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绍兰回忆说，最早强暴她的日本士兵是端着刺刀进屋的。见她不肯脱衣服，他很生气，拿着刺刀对准她的女儿。韦绍兰只得脱光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房间，她才敢哭出来。为防止孩子哭声打搅，有的日本士兵会带几块糖块。如果这时候孩子哭出声音，士兵往往举手就打。
“他们大多数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出去烧。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因为岁月久远，韦绍兰已不记得让她怀孕的士兵究竟是谁。强奸她的士兵，既有50岁的老兵，也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韦绍兰她们有时还会被军用汽车送到其他军营。日本士兵逼着她们穿上和服，或者只穿一件日军军装。平时她们不能出门，一日三餐后勤兵送到屋里，就连外出上厕所也有士兵跟踪。不管语言通不通，只要士兵进来，她们就必须起身，弯腰鞠躬，接着脱衣解扣，慢一点都会招来打骂。
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一个凌晨，装作肚子疼要大便的韦绍兰带着女儿逃出了军营，朝着日出的方向跑了两天才回到家里。丈夫罗讵贤正在吃饭，看见妻子，他愣了一下，对妻子说，“快吃饭吧。”
几个月后，和她共患难的女儿病死了。再过了几个月，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罗讵贤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他感到了羞辱和仇恨。
“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儿子不仅得忍受在外受气的丈夫的谩骂，还要承受村里人的白眼。
罗善学一直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是个错误。长期遭受歧视和被同龄人欺负，罗善学的性格渐渐变得内向、孤僻、易怒，不敢接近人多的地方，见到人他会紧张、心慌、害怕。
因为出身问题，几十年里，罗善学找不到媳妇。有次，因为患上皮肤病没钱医治，罗善学上山挖了断肠草吃，想要自杀，结果没死成，病倒是好了。
如今，62岁的罗善学仍然一个人过。在他住的村子里，比他年轻的人都喊他“日本爹”、“日本爷”。“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消除。
“我心里恨妈妈，又可怜她。”在田间劳累了一辈子的罗善学现在和母亲住在一起，相依为命。靠放牛、养鸡和采草药过活。采访过程中，罗善学突然号啕大哭：“我这辈子就全完蛋啦！就因为是日本崽，连老婆都讨不到！”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准备带着韦绍兰母子前往日本寻找罗善学的父亲。“一是在日本介绍日军当年在中国兴建慰安所的情况；二是揭露日军在广西的兽行，让日本国民和媒体都清楚这些历史；然后再一步步推进到个人，尽可能多地发动日本人为其寻找父亲。最终目的就是要让日本政府承认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
林亚金选择远离人群，在山沟里住了几十年 赵昀／图
林亚金 海南 81岁
瘦小的林亚金一到人多的地方，就紧张。面对着包围过来的记者，只会说黎族语言的她一个劲地往角落里躲闪，满脸慌乱，手不知往哪里放才好。
生于1926年的林亚金是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1943年10月的一天，在地里割稻子的她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被突然出现的日本士兵抓住带回到日军军营。当时，林亚金17岁，正值青春。
“他们把我们4个女的关在崖县一个叫什漏的村里。每人一间茅草房，睡在一张木板床上。白天晒盐、煮酒，给日军洗衣服、搞卫生。当天晚上，日军把我们叫到指定的房子里，他们排队轮奸我们，
韦绍兰回忆说，最早强暴她的日本士兵是端着刺刀进屋的。见她不肯脱衣服，他很生气，拿着刺刀对准她的女儿。韦绍兰只得脱光衣服，任其所为。直到他离开房间，她才敢哭出来。为防止孩子哭声打搅，有的日本士兵会带几块糖块。如果这时候孩子哭出声音，士兵往往举手就打。
“他们大多数用套套，睡了我以后，套套就扔在地上，到
她们仍在抗战——三位中国“慰安妇”的痛苦人生
62岁的“日本仔”直到最近才不恨妈妈 赵昀／图
韦绍兰 广西 88岁
