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王留柱记录整理
（九）
野添：你在山上被抓住以后，是怎样被送到警察局里去的？
耿谆：是用卡车。有李克金，另外还有两个人是谁，记不清楚了，当时，我由武装警察押着，一直送到警察署，我是一个人单独关到一个小屋里。
野添：你在警察署他们先后是怎样审问你的？
耿谆：我去以后，他们叫我坐在椅子上，周围用绳子把我捆住，当时我心里倒也感到坦然，反而在椅子上睡着了。后来我醒时，屋里就有宪兵了，他们端着枪，上着枪刺，在一旁站着。
当我被押进屋时，我曾发现屋角里有一把匕首，一尺来长，还带着血。我当时想，只要有这把刀，一有机会，我还要自杀，决不能再让日本人侮辱我。可是到晚上查哨时，有个日本军官到屋里一看，发现这把匕首后就拿走了。你知当时我心里多痛苦，我只想早些死，不想再受他们的折磨，不愿再受他们的刑罚，我要早点剖腹自杀，不料这时想死也死不成了。
第二天，他们开始审问我了，他们宣布这是临时军事法庭。审问我的时候，我把事情全揽到我身上，我说我是主谋。他们问我同谁计划，我说我没有同任何人计划。他说你没有同别人说怎能把人带走？我说这是我的命令，我是大队长，别人都听我的。
当时审问我的那所房子是木板房，隔壁押着被抓来的其他难友，我说话时他们听得很清楚。后来听他们对我说，你当时这么一说，我们都放心了。都说大队长一人揽下来了，我们不要紧了。就这样，我一个人承担下来了。我是大队长；我应该掩护大家。
他们一共审问我三天，我一直都没有说都谁去杀死日本监工的。后来，他们把抓来的人带到我跟前，与我对质。张金亭也被抓去了，张金亭说：“大队长，你说了吧！你说你给我们下的命令，你不说他们很审问我们。”我是想完全解脱他们的，可是他们受不住刑了，说是大队长给他的命令，叫他带人进去杀死监工的。有的说是大队长叫我干什么什么的，这样一来，他们算是承认了杀人的罪行，所以，以后进监狱时就有12个人，如果他们坚持不承认，法庭只能定我一个人，就这样，他们审问来审问去，又让人与我对证，一共有三四天的时间。
以后又过了些天，那天有个日本宪兵去问我：“家里父母亲有？”
我说 “有。”
“欧苦桑（妻）？”
“有。”
“棵托毛（小孩）？”
我说：“奈伊。”就是没有孩子。我的老大孩子垒，是我回来以后才有的。他又问：“依依的要？”他又用手比划着要不要往家里写信。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往家写信。这还不明白，这不是要处死我吗？当时有一个少尉军官，对着押我的那个宪兵说：“果计杭（五点半）。”然后又看了看钟表。我知道他们要在五点多处死我。这时，我听到木板墙隔壁有咳嗽声，象是李光荣。我大声喊了一声：“李光荣！”他马上问答：“有！”我接着说：“来生再见！”这时，大家都在隔壁哭了。日本宪兵急忙跑过去，把他们都带走了。从此以后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后来，他们见到我时，还对我说：“队长，当时你一说来生再见，我们都憋不住了，都哭起来了。”
可是，到五点半时，他们没有处死我。只见他们的人窜来窜去，说什么大大太君，大大太君。
第二天，宪兵司令从东京去了，这大概是暴动以后六七天的时候。他去时带有一个翻译。说来的是宪兵司令，是大大太君，我一看他是上校，有三个星。他倒很文明，看看都哪里打伤了。当时我脸上还有血，赶紧让人打来水，让我洗洗脸。让小兵们给我削苹果，摆到我跟前，让我坐在那里说话。这时他跟来的翻译，来到我跟前，给我鞠了个躬说：“队长，我叫王刚，我是东北人，我是在此留学的。今天我给你当翻译，你尽管说，我一定做好翻译。” 我记得他还说：“队长，关于你这种行动，我们很佩服。”以后就开始问话了，大致是这样：
问：“你在中国是什么阶级？”
我答；“上尉连长。”
“在什么地方被俘？”
“在洛阳战场被俘。”
“你是怎么被俘的？”
“腹部受伤被俘。”
“为什么暴动？”
“每天做十六小时的重劳动，吃的不能够半饱，雪天雨天从不停工，看守对战俘动辄拳打脚踢，横加罪名，滥施毒刑，劳工衣不遮体，因受摧残而死者，将近300人，更有甚者，小畑竟用牛阳具打死我劳工薛同道，这是侮辱我中华民族，所以要暴动。”
“为什么不向负责者要求增加吃的和改善待遇？”
“我曾同翻泽于杰臣一起，前去要求过两次。”
“吃的增加多少？”
“一点也没增加。”
“你向何人要求？”
“何野正敏。”
“何野正敏是什么人？”
“是所长。”
“我已查明你是中国将官阶级。”
“我是尉官阶级，被俘时尚佩有徽章。”
“中国政府授给你什么任务？”
“我们阶级很小，根本够不上接受政府的任务。”
“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不是！暴动是为了挽救我劳工的生命。”
“你们出去后往何处去，哪里接济你们？”
“为了不在中山寮饿死，出去寻找生路，哪里也没有接济。”
“你要暴动计划了多少天？”
“没有计划过。”
“没有计划过怎么能将人带出去？”
“我是队长，我向全体劳工下达命令，我就亲自领着他们逃出中山寮。”
“你下命令他们都听吗？”
“战俘都是军人，军人养成了服从。”
“你都指定谁打死了日本人？”
“不知道，那时很混乱。”
“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
“中山寮我战俘死去数百人，何人应该负责？”
“这与直接杀人不同，直接杀人得抵命。”
“我杀人我抵命，我愿剖腹。”
“这得考虑。”
这时，宪兵司令用手狠狠地拍了一下桌案站了起来，又说了一句日本话。王刚忙对我说：“队长，他说你伟大！”说完，王刚点首向我告别。
野添：当时还都审讯了哪些人？你知道么？
耿谆：整个都审讯了，审得相当厉害，不过我没有看见，据他们说，审讯时有过电的，有灌水的。我是单独拘留起来的，我没有看见他们受审。
野添：他们审讯你的时候，有没有用过什么非法手段？
耿谆：用棍子打过。用这么长的柳木棍（象擀面杖一样长短粗细）。第一次用棍子将我打的晕过去，打这个地方（后脑勺）。
野添：这是第一次审问？
耿谆：是第一次审问。
野添：后来又接着打你没有？
耿谆：后来没再打了。我已经将整个情况都给他们说了，要杀头就杀头，主谋者是我，我没有同谋者，别人没有罪，完全是我一个人策划的，我是队长，我有责任救大家。
野添：你在拘留所的时候，他们给你水、饭吃的东西没有？
耿谆：他们头两天好象没有给吃的，向他们要水时，他们给 些水喝，至于饭给没给或给多少我脑子里已经没有记忆了，现在想来，可能也会给点吃的，不给一点就饿死了。
野添：共乐馆前跪着那么多人，有挨打的，那些情况你——
耿谆：我没看见，我们虽然离的不远，但我在屋里，他们是在外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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