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祖荫
1920年11月出生于江苏镇江
1938年参加东北军57军111师义勇宣传队
1939年6月在东北军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2·17事件”领导绝食斗争
1942年8月3日参加组织111师“8·3”起义，投奔八路军
1957年6月18日获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文革”中受六年冤狱
1984年离休，被聘为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会员，现居住在广州东皋干休所

起义投奔八路军圆了抗日梦

起义投奔八路军圆了抗日梦
      1941年6月2日，山东日照县朱磨镇纸房村的一户农家小院，有人在门口站岗，院子里仅关押着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1师义勇宣传队的队员刘祖荫一人，原本和他关押在一起的23名队员都走了。现在，他的头发已经齐肩，而且十分蓬乱。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喊话，“你可以走了，快去政治处报到”。刘祖荫立刻明白过来，他们的绝食斗争胜利了。
      从当年2月20日算起，宣传抗日的刘祖荫被国民党顽固派关押了整整100天。
街头表演“活报剧”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来了日本人，十人就有九人亡”
       早在1941年2月，作为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1师义勇宣传队的一名队员，刘祖荫和平时一样，还在111师665团官兵宣传抗日。
       自从1938年加入东北军开始，刘祖荫就是111师义勇宣传队的队员，这个宣传队隶属于111师政治部，主要是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在街头，主要宣传抗日，动员群众做战场救护。
      宣传的形式多种多样，如街头文艺表演等等。“街头表演，主要是在城市，利用群众赶集的时候，宣传队一阵敲锣打鼓，把人吸引过来后，就开始做宣传了。”刘祖荫回忆说。
      街头表演除了表演《八百壮士》、《放下你的鞭子》等当时流行的节目外，主要的表演形式还是“活报剧”。这是一种流行于抗日期间的文艺表演形式，可多人表演，融歌唱、念白、动作等一体。内容都是根据当时的国内抗战形势、对民歌民调改编而成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来了日本人，十人就有九人亡。”刘祖荫唱道。
      那时，因为国内形势的复杂，义勇宣传队在街头宣传抗日时，时常会遭遇危险。1940年，刘的一个名叫“陈瘦秋”的队友，到江苏赣榆县做抗日宣传时，被国民党顽固派绑架，并于第二日被杀害。
      除了在街头宣传抗日，宣传队还要在部队鼓励抗日，宣传“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以鼓舞士气。刘祖荫说：“国民党内部，甚至同一个师，或者同一个团等等，都存在左中右三派。左派同情共产党，同意抗日；中间势力，主张抗日，但不亲共也不反共；右派反共，也不主张抗日。所以很有在部队宣传抗日的必要。”
      “一个师有4个团，但义勇宣传队只有30多个人，所以很多时候，队员们分工，相对地固定在某个团进行抗日宣传。”刘祖荫说。
      刘就分在111师665团，该团团长张绍骞当时就是中间势力，该团的“中校团副”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在部队内部，宣传的形式除了文艺表演外，还有编发一份名为《烽火报》的报纸，两三天一期，仅一张纸而已，每期两三百份，内容是国际国内的抗战情况，主要是在部队免费发行。这份报纸没有固定的工作人员，宣传队的队员谁有空谁就编发报纸。
      但是，1941年2月18日，665团团长张绍骞告诉刘祖荫，111师部参谋长陶景奎下达通知，所有的宣传队员都要回到日照县朱磨镇的师部集中。
      刘祖荫匆匆收拾好行李，步行赶往师部。半路上，刘祖荫预感事情不妙：“这次回师部肯定凶多吉少，是继续前行还是到鲁南加入八路？”突然，一阵北风裹着黄沙吹到他的身上，他眯着眼，浑身哆嗦了一下，赶紧裹紧棉袄。“如果不回师部，可能会牵扯到家人还有其他更多的同志。”因为1939年，经徐悲鸿的弟子徐惊百介绍，刘祖荫加入共产党。徐惊百也是义勇宣传队的队员，“他教给我怎么样来宣传抗日，介绍中共的抗日决心”。
      想到这里，刘站起来，顶着风沙继续向朱磨镇方向走去。2月20日早晨，刘祖荫赶到朱磨镇纸房村一户农家小院时，院门口站着两个哨兵，“快进去吧！”岗哨喊道。刘祖荫刚踏进门坎，“咣”的一声大门关上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头，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宣传队20多名队员都被集中关押在这里，有的在地上垫着干草睡觉，有的蜷着身子缩在墙角。
       这次扣押，和四个月前发生的“9·22除奸运动”有关。
师长除奸抄了军部
      “除奸运动”粉碎了日军的“以华制华”政策，敌方策划一系列破坏行动反扑
