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野添：你第二次回到东京，还驻中野吗？
    耿谆：刚才我说过了，我这次没有回到东京，法庭给我的通知我接住的晚了，我到上海办事处时，法庭来接我的人已经走了，来的好象是个美国人，叫马若逊。当时代表团办事处立即给东京发电报，东京回电说，这次庭审已经结束，叫耿谆到南京去，留后勤部等候第二次出庭。    所以我就到南京后勤部，后勤部将我安排到挹江门过境部队招待所。

    野添：你是什么时间知道审判花冈事件结果的？
    耿谆：那是南京吃紧的时候。当年我回国以后，日本还留有20多个人，他们出庭一批，就送回来一批。那时我在南京，我见到了翟树堂、张肇国、张金停、李克金。张肇国、李克金的日本夫人也都回来了。他们说已经审判完了。河野正敏（所长）判刑终身，伊势智德（寮长）绞刑，三浦太一郎（警察署长）重劳动，二十年，佐藤健三（巡查部长）重劳动二十年。

    野添：他们回来以后，国家有没有安排工作？
    耿谆：都安排到军官队，没有正式工作。过去他们都是军官，所以张金亭、张肇国、李克金都安排到了军官队。

    野添：军官队是干什么的？
    耿谆：军官队是日本战败以后，中国实行了裁军，名字叫复员。士兵一复员，剩下许多军官，怎么办呢？就成立了军官队，军官队拿很少的钱，有吃的饭。那时解放军都快过长江了，人心慌慌不定。不久，南京吃紧了，我在的那个招待所就迁到了贵州。到贵州还没停住脚就解放了。

    野添：你在南京是什么招待所？你在那里干什么？
    耿谆：是过境部队招待所。就是部队在南京过时不准住民宅，不准住车站，叫部队住到招待所里。招待所里设有帐篷等物。我在那里当上尉干事，领取少校薪金。

    野添：你是国民党的士官，在洛阳战役时被俘了又被押送到日本去，在那里又做出了令人敬佩的事迹，以后又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以后又到贵州。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样从贵州来到解放区的？
    耿谆：南京吃紧时，招待所就迁移了，迁过了好几个地方，那里吃紧了就又迁走。还迁到韶关过。这次迁到贵州独山火车站，不久独山就解放了，招待所被解放军接管了，我在解放军里又服务了三个月，主要是招待战地散流官兵工作，后来解放军给我发了解放证。我拿着解放证回家了。

    野添：还有解放证？
    耿谆：没有解放证就走不出去。走到路上遇到有人盘查时，拿出解放证一看，才能放行。我拿着解放证先到重庆， 准备乘轮船到汉口，然后再乘火车回家。不料到重庆时是军运，没有船，所以我就困到重庆了。因为有解放证，无论到那个地方都得供应吃的，跟解放军一样。我当时就找到重庆市政建设局，找他们解决困难。他们就叫我分到市政建设工人队干活。这个工人队好几千人，分几个中队，我在那个中队就有400多人，我们每天干的是开山、填沟、修路、建广场的体力活，后来我们的中队长又让我管全中队工人的伙食，以后又让我负责领发全中队工人的工资。我在这里从1950年上半年一直干到1954年整整干了四年，我成工人了，还参加了工会。这时路也好走了，家里也来信了，说母亲七八十岁了，孩子又小，又有土地，让我回家去。我接信以后，就请长假不当工人了，坐船先到汉口，又坐火车回到家。这次回 来与上次离家，这中间又是七、八年的时间。
    我这次回来以后。就到灵树村务农了。第二年又有我那第二个孩子硕宇。我在农村一直到1984年，整整三十年，我才又回到城里故居。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批斗对象，我是连长，是反革命分子，但我没有罪恶，我的成份也好。
    1984年我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后来又当选政协副主席，1986年又补选为平顶山市政协常委。
    这几年我到日本去参加慰灵祭，与鹿岛组谈判的事，你们都知道，我不再说了。
    以上是我一生的大致经历，曲曲折折，就谈到这里吧!

    野添：我这次来访问您，想要问的都基本上得到你圆满的解释和答复。在你这么繁忙中给你增添了许多麻烦，又受到您如此热情的款待我非常感谢。
    耿谆：应该感谢的是先生。您跋山涉水这么远来到这里，为花冈的事情表示支持，我应该感谢先生。

    野添：这件事我本应该早做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推迟到现在，这次得到您大力支持，我非常感谢！
    耿谆：先生需要问的还可以继续问，或者以后再提出来问。

    野添：这本书完成以前，我还要再来一次，到时还要给您添麻烦，还要请您大力支持。
    耿谆：欢迎，欢迎。

    野添：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将您这本书完成，将耿老的事迹告知世界人民，告知中国人民。
    耿谆：感谢先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