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日关系的人常有这样的感觉，为何几十年来，中国关于日本的著作很多，却没有出现过经典著作，非但没有一本能与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相比，就是民国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论》也恐怕没有人超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先前已有不少人就这个话题发表了高见，本文只是谈一点零散的感受。
      中国的对日研究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是战略问题。对日研究经常提到“战略的研究”，但很少提到“研究的战略”。前者是把研究仅作为手段、工具，一切为战略、总计划或方针服务。但由于战略往往是任务型的，这就使得研究也变得充满动荡和变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其实，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规律，有独立的战略构思及研究过程的全面设计。中国的对日研究机构大多为政府部门或国立大学所属，研究多以政府行为为准，“想政府所想，急领导所急”，很难将一个长周期的研究坚持到底。战略的研究固然重要，但研究的战略同样不可忽视。因为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发展速度很快，研究理应成为国家级战略，不仅要考虑研究什么，还特别要考虑怎样研究，如何保证研究正常进行，尤其是针对那些强于我们又对我们很重要的国家，这里首当其冲就是日本。
      日本的对华研究一直有很完整的战略，这个研究的战略是日本制定对华战略的基础，与日本的基本国策及整个对外政策一并成为日本的战略之源。而且日本的研究一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尽管受到很多政策导向，但大多数机构及研究人员在体制上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这就使得研究具有极大的自主性，机构及研究人员主要考虑的是长期性的研究而不是短期性的战略。 
      第二是心态问题。中国对日心态最大特征是轻视。轻视有两种，一种是绝对化轻视，即自以为了不起，实际上如同“夜郎自大”，不是仅仅看不起日本，是谁都看不起，唯我独尊。这是一种“无知型轻视”。另一种是相对化轻视，实际上如同“见人下菜碟”，对欧美就看重些，对日本则无论如何也重视不起来。这是一种“偏见型轻视”。应该说，上述偏见型心态者居多。
      造成这种心态有三个原因。一是历史的惯性，即日本向中国学习的历史太长了，作为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即使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策制订者们已经把中国视作争食的鱼肉，但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冲动仍然强劲。直至今天，日本各种报刊上刊载的外国消息及报道等，有关中国的仍大大超出其他国家（包括美国）。 
      二是现实的错位。中国的确在20世纪初出现过研究日本的热潮。当时大批有志青年东渡日本，探求救国图强之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从日文转译开始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最初都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这时的日本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戴季陶的《日本论》至今令日本研究界奉为佳作。但随后日本的对华侵略及战败，使日本非但不能成为学习榜样，连研究对象也排不上了，中日民族的心态出现了错位。战后日本虽然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并不高，而中国虽然经济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但在国际上一直拥有很高的声誉，更加强了双方心态的错位。 
      三是预期差异。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一直对未来有很强的危机感。在许多日本学者略带傲慢的外表下，往往掩盖着自卑与自尊的冲突，隐藏着生存竞争的压力与求新图变的冲动。但中国似乎总是有很好的预期。据调查，日本的精英层对未来的展望最为悲观，而中国则明显高出，与美国不相上下。今天许多国内的研究者在国际场合遇到日本人，特别是作预期研究时，常会表现出轻视日本的心态。这种在高速发展中的大陆型心态与处于成熟性萧条中的海岛型心态，对未来预期当然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动力。
      很早以前，日本人就常常用“龟兔赛跑”形容中日关系。意指中国人聪明像兔子，跑得快，日本人只有学习乌龟，跟在兔子后面更努力地跑才有出路。但目前的情况是日本像兔子已经跑到前面了，而我们在后面却少有乌龟的谦虚与努力，甚至有人明明是乌龟还总是怀揣着兔子心，这样的心态怎么能不落后呢？
      第三是细致度问题。日本民族的认真、细致是举世公认的，在研究上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笔者曾参与日本一项关于东亚社会形态的合作研究，谈到中国的家庭时，某日本学者从汉字“家”的形成，谈到所有与“家”相关的词，仅 “家庭” 一词就考证了《后汉书》的“郑均传”等近十个出处。但在当时中国家庭研究的论著中，几乎没有人下这样的功夫，就更不必说我们对日本的“町”、“村”等基本概念的研究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者中有许多“通”，从“三国通”、“史记通”、到“京剧通”、“敦煌通”，再到“饺子通”、“拉面通”等等，无奇不有。看似“小而细”的研究往往与中国 “大而粗”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这种研究态度之细致，研究作风之严谨，都对研究结果提供了很大的保证。
      解决中日关系的困局，需要中日关系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的水平本身就是中日关系的重要部分，两国的学界和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