       1941年9月22日晚，刘祖荫同宣传队在军部演完抗敌剧，刚回到住处休息，突然外面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厮杀声大起，持续了一两个小时之久。
       第二天早晨，宣传队得到消息，111师师长常恩多和该师333旅旅长万毅带人于昨夜抄了军长缪澄流的军部，并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澄流仓皇出逃。
      原来，国民革命军第57军属于张学良的东北军。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东北军提出“联共抗日”的八项主张，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但东北军内部仍然存在分歧。
      1940年9月，57军内部民主派与反动投降派展开激烈斗争。军长缪澄流等，一方面散布反共言论，鼓吹“曲线救国”，强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来麻痹官兵；另一方面，在9月15日，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111师333旅旅长万毅得知军长缪澄流等与日军勾结的阴谋后，立即向师长常恩多报告。而常和万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随后，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
      在“除奸运动”的第二天，常恩多先后向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和在重庆的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法办通敌卖国的缪澄流一伙。而缪澄流连夜逃到57军112师后，也向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报告说，万毅亲共，抄了自己的军部。
      “除奸运动”后，地方反动派、伪政府不甘心失败，策划一系列的破坏行动。日军也恼羞成怒，因为常、万领导的运动粉碎了日军在鲁南实施“以华制华”的政策，因此，日军从徐州派飞机，对111师驻地进行轰炸，并抛撒传单、漫画，派特务、间谍散布谣言，妄图瓦解111师，同时，派驻军伺机向111师发动进攻。
       两个月后，蒋介石发来电报，斥责111师师长常恩多“不识大体”、“虽云忠党爱国，然难辞犯上误国之咎”云云，同时撤销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1941年元旦，已染有肺结核的常恩多听到消息，一气之下，吐血昏迷不醒。
      常恩多病倒后，全师事务暂由参谋长陶景奎“代拆代行”。此时，鲁苏战区以中将特务周复为首的反动派趁机反扑，大肆叫嚣“清理(国民党内部的)危险分子”。而111师内部的国特分子和少数反动军官，以参谋长陶景奎、新升任331旅长孙涣彩及666团团长刘晋武为首，也在师中蠢蠢欲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祖荫所在的宣传队则在军中和地方宣传“9·22除奸运动”的真相和意义，并公开揭露谣传。刘祖荫亲自编了一首辟谣歌：“乌鸦嘴巴呱呱呱，谣言变成牡丹花，鬼子造，汉奸造，缪逆爪牙也在造。莫信他，谁信谁传，谁就是大傻瓜！”宣传队的辟谣行为惹恼了陶景奎，他认定宣传队中存在共产党，一定要将奸细“揪”出来。1941年2月17日，陶景奎避开常恩多，以开会为借口，调333旅旅长万毅到师部，在宴请时将其扣押，并强制解散333旅，同时将宣传队集体关押在朱磨镇师部纸房村的农家小院。
绝食抗议终取胜
      刘祖荫后来才知道，他没有被提审，和他出身财阀世家和爱下围棋有关
      刘祖荫被关进农家小院的第二天，负责关押他们的连长穆占鳌悄悄地透露：“你们千万不要走，路上有人要加害你们！”据穆透露，陶景奎企图将宣传队在押往集中营的途中杀害。宣传队随即高呼，“不走，坚决不走，打死也不走！”为了团结，在狱中宣传队员组成“7人委员会”，刘祖荫也在其中。陶景奎硬是要将宣传队送往集中营。“7人委员会”研究决定动员全体队员开展绝食斗争。刘祖荫拿出纸笔写道，“吾人生而投奔111师抗日救亡，死而为东北父老尽忠守节。参座良知可泯，部属之志难移！”
      绝食第二天，消息传到111师部官兵中，官兵哗然，对宣传队表示同情。“那时真是饿啊，开始肚子还咕咕叫，后来不叫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眼睛也有些模糊。”回忆起64年前的绝食斗争，刘祖荫一脸苦笑，“真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
      这时，111师师长副官刘万胜和师部参谋关靖寰，联名一些校级以上军官，要求陶景奎释放宣传队员。陶景奎眼看宣传队绝食已引起官兵的骚动和不满，军心难服，难以向师长交代，不得不放弃将宣传队押送到集中营的阴谋。
      绝食胜利了，但是陶景奎等人并没有将宣传队的人放出来，又对宣传队员采取审讯，“7人委员会”是审讯的重点。然而令刘祖荫感到疑惑的是，7人中，唯独自己没有被提审。两个多月过去，陶景奎没有查出一人是中共党员，不得不释放宣传队队员。
      6月2日，被扣押了100天整的刘祖荫被释放，并被安排在师部政治处工作。刘祖荫后来才知道，他没有被提审，和他特殊的身世有关。