88岁的韦绍兰和62岁的儿子罗善学哭了。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大厅里的记者们面前，高出一头的儿子紧紧搂住瘦小落泪的母亲，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黑瘦的罗善学是12岁时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和村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钓鱼。有个小孩想要他的钓鱼竿，他不给，小孩就骂他“日本仔”、“鬼子仔”。后来上小学，在老师的组织下，罗善学看了《地道战》、《地雷战》等电影后，才知道日本鬼子不是《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而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者。
另一次，罗善学和村里的老伯伯一起放牛，老伯伯对他讲了他母亲被日本侵略军抓去3个月后生下他的经历。他哭着回家问妈妈，妈妈只是掉眼泪，不肯说话。那时候罗善学才明白，为什么父亲罗讵贤在给他和弟弟妹妹分糖时，给他最少；家里吃饭的时候，妹妹吃的都是白米饭，他只能吃夹了红薯、芋头的杂饭；弟弟妹妹上学读到初中毕业，他小学念到3年级就回家砍柴放牛；小时候他渴望父亲像对待弟弟妹妹一样拥抱他，却经常被父亲抽嘴巴。
韦绍兰觉得自己连累了儿子。1944年冬天，日军占领了广西荔浦县，在一次例行的“大扫荡”行动中，新坪镇桂东村25岁的韦绍兰背着1岁多的女儿跟随着村里人向村北的牛尾冲山上跑去。背着孩子的韦绍兰快要抵达山洞时，几个端着枪的日军士兵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韦绍兰和孩子被日军抓住后，和另外6个妇女被拉上汽车，送到了日军军营，关进了一间狭小的泥土砖房里。第二天，来了一个日本军医，他让韦绍兰脱光衣服，对她进行身体检查。
时候一起拿出去烧。有的人不肯用套套，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起进来三个……”因为岁月久远，韦绍兰已不记得让她怀孕的士兵究竟是谁。强奸她的士兵，既有50岁的老兵，也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
韦绍兰她们有时还会被军用汽车送到其他军营。日本士兵逼着她们穿上和服，或者只穿一件日军军装。平时她们不能出门，一日三餐后勤兵送到屋里，就连外出上厕所也有士兵跟踪。不管语言通不通，只要士兵进来，她们就必须起身，弯腰鞠躬，接着脱衣解扣，慢一点都会招来打骂。
不久，最让她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在军营里呆了两个多月的韦绍兰的例假一直没有来，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一个凌晨，装作肚子疼要大便的韦绍兰带着女儿逃出了军营，朝着日出的方向跑了两天才回到家里。丈夫罗讵贤正在吃饭，看见妻子，他愣了一下，对妻子说，“快吃饭吧。”
此时，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韦绍兰才哭出声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放下手中饭碗的罗讵贤也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对她说，不怪你，因为你是被抓走的，现在回来了就好。
几个月后，和她共患难的女儿病死了。再过了几个月，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虽然心里同情妻子的遭遇，但罗讵贤看着不属于自己的孩子，听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他感到了羞辱和仇恨。
痛得我使劲地喊，他们就煽我嘴巴，不让我出声，一直捱到他们倦了才停下来。如果有人叫喊，拖出来打，让我们像牛一样趴在地上，肚子下面放把刀，刀刃朝上。挨打的时候，我们四肢还必须用力撑着，要不然就会受伤。”林亚金回忆说。
“从那以后，每夜都有日本兵来找我，每次3至5人不等。往往是一个强奸，其他的在一边看，还笑。连我来月经时也不放过，只叫我洗一洗下身，擦干了他们来，弄得满身经血。有时候，为谁先谁后，他们还打起架来，有时候连吓得躲在角落里的我，也被他们跟着打伤了。过了两个月，我整个身体都浮肿了，阴道糜烂，尿呈红色发臭。”
在同为黎族的一个伪军中队长的帮忙下，林亚金提出家中母亲病危需要回家探望，自己也顺便看医生，日军准她回家。林亚金到家后，才发现父亲病情严重，不久就去世了。母亲见到女儿，一把抱住她哭着说：“你还活着啊。”
经过母亲几个月的调理，林亚金终于恢复了健康。而和她一起被抓到日军军营里的另外三个姐妹，直到日军投降才带着一身病回到老家，因为没有找到对症的药医治，痛苦地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