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问题上混淆视听、沆瀣一气的编撰会和扶桑社，终于以吵闹的形式结束了并不光彩的合作。
     因历史教科书问题而恶名远播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与其合作出版发行商“扶桑社”日前突然分道扬镳。由于编撰会编写的严重歪曲史实的教科书，自问世以来销量惨淡，在经济利益面前，这对试图“改写历史”的合作者只能在相互指责声中不欢而散。
采用率低得可怜
      成立于1996年底的编撰会，是由多名日本右翼学者结成的、专门编辑中学历史和公民教科书的团体，其分会遍布全日本，拥有1万多名会员。编撰会编写的教科书中充斥着“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秀论”以及对侵略罪行的黑白颠倒。2005年4月6日，日本文部科学省为编撰会大开绿灯，第二次审定通过了其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引起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编撰会也因此成为日本右翼学者的代言组织，恶名远扬。
      在日本社会保守化思潮的作用下，编撰会的观点曾得到了很多政界人士的支持。不过由于严重歪曲史实，编撰会的教科书并未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可。新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最高时也只有0.4%，与其事前宣称的10%的预定目标相差甚远。而其面向普通市民的历史教科书的采用率，更是只有低得可怜的0.2%。
编撰会与发行方内讧
      市场的消极反应导致编撰会在运营方针上出现激烈对立，会长相继辞职，内部矛盾开始表面化。在一片的争吵声中，编撰会前会长、高崎经济大学副教授八木秀次率先发难，其纠集部分编撰会成员另起炉灶，成立了“日本教育再生机构”，开始与旧东家分庭抗礼。
      就在编撰会内忧尚未平息之际，其合作出版商“扶桑社”上演了一出“釜底抽薪”。2007年2月，扶桑社向编撰会发出通告说，由于教科书的采用率过低，编撰会内部也出现混乱，扶桑社拟成立新公司发行其他内容的教科书。编撰会试图挽回二者的关系，但遭到扶桑社的断然拒绝。5月25日，编撰会与扶桑社进行谈判，双方在经营理念、机构人事安排等诸多方面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只能分道扬镳。
      5月31日，编撰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宣布其与“扶桑社”的合作关系正式终结。
新版教科书蠢蠢欲动
      扶桑社是日本富士产经集团下属的一家保守色彩很浓的出版社，其与编撰会的破裂完全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其右倾本质并没有丝毫改变。就在二者正式分道扬镳后不久，为了能够顺利提交下一次教科书审定申请，扶桑社已决定成立“教科书改善会”，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屋山太郎、前文化厅长官三浦朱门等均在发起人之列。该会计划与八木秀次领导的“日本教育再生机构”合作，出版经过修改的新版历史教科书。
      对日本教育再生机构，扶桑社似乎情有独钟。扶桑社在今年2月向编撰会送交的书面回答中，含蓄地表达了对前者的支持。日本教育再生机构成立于2006年10月，是编撰会内部矛盾滋生的新组织。虽然其自我标榜致力于研究教育和儿童成长问题，但实质仍然是鼓吹国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皇国史观。
      日本教育再生机构发起人是编撰会前会长八木秀次，从这一点便可看出该机构与编撰会实为一丘之貉，只不过更换了一件外衣而已。该机构拥有6名顾问、112名代表委员，主要为日本一些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前政府官员、教育界人士、演员、出版界及民间团体负责人等社会名流。这些人在日本社会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能力不容轻视。与编撰会相比，日本教育再生机构的成员中，只是缺少了日本大企业及其领导人的名字。
      随着编撰会逐渐离这场“历史闹剧的主角”渐行渐远，日本教育再生机构开始蠢蠢欲动。该组织计划在2007年日本各地举办研讨会。也许，新的“新历史教科书”不日而出。
全日本仅4000人采用
      绝大多数教委对新历史教科书都避而远之，不少教育一线的老师和一些民间团体也反对使用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北京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在新历史教科书出版之初，宣称要实现10%的采用率目标。但2001年只有0.039%，2005年最高时也只达到了0.4%。目前，日本583个公立中学划分区中，只有东京都杉并区、枥木县大田原市的两教育委员会采用了该书。加上滋贺县、爱媛县等其他地区的36所学校在内，共有约4000名日本中学生在学习该书。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新历史教科书”销售如此惨淡？
教委不采用
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由各地区教育委员会决定，但绝大多数教委对新历史教科书都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国际先驱导报》采访了埼玉县某市教育委员会成员。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工作者说：“他所在的市教委没有采用扶桑版教科书。这本书表达的历史观和很多教育委员会委员以前接受的历史教育不一样，老师们自己都不理解，更不用说去教学生了。”
“与扶桑版相比，别的出版社的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考虑了邻国的感受，并且和日本政府大方向一致。而对扶桑版教科书，多数日本媒体都持反对意见，如果教委强行采用的话，必定招致媒体的攻击。我们对此格外慎重。”这位教育工作者道出了个中原由。
教师不推荐
不少教育一线的老师也反对使用该教科书。一位正在大阪某学校担任社会历史科的老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看过几本扶桑版教科书，“但每本都是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书中关于东京审判是这样描述的：因为法官是美国选定的，被告受到了不正当的判决，所以应该宣告全体无罪。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成立。”
这位老师还指出，扶桑版教科书中关于政治家的话题很多，但是感觉理论和史料非常欠缺。“它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引用的都是利于自己观点立场的部分史料。日本政府正加快修宪步伐，出版这样的教科书，或许不仅是扶桑社也是很多政治家的心愿吧。”这位老师不无担忧地说。
一本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是否严谨，与编者构成也有很大关系。目前，排名日本各中学历史教科书采用率前三的出版社，分别是东京书籍出版社（47.3%）、大阪书籍出版社（18.0%）和教育出版社（13.4%）。这三家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编著专家分别有45人、13人和39人。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仅有6人，是8家出版社中最少的。虽然编撰人数少并不足以证明书籍的质量差，但至少可以说明该书没有经过更广泛的考证，只代表了少部分人的意见。
民间团体抵制
一些民间团体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抵制，也是造成其销售惨淡的原因之一。
总部设在东京千代田区的“儿童与教科书全国联盟”就是其中一家。该组织的事务局长俵义文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新历史教科书中充斥了新自由主义历史观，力图否认历史、美化战争。0.4%的采用率在预料之中。10年来，一些有正义感的老师积极参与了反对运动，这也是该书采用率持续走低的原因之一。”
更换了编委后，扶桑社的教科书会是什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俵义文表示“他们只是换汤不换药，极有可能不改编写方针，借日本教育再生机构的名义，出版更容易让教育委员会通过的书。我认为那对日本青少年的教育来说更危险。”
或许，只要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都难免遭到正义人士的抵制，就如同它们的宿命：你怎样对待历史，历史就会怎样对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