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因慰安妇经历，袁竹林被居委会强行吊销户口本和购粮证，住房也被没收，逼着她去黑龙江北大荒插队劳动。就这样，袁竹林在北大
她们仍在抗战——三位中国“慰安妇”的痛苦人生
中国“慰安妇”资料馆目前只能容纳研究中心现有资料的五分之一。图为前来参加开馆仪式的“慰安妇”林亚金(左)，韦绍兰(中)及其日本血统的儿子(后)，万爱花(右) 赵昀／图
她们曾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慰安妇”。对她们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来自身体与心灵的伤痛，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刹那方能终止。
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
资料馆展示了“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历时15年调查研究所得的各种资料，其中包括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里的富士山木雕、门板等实物证据，还包括当年日军士兵强奸中国慰安妇使用过的避孕套和其他资料，还有大量关于慰安妇研究的影像和图书资料。到目前为止，这些证据首次向社会公开。
参加开馆仪式的有请来的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曾作为原告走上日本法庭的海南黎族受害者林亚金；最近被发现的广西桂林幸存的“慰安妇”韦绍兰和她日本血统的儿子；还有李碧华的纪实文学《烟花三月》里主人公袁竹林的养女，和一直在推动对日诉讼的王选及旅日中国电视人朱弘。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鹤冈千晴、副领事西野幸龙突然出现在资料馆内，在苏智良的陪同解说下，他们一个展板一个展板地看过去，并不停地拿笔记录。足足有半个多小时，副领事边看边记录。临走前，鹤冈千晴在入口的“慰安妇研究”图书义卖处停住，他看到墙上的文字说明：售书款将全部捐给慰安妇资料馆。翻阅一会，他掏钱买下了一本书。
袁竹林 湖北 已故
2006年3月29日，84岁的袁竹林因脑溢血昏迷不醒在广东湛江去世。第一时间接到袁竹林养女程菲(小毛)电话的李碧华心乱如麻，接连写下两篇博客，“祝老人平安上路，忘掉今生恩怨情仇，一切解脱了。”
1992年，袁竹林的养女程菲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名为《索赔潮起于民间》的文章后致信作者童增，询问如何替有“慰安妇”经历的养母袁竹林向日本方面索赔。
1998年8月，应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成员何俊仁邀请，童增带着袁竹林和养女程菲以旅游者身份参加了香港“九一八”研讨会。在童增的劝说下，袁竹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含泪把自己隐藏了50年的被迫当“慰安妇”的经历彻底公开。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为香港《壹周刊》杂志写专栏的作家李碧华，接下来，李碧华对袁竹林进行了专访。
不久，李碧华连续发表了《竹和葵在天涯》、《火泽睽》两篇报道。袁竹林参加了由加拿大史维会主办的会议，她代表中国“慰安妇”，与菲律宾、韩国受害者一起出席作证，在加拿大引起了强烈反响。
袁竹林1922年5月16日生于武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她是3个女儿里最大的。因家庭生活困难，父母把3个女儿都送人做了童养媳。15岁时袁竹林结婚了，丈夫汪国栋是汽车司机，两人婚后感情很好。
但袁竹林没有想到，结婚才一年时间，日军进攻武汉。汪国栋奉命转移到四川重庆，把袁竹林留在了武汉。认为媳妇在家吃白饭的婆婆强逼袁竹林另嫁他人，和一个叫刘望海的人结婚。17岁时，袁竹林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荣仙。
战乱中的武汉经济萧条，找份工作很难。1940年春，一个叫张秀英的人到处招旅社清洁工。袁竹林信以为真，和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报名参加。就这样，张秀英领着她们坐轮船到了鄂州。
没想到一上岸，端着刺刀的日军士兵就将她们带到一座庙里。一进门老板就命令她们将衣服脱光，检查身体。袁竹林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身体检查完毕，老板给袁竹林取了个日本名字“吗沙姑”。把她安排到一间七八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六七寸长、2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吗沙姑”。这天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队。“第一天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个日本兵进入房间，在里面总要30分钟。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就这样，袁竹林和其他几十个姐妹，成为日本兵的性奴隶。慰安所里的一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厨师料理，质量差，数量少。她们要洗澡却没有地方，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
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一小时，二小时，甚至整夜的都有。来了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样拥入房间。刚进入慰安所，老板就逼着她们吃避孕药。按照日军规定，士兵必须用避孕套，但很多士兵知道她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便有意不用避孕套，过一段时间后，袁竹林就怀孕了。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袁竹林试图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子”的女子逃跑，结果没跑多远，就被日本士兵抓了回去。日本士兵抓住袁竹林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鲜血直流，从此她落下了头痛病。她肚里的孩子也被迫做掉。
不久，鄂州日军军官藤村看中了袁竹林，让慰安所老板把她送到自己住所。不久，藤村又把袁竹林送给了一个叫西山的军官。1941年左右，袁竹林得到西山的允许回家探望，才知道父亲已经因饿至死。丈夫刘望海也找不到了，袁竹林只得回到鄂州。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西山要袁竹林跟他回日本，或者去石灰窑(今黄石市)投奔新四军。而此时的袁竹林只想找自己失散的母亲，因此她回到了武汉，在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找到了母亲。从此，母女二人靠洗衣、做临时工维持生活。
1946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袁竹林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一个才出生70天的女孩做养女，起名程菲。1949年，袁竹林回到了武汉，住在吉祥里2号。对自己遭受的苦难，袁竹林闭口不提。但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母亲在里弄的忆苦思甜大会上讲出她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巷子里的小孩常追在她后面骂：“日本婊子”。
荒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种苞米、割大豆，过着缺柴取暖、缺衣少食的生活。“那里天寒地冻，一个月只有6斤豆饼，养女饿得抓泥巴吃，尝遍人间的千辛万苦。”1975年，农场有个叫王万楼的干部见她实在太可怜，帮助办理了手续，让她回到了武汉。
回到武汉后，袁竹林和养女完全靠打工为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袁竹林的养女程菲拿着母亲的遗物哭着说，“母亲吃的苦太多了，她一生全毁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经常做恶梦，又回到了那个慰安所！因为日军的毒打，她每日都要头痛，头痛时不能入睡，就一把一把地吃安眠药，每晚也只能睡两个小时，大半夜就这么坐着，一直到天亮。”
2000年，李碧华在已发表报道的基础上，创作出版了《烟花三月》，并把这本书的稿费捐给了大陆的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和台湾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委托两家单位资助生活困难的“慰安妇”们。
2006年2月，采访过袁竹林的苏智良、陈丽菲教授致电正在病中的袁竹林，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一笔数额达2万美元的抚恤金。这个基金会是在日本国会拒绝通过谢罪议案和立法拨款向受害人赔偿的前提下，1996年由日本多个企业财团捐资10亿美元成立的，由前首相村山富市担任会长。
对经济困难、病重的袁竹林来说，2万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袁竹林却拒绝接受这笔钱。
一个月后，袁竹林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去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