      1920年11月，刘祖荫出生在江苏镇江市。祖父刘展堂一手创办了镇江、南京、苏州三个海关，父亲刘兆芝子承父业，也经营海关，经常和上海的洋税务司打交道。在刘祖荫11岁时，父亲与人合伙在上海北四川路开了家钱庄，专做外国水手兑换外币生意，并拥有近2万元的股份，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财阀。刘祖荫很小就学会了下围棋，经常嚷着要和父亲下棋，时间一长，父亲居然很难再赢他。刘祖荫没想到的是，财阀世家的出身和下棋的爱好在日后竟成了掩护他共产党员真实身份的最好屏障。
      111师参谋长陶景奎喜欢下围棋，得知刘祖荫也会下，就经常找刘下围棋，不久，他们便成了棋友。之后，陶景奎了解到刘祖荫出身江南财阀家庭，这使他坚信刘祖荫与其他宣传队员是不一样的，并对他说，“别人是不是共产党我不敢确定，但是我敢肯定你不是”。陶景奎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与抗日力量站一起
      常恩多率111师起义，要坚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最后带部分官兵投奔八路军
      “除奸运动”后，常恩多卧病不起，军权由国民党顽固派控制，蒋介石令东北军限期将八路军驱逐到黄河以北。“(共产党)党组织要求在111师的秘密党员停止活动，并逐步撤离111师。我的代号为‘亥’，也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离开，好掩护其他党员离开。”刘祖荫说。
      1942年5月，111师政治环境空前恶劣，与鲁南的八路军有过几次摩擦。6月初，刘祖荫以回家休病为理由，向常恩多请长假。常恩多答复：“政治部不给你饭吃，师部给你，别走了。”刘祖荫虽不解，但还是留了下来，给部队子女当教员。他后来才知道，常恩多师长是中共特别党员，正在策划一场更大“计划”。
      7月间，蒋介石派来监视万毅的特务到了57军。在这危急时刻，常恩多决心不让第111师落入反动派手中。常恩多由于病情垂危，与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紧急磋商，郭也是中共党员。常委托他率111师摆脱国民党的统治。8月3日下午，常恩多“突然病情加重”，因此召集郭维城、陶景奎等开会，立“遗嘱”。在会上常恩多将反动的陶景奎、副师长刘宗颜、政治部主任龚晓清等人抓获，将兵权交给郭维城，并交代其他团长，要坚持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
       会议一结束，662团与666团部队就将鲁苏战区于学忠的司令部包围，将于学忠扣押，于身边的总部特务营(张学良留给于学忠的警卫队)得知111师要走张学良“联共抗日”的路线，立即拥护支持111师起义。
      第二天早晨，郭维城召见刘祖荫。刘祖荫发现师部周围三步一岗，五部一哨，全部警戒。郭将3日发生的事情简单告诉他，并要求他干三件事：一、起草“8·3”起义宣言；二、派人去八路军山东分局请求支援；三、领导学兵队里的进步青年将政治部的人抓起来。
现在，刘祖荫还大致记得起义宣言的内容：拥护“蒋委员长”的“抗战到底”决心，拥护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项主张”等等。起义宣言并没有公开表明投奔八路军，但表示要和抗日的力量站在一起。
      8月5日夜里，甲子山区下起大雨，5米之外看不见人，于学忠趁机乔装成老百姓，连夜向北逃去。
      8月6日，111师情况发生突变，661团和665团2营叛变北逃。7日，师部工兵营也跟随叛变，并与总部特务营发生交火。刘祖荫听到窗外枪声大作，立即召集干部训练队主要成员，商定决定南撤，投奔八路军。刘祖荫在前连夜探路。“我清理了一下干部训练队，除几人没有跟来外，其余近200队员全部跟随。师长常恩多带出3000多人。”
      当日上午，八路军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率部队赶到坪上镇支援。8月9日凌晨，常恩多师长在坪上镇房家前村病逝。山东分局决定，保留东北军原番号，保留官兵军阶，由原333旅旅长万毅任代师长。
      “后来，陶景奎听说我是共产党，气得半死。于学忠告示全国通缉，悬赏捉拿投奔八路军的111师官兵，给军官开的价稍高一些，给我开的价是600元。”刘祖荫笑着说，“可能是我令他们太失望了，惹怒了他们！”
抗日梦圆
      就在起义的那一刻，所有家仇国恨重新涌上刘祖荫的心头。在1938年参加部队以来，终于在4年之后，刘才和真正的抗日力量走到了一起，圆了他当初离开母亲时带着的抗日梦想。1932年1月28日，日本对上海发动进攻，打碎了刘祖荫富有的家。父亲在上海北四川路经营不到半年的钱庄宣告破产。上海沦陷后，刘举家回镇江老家。由于钱庄破产，家庭生活困难，只能依靠借贷和典当来维持生计。
      1937年，刘祖荫在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扬州校区)读高中。不久，刘祖荫母亲只身从镇江老家坐船找到他说，“上海失守了，扬州、镇江也要守不住，你赶快走吧”。说完，母亲从怀里取出20法币递给刘，他接过母亲尚带体温的20法币，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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