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电话通报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律师，法庭驳回中国细菌战原告的上告，以及受理上告的申请的决定。5月10日中午，一濑律师事务所收到了正式书面文本。这一决定事实上维持了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对本诉讼的判决结果，即一方面认定二战中，日本军队曾经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的事实，判定日本军队实施的细菌战具有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性质，以及日本政府对此负有的国家责任，一方面，又以“国家无答责”等为由驳回了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谢罪和赔偿的要求。
　　以这样一个细小的动作，日本一段最黑暗、最丑恶、最耻辱的历史，像包袱一样，被扔了出去，甩给了唯一以诚心等待着这个决定，自1997年起诉以来十多年间，始终不愿放弃对日本法院的良好愿望的180名细菌战诉讼原告，一群代表了被这一罪恶伤害了的中国平民和他们的子孙们。
　　我们已经经过了2002年东京地方法院、2005年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对于这一决定的到来，我们已经有所准备。
　　3月16日，我本人参加了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的开庭审理。3月23日，我们在义乌细菌战历史纪念馆召开了细菌战诉讼原告团三审第三次工作会议，根据我报告的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开庭审理的情况，决定：一、组织代表团参加4月27日该案的判决；二、争取批准成立民间组织———细菌战受害者协会，获得法人资格，准备走国际诉求程序。会上，还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一、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二、与日本律师和支援团体、人士携手走向国际社会。
　　4月19日，在我们派出的由法学研究者、专家证人、律师、记录片编导、原告、受害者亲属组成的12人的代表团，为参加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判决，向北京、上海的日本驻华领事馆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之后，也是这个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通知中国山西省“慰安妇”受害者诉讼的日本律师，27日下午接受判决，为了让中国国内的原告能够参加，律师提出延期，遭到拒绝。
　　4月27日上午，我们参加了日本最高法院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判决，我们，加上一位从美国来的做日本细菌战博士论文的中国人，一共14人，是除西松建设原告代表团8位以外，仅有的到场的中国人。中国媒体不算在内，实际上，那天中国媒体的到场率也不如日本的媒体。
　　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宣判时，旁听席上从广岛赶来的日本诉讼支援团体发出一片嘘声和斥责声，意外的是，法官们没有作出要求法庭安静的命令，而是迅疾抽身离座，数秒间，法袍的背影就消失在砰然关闭的大门后。一列高大的法警立即从周边的门里进入法庭，排列站立在旁听席前。
　　中午，在西松建设劳工诉讼判决新闻发布会现场，我们啃着各自带来的干粮，细菌战诉讼的日本支援团体人员又从挎包里拿出为我们准备的几十个饭团。完后，我们早早回到最高法院门口，排在一手举着“慰安妇”受害者的照片、一手拉着横幅的日本支援团体的后面，再次排队等候抽签入场，旁听山西省“慰安妇”受害者诉讼的判决。我们14人又是仅有在场的中国人。一会儿，赶到的日本律师告诉我们，下午1时左右，他们一连接到最高法院3个电话，通报驳回刘连仁劳工案、福冈劳工案、另一起中国“慰安妇”诉讼。
　　山西省“慰安妇”受害者诉讼的判决比上午的西松建设诉讼判决更短，只持续了数秒时间，主法官宣布“驳回上告”的话音未落，法官们已经起立转身，遁入迅速开启又关闭的大门。大家还在惊讶之中时，法警已经排列在眼前。
　　日本最高法院一天连续驳回五个案子，这一日本司法史上的新纪录，是在传达一个强化的信号。我们没有误解。
　　4月28日下午，在与日本各界支援人士举行的细菌战问题研讨会上，我们向大家报告了23日原告团工作会议的决定和今后我们工作的方针。
　　4月30日回国当天，我和记录片编导郭岭梅立即去山东，和山东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同学和老师赴河北调查。同一天，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同学赴浙江农村调查；一濑敬一郎律师和国际法研究者、原告专家证人管建强赴成都对打算在日本法院起诉的大轰炸受害者进行司法援助，与当地从事这一工作的志愿学者、研究者、学生交流，报告在日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情况。
　　结束假期的调查活动回到家后，我们接到了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驳回我们上告的决定。
　　日本最高法院作为国家最高执法机构作出的这一决定，在司法上，回避了对日本政府的细菌战战争责任的追究；事实上，放弃了对于以细菌战诉讼原告为代表的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的司法救济职责；结果上，纵容了上世纪最为严重的、国家组织的、违反人道的战争犯罪之一———二战日本细菌战；更是对长期以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期待着在日本法庭实现个人权利和尊严的恢复，以达到两国共同克服过去、走向和解的，以原告团为代表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伤害。
　　于1997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以来，细菌战诉讼原告团180名原告中，已有55人离开人世，生者也日渐年老体衰。虽然日本最高法院以驳回上告和受理申请终止了我们在日本诉求司法救济的程序，但是无法阻止我们通过其他可能的、合法的、有效的途径，继续我们的诉求。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与日本律师团、以支援团体为代表的日本人民团结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抗争，直到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对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承担责任。
　　我们原告团从准备赴日本法庭进行诉讼到今天的12年间，与湖南、浙江、云南、山西、山东、河北、江西、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调查者等一起进行了细菌战受害调查。我们还将继续推动这一受害调查，为了无名的受害者，把历史留下来。
　　我们已经在一部分地区建立了细菌战受害者纪念馆和纪念碑，其中也展示了日本各界人士，包括国会议员，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为了解决细菌战问题所做的工作。为了和平的未来，和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们将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
　　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重视中日之间的细菌战遗留问题，关爱尚在人世的细菌战受害者，及时地开展细菌战受害调查和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细菌战调查结果，还只是全部受害的一小部分。
　　我们愿意和大家为之共同努力。
　　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及时地就两国间的菌战遗留问题，与日本政府开展正面对话，建立操作系统，公开资料，组织调查，补偿细菌战受害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全面解决细菌战问题。我们愿意参加这一工作，贡献我们的经验和智慧。
　　我们原告团呼吁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以开放的姿态，就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和战争遗留问题，与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正面的对话。我们愿意参加这一工作，贡献我们的经验和智慧。
　　最后，我们的诉讼不只是对自身正当权利的主张，更是为了让人们了解战争的真相，使人们能够从中得到反思，认识战争，认识和平，并为实现和平而努力。和平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符合全人类包括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