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野添：你们是在什么时候，完全恢复了自由？
耿谆：这都很晚了，都到46年5月间了，我们才出狱，这里我还记起一件事，需要说一下。就是我在监狱时，中山寮劳工派代表去看我的事。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就是日本战败那一段时间里。他们去人不少，大约去了20多个人，这次刘智渠、王占祥，翟树堂都去了。他们以为我在那里还吃不饱，所以去时就炸了些馃子给我带去。
我从山上被抓下来以后，就不知道中山寮的情况了。也不知劳工们是是死是活，他们也不知道我还活着。以前日本人对他们说：“你们的队长，阿大么，朴拉朴拉（已经砍头），你们好好的在这里做工。”所以他们都认为我死了。后来美军驻进中山寮时，他们恢复了自由，还给我开了一个追悼会。这是王胜之到监狱看我以后，又到中山寮跟他们说，你们的队长没有死，还在监狱里。他们听王胜之一说，非常高兴，就立即派代表来看我了。他们还跟我说，当年带我们干活的那些辅导员，现在都给我们打扫厕所，运吃的，好象成了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奴隶了。我们随便到那里，也没有人敢拦挡了。
这时我给刘智渠、翟树堂说：“你们回去给大家说，出去要三个人、五个人一起，不准一个人出去（我怕他们出去做坏事）。要保持住中国人的道德，中国人的荣誉。你出去做坏事了，人家不会说你是张三李四，说你是中国人，你就将中国人的气节丢了。你们出去跑跑，到山上看看，散散心都可 以，但出去不准入民宅。不错，他们回去给大家一说，大家都很服从。所以说，我们的人在花冈没有做出坏事，为中国人争了光，赢得了日本人民的尊敬。
他们还说，他们快走了，走时就不再来辞行了。我又交待他们，走时要开个追悼会，对死难者致祭一下。后来，我写了个祭文让翟树堂带回去了。
野添：听说你交给翟树堂的那个祭文，以后在报上发表了？
耿谆：报纸上没有发表，报纸上只说翟树堂带回去了祭文。那篇文章是翟树堂写的，题目是《日本人这样虐待我们》（见82页——编者）是48年5月15日至2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登载的。
野添：是连载？
耿谆：连载。其中有写我在监狱里的事，是翟树堂写的报导。
野添：你在秋田县监狱，一直待到什么时候？
耿谆：到46年5月才出去，那时天已经热了。出去以后，才知道花冈那地方的人已经走了，留下刘智渠、翟树堂等11个人，加上我们监狱的几个人，一共23人。
野添：花冈的那些人是45年11月归国的，他们走时没来告别？
耿谆：没有。那次他们派代表看我时，已经说他们快回国了，不来辞行了，至于什么时间回去，就不知道了，是以后见到刘智渠他们11个人时，才知道其他人都回国了。
野添：这11个人也是送到监狱里来？
耿谆：他们没有到监狱里来，他们是在车站等着我们，我们从监狱里出来后，到车站与他们见面，我们是由美军护送的。
野添：45年春节你们是在监狱中过的，每逢佳节倍思亲，你当时的心情如何？
耿谆：当然是很想家了，可是又觉着事情还没有到底，不知什么时间才能回家去，又觉得这是胜利了，早晚有希望了。我再补充一点，我们在监狱里照的有张像，有15个人。我们在监狱的是12个人，怎么多了三个人，我需要解释一下。
野添：那个像，赤身那个？
耿谆：不是。是穿着囚服照的那个。
当时，他们每次点名都点到15，我就问庶务长，监狱里是不是还有中国人！他说有，还有三个人。我说：“中国成战胜国了，这三个人能不能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说他给所长说一说，后来就把那三个人交给我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做工，他们把他们的大队长打死了，因为大队长给日本人勾结起来虐待他们。
野添：他们是在哪个地方做工？
耿谆：这个记不清楚了，不知道是什么县，什么地方。好象带个“松”字，他们是在那里做工，后来也送到秋田监狱，说明那地方也属秋田县。他们动手打死大队长是5个人。这3 个人在秋田监狱，其他两个人在别的地方。后来我们又和这三个人一起到东京。他们是什么时间回国的，我就不清楚了。
野添：46年5月份，是谁接你们的？
耿谆：具体是谁不知道。说是接我们出去的，但没有见中国人去，是驻秋田县的美国军派的武装人员，把我们护送到东京。我们到东京以后，就住到中野区刑务所。这个刑务所是由美军管理，好象关押的是违纪的美国兵。我们出秋田监狱时都脱了囚服，换成了日本人的服装，我们去到刑务所以后，他们误认为我们是日本的犯罪分子了。吃饭时他们有人领我们去吃饭，平时却限制我们的行动，禁止我们出入。我很生气，就找他们申辩理由因没有翻译，他们也听不懂。后来再找他们，他们也不接见了。我气愤极了，我就开始绝食了，我绝食4天，后来他们向上报告了，又赶紧给国民党住日代表团联系，代表团就派人来看我，来的是一个少将，姓李。李将军对我很客气，说我们代表团对你们照顾不好，没有给你们配翻译，你们受委曲了。从那以后，给我们配了一个翻译，叫杨永和。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他生长在日本，是一个大学生。他的日语当然很好，他还精通英语，以后他就和我们一起同吃同住了。接着我们26个人又要来一面国旗，将旗杆就绑在我们住那楼房的栏杆上，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人。第二天我们又换上了中国陆军军服，也换上了皮鞋。从此，我们才算彻底恢复了自由，成了战胜国的人了。
刑务所的负责人叫米拉，是个上尉，我们见面时称他卡普特·米拉。他叫我卡普特·耿。不久，他见我时说他升“美劲”了。杨永和说“美劲”是少校，以后我们见面就称他美劲米拉。他为人很随和，多次请我吃茶，喝啤酒座谈。
我以后又到驻日代表团中国科，这是远东国际法庭中国科，给他叙述我们过去受虐待的情况，控诉鹿岛组虐待中国人，控诉他们虐待战俘。（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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