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陵晚报记者　吴聪灵

常州市戚墅堰区一处居民小区，年过八旬的刘士枫坐在5楼家中，皱起眉头陷入回忆。记者一行来访，他家提供不出足够的座椅。而他那看着电影《铁道游击队》与《敌后武工队》长大的女儿刘琴娣直至近日才知道，这两部电影所讲述的种种神奇故事，就是60余年前，她的父亲刘士枫的亲身经历。

数十年来，老人把烽火硝烟的历历过往都尘封在记忆里，守口如瓶。皓首之际清贫度日，面对来者感叹，老人分外坦然：“那么多战友都死了，我能活到今天，什么都不需要。能活着就足够了。”

铁道游击，悄悄杀鬼子

1926年，刘士枫出生在山东省薛城县微山湖畔一个贫民之家。“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更没法念书了。那时只有地主家孩子才念书。”日寇进侵中原后，一家人很快陷入赤贫境地。所谓赤贫，就是乞讨为生。“什么都没有，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带一根打狗棒，到处讨饭吃。”然而所到之处，民不聊生，讨饭也难。

1941年8月，铁道游击队与运河支队联合攻克了微山岛，建立了根据地。

此后，铁道游击队在津浦铁路两侧地区，以微山湖为依托进行活动。刘士枫就在这时成了铁道游击队的一名队员。“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扒铁路，炸桥梁，把敌人的通讯线路和交通线路全部切断。大伙一起扒铁路，一口气能扒个七八十公里。”

日寇猖獗，队员们只能夜间活动。“刚加入游击队时，我们分队只有十来个人。人少，武器也少。难得能弄到几个手榴弹，又吃不住用的。白天鬼子到处找我们，我们就到微山岛上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睡觉，到了晚上，鬼子睡着了，我们就出来活动。”

如今说起打鬼子的方法，老人仍眉飞色舞：“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鬼子。把人抓住了，偷偷摸摸弄出来，弄倒了，还不叫别人知道。”

后方贫乏，更多的物资，要通过火车道截获日军供需来获得。“有一次，我们化装好了进入临城火车站，打死两个鬼子，缴获了好几十支枪。还有一回，听说鬼子有一大批货要往上海送，而且最后三节火车厢都是货。我们就在沙沟车站剪断风管，拔下插锁，让那3节车厢脱钩。前面的火车头啥都不知道，还呼呼呼顺着铁轨往前开呢，后面我们两百多人一起上，早把那批货都给搬走了。那次的布匹、皮箱、好几百套的日军军服，还有先进的医药器材，给后方部队的支持太大啦！”

当机枪手，身中炮弹不知情

抗日战争之后，老人所在部队被正式收编参加解放战争，他这个原临城县独立团的小组长，成为龙海大队一名普通士兵。

他有了自己的武器——一挺二三十斤重的机枪。“捧着一挺机枪，一边跑一边打，哒哒哒哒哒，敌人就给打倒了。六七个小时，一口气可以跑140多里路。”老人打起手势来：“那时能跑能动，吃得也多。我一顿饭能吃三斤米饭，后方供应拳头大的牛肉，一口气能吃三块！吃饱了，继续上战场。”

除了武器，战士随身必备的东西还有一张纸条。“写上你的姓名年龄和家乡住址，缝在左边上衣一个口袋里。如果死了，抬下去，部队就按照那个纸条的地址通知地方政府，说某某同志牺牲了，某某人的家属要成为烈属了。”

作为机枪手，刘士枫是“三人小组”的中心人员。“我端着机枪扫射，还要有两个弹药手配合。一个上枪膛，一个配子弹。要跑就三个一起跑。敌军火力过猛，我隐蔽不动时，他们还要跑到后方去扛子弹箱，把武器送过来。所以弹药手更危险。”

两年里，刘士枫身边换了五六拨弹药手。“有两个战友是我亲眼看着死掉的。其他都是受伤了就抬下去，顾不上难过，继续往前冲，红着眼扫射，掩护其他战友。一场仗打下来，到后方找人，就找不到了。”老人低下头，轻轻叹了口气。

转业成钳工，不提光辉岁月

新中国解放后，新任务也来了。1949年，刘士枫所在部队被编入上海铁道管理局警备三团，他也荣升警长。至1952年，他又被安排至常州市卫东机具厂工作。“到厂里认了个高级钳工当师傅，每天跟着师傅学习，半年下来考试评定级别，我考到了六线，就是六级钳工，属于技术员。要是文化程度高一点，考到八级，就算工程师啦！”

1953年春，刘士枫与山东老乡丁秀英成婚，婚后育有两子两女，工人家庭的日子紧紧巴巴倒也过得去。

1969年，全家被下放至山东薛城老家，至1978年，一家人相继回城，老汉又被安排到了原单位，回到常州市卫东机具厂（后改为常州市洗衣机厂），一直干到退休，历经钳工、电焊工、封焊工等岗位。

