军拓展了盐谷除泰安之外的谢罪路线,带他到北京公安大学、四川大学演讲。 《我认识的鬼子兵》如雪球,使方军不断结缘新的鬼子兵。宫永正风阅读此书后致信方军:“1945年3月,16岁的我被带到北京郊区门头沟陆军部队,制作大炮火药。8月15日,我结束了5个月的军队生活。我的部队有300多人,按长官旨意对中国人实施烧杀掠夺。我们干的事比你书中描写要残酷得多。比如,我们把八路军反绑树上,刺刀开膛。这样,他肚子里的东西一下子流出来,我们刺完就走,而他在痛苦中慢慢死去。他的痛苦是给抗日群众看的。警告人们,谁抗日谁就是这样的下场。” 胜间靖子也是雪球中一个。1945年5月,20岁的胜间被征集到哈尔滨陆军医院做护士。8月13日,医院被通知由哈尔滨经大连撤回日本。胜间撤离后,因取东西又折回。无意间,她发现她护理的病人都死在床上。护士长承认是奉上级命令给无法自由行动的重伤员注射了死亡药物。护士长让胜间承诺“一生保守秘密”。这个秘密让胜间对天皇、战争首持异议。“这就是效忠天皇的下场吗?” 战后,中国抗日情绪使胜间几度劫波,但每次均化险为夷。胜间视留日医生邵淑荣“我的第一贵人”。当时,在到处张贴“不许帮助日本人”、“不许雇用日本人”标语下,邵淑荣冒险介绍胜间到一教师家做女佣。她帮胜间取了中国名字———刘静贞。一日,15个苏联红军追赶胜间,胜间被邵淑荣营救。邵淑荣还促成了胜间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王德成的婚事。1948年,胜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时,邵淑荣因救过胜间而被造反派定罪里通外国,屈死乱棍之下。1951年至1980年,胜间在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1980年回日本,就职日本读卖国际商业学院,做中文教师22年。 胜间把她一生按语言划分三阶段。1945年前她只说日文,1945年后她只说中文,1981年至2002年,她教中文。胜间称“教中文是我的正业,教现代史是我的副业”。1980年的日本,胜间感觉“虽说是中国邻居,但隔膜太深”。给日本学生讲中国,讲侵华战争,胜间自认使命。该使命与部分被改造好的战犯谢罪一样,胜间认为“我们虽然身份不同,但目的一致”。胜间在致方军电子邮件中感慨当年中国政府放战犯回国政策“真是太英明了。他们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活教材”。2002年,胜间给方军带来14本侵华老兵忏悔录。如2001年去世的西谷捻撰写的《我在中国都干过什么———我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认罪记录》。西谷捻曾在中国当宪兵,杀死一百多中国人,多为老人、孩子。书中只有两张照片。一张是身穿军服的西谷持刀扬威。另一张是他去世前一年,身穿和服握笔忏悔。 胜间利用假期,一年两次带学生来中国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年又一年,方军目睹胜间在卢沟桥上给日本学生讲1937年7月7日这一天……胜间实地授课挑战着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北京郊外卢沟桥,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遂进入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与日本方面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选择卢沟桥上讲课,胜间亦是挑战靖国神社。她说:“靖国神社培养的是好战者,卢沟桥教育的是反战者。”如靖国神社入口处有诗词“为君王为世人不惜一切,放弃生命体现价值”。如神社内武器让不辨真相的孩子产生民族自豪感。有孩子给战犯留言“这是个伟大的人物”、“我为日本感到骄傲。”胜间忧心虚假历史观、极端的民族主义会产生新的东条英机。简言之,靖国神社对侵华战争态度———“不仅无过,反而有功。”胜间直言日本战后教育存在很大问题。一般年轻人仅知20万本国冤魂被美国原子弹烧成焦炭,而无知中国3500万生灵被日军铁蹄践踏成泥。他们不知道也没兴趣了解侵华历史甚至被错误历史误导,误导必成中日关系进入良性循环的新生障碍。 有日本学生不满胜间“帮中国人说话?”胜间答:“我不是帮谁说话,我是战争亲历者,我是在说真话。日本教科书要么空白要么漂白要么粉饰这段血腥历史,我作为老师,能教你们谎言吗?”为使真话更具说服力,胜间寻找侵华老兵,让他们现身说教并将自身经历写成小册子,学生人手一册。 2004年春,79岁的胜间在卢沟桥上重复着方军几乎能背下来的解说词。