“从机枪手到普通工人，我这辈子就干过这两个工作。”老人如是总结，哈哈一笑。

数十年来，老人从未与人提过自己南征北战的具体经历，甚至于四个子女对于父亲的了解，也只是一个退伍老兵而已。

直到一周前，常州南大街一商家的招商活动，才让老人的光荣过往为人知晓。常州皇后大道流行前线时尚广场在媒体发布消息称，凡军属、退伍军人来广场创业，均免收一年租金。

这个消息让老人下岗多年的小女儿刘琴娣动了心。揣着父亲的两个小红本找到广场总经理，她说她也是军属，希望能得到照顾。

而广场总经理一看老人那小红本上所写的履历，当即给震住了：“你家老父亲是敌后武工队队员？”

广场经理当即要求刘琴娣带他去见老人。再一问，得知老汉在武工队之前，竟还是“铁道游击队”队员！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闯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这是影片主题曲中激情澎湃的描述，老人不会唱这首歌，却比旁人更了解歌中充溢的那股子豪情激荡。

清贫晚年，自配草药治病

英雄隐于市，寂寞清贫令来者动容。记者来访，老人拧亮了灯——一盏5瓦的小灯泡，昏黄的灯光倒让房间暗了几分。老人拿一顶黑帽遮住满头白发，端坐黄昏，一脸泰然：“这灯泡便宜呢，好几年前买的，就两三毛一个，耐用得很！”

桌上有盏台灯，摄影记者嫌光线暗，过去要打开，开不着。老人笑了：“那个灯早坏了！一直放那，就是图灯柱子上的闹钟。用了几年了，时间一直还算准。每天就慢六七分钟吧！”

老伴去找凳子，找了半天没找出几只。她带着歉意笑笑：“都在这了，要不就凑合着坐床上吧！”女儿刘琴娣告诉记者，家里那些橱橱柜柜的家具，包括大床，已经两次过长江了。“都是他们结婚后慢慢添的，1969年下放时搬到山东去，1978年回城时，再搬到常州来。”

厨房里倒是有两个灶。一个煤气灶，三个月用不掉一罐煤气；还有个自家砌的土灶。老两口更习惯用土灶，贴着墙角砌了烟囱上去，一日三餐就在小锅里煮炖出来。

这当然图的是省煤气。但为此，老两口也不得不时常下楼，到处捡拾些别人家装修用剩的废旧木料，再捆好了颤微微背上楼来。对于已经两度中风的刘士枫来说，这倒成为一种不错的锻炼方法。

最令来者动容的，还是老人家用的那套刀具——一只已经没了木柄的刀片，仍然执着地守在砧板上。而那块砧板，实际上是从外面拾回的别人家扔掉的抽屉面，反过来切菜，使用日久，中间已凹了下去。“这刀能割得动肉吗？”老人一笑：“能割动菜就够了。”不再言语。

老人有医保，看病不是难题，但遇上个头疼脑热，他还是更愿意自己去乡野间找些草药，回来自己配了煮服。理由有二，一是自己虽不识字，从军时却识得不少草药，也算个土郎中，二来，他认为医保也不能浪费，国家的钱也要省着用。

其实他不算穷，他的退休金去年底刚涨到了每月九百余元。但因为四个子女悉数下岗，小女儿刘琴娣夫妻双下岗，去年做生意又受骗，孩子学业都难以为继，年轻时为国家浴血奋战的他，到年老时不得不再为儿孙节衣缩食。

若不是小女儿再三央求，他还不会把那精心保管了四十余年的士兵证与转业军人证明拿出来给她，去向民营企业换取创业的优惠条件。

戎马半生，辛劳晚年，生活困难之际，老人若早点将那段红色历史公布出来，不也可得到相关部门的更多惠利与照顾么？问及有何需求，老人连连摆手：“那么多战友，那么年轻，有的还刚刚结婚，就在战场上牺牲了。我呢？我居然活到80多岁！就算今天就死了，也没啥遗憾的。我还需要什么？活着就是最大的满足！”

垂暮之年想见昔日战友

两度中风以后，老人多了个爱好——养花弄草。花草的来历也颇为传奇：“到菜市上去逛，碰到一个山东老乡，听话音亲切，就聊上了。结果他说他父亲就是在武工队上死掉的，后来就给我送了好几盆花来！”

浇花日久，牵出了他一桩心事，他想见一位老战友。“我也是前年才听人讲，他还活着，就在上海。现在有92岁了吧！”

他说的战友，就是当初带他进入铁道游击队的老乡张建民（原名张开泰）。从铁道游击队到地方军区武工队，再到上海，刘士枫一直追随着张建民。“我回常州第二年，听说他去了南京，为修建南京长江大桥出力，在铁道工程队里，还去看过他一次。那是1953年。后来就再也没见过。”

从旁人处得知老上级还在世，但他没能打听到张建民的具体地址与联系方式。“能活到今天都不容易，我就想，在死之前见上一面，也算互相打个招呼吧！你们能帮我找到他吗？”老人充满企盼地看着记者。

给花浇水的时间又到了，老人缓步走到阳台，拿起塑料杯等水。一盆盆挨个浇过去，那花草越发蓬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