风吹乱了胜间白发,那一刻,方军相信了信仰的力量。胜间虽回日本,但党员身份并未因国籍之变而变。她坦告方军:“我是党员,回日本后很怕自己犯错误,怕背叛中国。现在想来,我当初选择回日本对了,我发挥了作用,一名党员的作用。我31次来中国,每次回来,我都挺着胸,从没感到耻辱,反而觉得光荣,觉得像是回娘家。有向组织汇报思想的冲动。”一封致方军的邮件,谈及的虽是家事,但仍流露出党员身份在她意识形态中的反映:“我家女儿、儿媳都不是党员,关键时刻谈不到一块。” 就方军了解范围,在日本以教师及战争亲历者身份给日本学生讲侵华历史的人,仅胜间一人。尽管她经历的是战争尾巴。 ■抢救正在消失的活见证 2005年5月,方军新著《最后一批人》面世。这批人是亲历战争的老八路、国民党老兵、老鬼子、南侨机工、劳工、慰安妇……方军采写15人,耗时8年,仅云南一地,前往10趟。 最后一批人的档案袋有260多个,成书不足十分之一。2002年始,靠退休金过活的方军,耗时、耗力、耗财地苦寻最后一批人,为什么?方军手指墙上一幅照片———1895年的刘公岛,侵华日军押送行进中的北洋水师。该照片来自一侵华老兵,他爷爷即当年日本海军。该照片触动方军的是,如果以1960年为上限,那么那时该有30多名北洋水师幸存者。方军想了解他们的口述史,但遍寻无着。 博物馆学中三个专业词汇:人证、物证、口述史。甲午海战口述史给历史留下空白,抗战史已存不少遗憾,正在快速消失的最后一批人,如果不及时抢救,等于旧遗憾上再添新遗憾。比如,受访者无一不希望活到抗战胜利60周年,但260人中的一半已抱憾离世。如春节逝世的卢沟桥事变亲历者、29军机枪手付锡庆。 82岁的老八路杨仲山说他人生最后一愿———晤面1940年营救的日本女孩美穗子。这段由杨仲山、聂荣臻接力谱写的中日佳话,如果结局难遂杨仲山夙愿,岂不又是憾事一桩。今年1月15日,杨仲山用放大镜费力致信美穗子寄照存念。4月,69岁的美穗子将一张在中国国旗下的留影寄给恩人并希望恩人健康地活到见面一日。影像距夙愿还差一步。方军目前正在积极促成佳话的完满结局。 方军喻刘公岛照片是他的鞭子。 第二条鞭子来自家教。方军父亲1937年参加八路军,参军不是基于觉悟,而是家恨。方军两个叔叔,一个是河北满城县八路军区长,他因拒说八路情报而惨遭日军割舌,后死亡;另一个是八路军战士,战死冀中战场。战时,两个姑姑整日躲在高粱地里不敢回家。贯穿方军整个青少年教育———父亲的痛说家史、红色书籍及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两套丛书中,数百战争亲历者口述成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补充伴方军成人。现年51岁的方军对当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印象是,学校经常请人作忆苦思甜报告。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亲历者的讲述“听得热血沸腾想立刻参军”。方军承认,他18岁当兵、他采写最后一批人与忆苦思甜是因果关系。 方军体悟:检验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两个指标:记忆深刻、付之行动。否则,空谈。方军调查过10所中学、大学是否请过抗战亲历者演讲,“没有”的回答在他意料之中。对比本多、盐谷、胜间不顾高龄而执著使命之义举,方军直言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表面化,娱乐化,我们的教育功利化。 趁最后一批人还健在,方军建议学校给学生提供亲耳聆听活见证口述的机会而非一日,有想听而听不到的遗憾。 第三条鞭子是舍我其谁。民间抗战圈内,寻访最后一批人,除方军外无第二人。而细菌战、劳工、慰安妇研究等均具人力资源。方军说如果有第二个人干这件事,他就退出,选择过正常的安逸的生活,但他目前只能被鞭子抽打前行。 6月22日,小泉就参拜靖国神社对众议院某委员说:“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屈服于中国、韩国要我们停止参拜的压力。参拜不是日中、日韩关系的核心。”而恰在一个月前(5月22日),胡锦涛接见日本执政党干事长时以砌墙比喻中日关系“构建一面墙,砖是一块块砌上去,但一面墙很可能一瞬间就倒了”。目前中日关系———砌墙难、毁墙易。别于小泉毁墙言论的是,本多、盐谷表示今年秋天第2次、第21次来华谢罪,他们欲以砌墙之举证实他们是和小泉不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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