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王留柱记录整理
（八）
野添：关于暴动的时间以及暴动中的一些事，其他人谈得有些不一致，当然这次要以耿老谈的为主了。现在，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事吧。
耿谆：因为我是大队长，暴动中的一切部署，只有我向他们下达战斗命令，因情况不一样，他们执行的任务也都不会一样。整个情况只有我掌握着，平时有些事情也是他们向我汇报，不能与别人联系，也就是单线联系，我想象这种事关千人生命的大事，事关整个暴动成败的大事，故行动必须秘密，只能与我一人单线联系。所以他们所谈的，就未免片面些，这是不奇怪的。现在，我就先从促成暴动这一点谈起吧！
那是将近5月份的时候，也是情况更加严重的时候，那时每天要死去四、五个人，已经快死去200人了，而躺倒不能动的人，还有几十名，但这时还没有确定下暴动的时间，而总是幻想着，能有一天回到家，如果一暴动，就把大家推到死亡线上了，我实在不忍心。所以，我们虽然到了不能忍受的时刻了，我们还是强忍受着。
好象到了6月上旬的时侯，有个叫薛同道的劳工，他病得已经不能上工了，我让他休息，他哭着不休息。他说；“队长，我一到病房，口粮就减去一半，我不就死得快了，我是饿的很了，我没有什么病。”就这样，他坚持着去上工了。可是到晚上收工时，他跟不上队了。据说是一个日本老太太，扔给他一个米团，他仅是拿起来，还没有吃到嘴里，监工见了，说他小偷的干活，上去就打。然后把他拉回去，晚饭不让吃，把他关到小屋里。晚饭以后，又把大家集合起来，把薛同道拉到中间。那些日本人就拿木棍、皮带从屋里出来，这个打过来，那个打过去，打得薛同道在地上翻过来滚过去，屎尿横流。眼看着就不行了，这时小畑又用公牛生殖器晒干做成的皮鞭，又凶又狠的把薛同道活活打死。这样一来，激怒了大家。人们气愤地对我说：“队长，你看他拿的是什么东西？”平时我也知道，他们挂在房檐下晒这东西，不料他竟用这打我劳工，我愤怒极了，他们这样做辱我中华民族太甚！有损我中华民族尊严！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日月同辉，我们要用头颅、热血来捍卫她。所以，我下决心暴动了，就是掉头，也义无反顾。中国人民一定要站起来，一定不能容忍了，这就在下边定于 6月27日暴动。后来知道老头太君与小孩太君在这天值班，为了不伤害这两个善良的日本监工，我们冒着危险，又将暴动的时间推迟了三天，改为6月30日夜晚。关于暴动的起因就谈到这里。
野添：你刚才谈到暴动问题，当时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也会提出不同的方式方法，现在你再谈一下这方面的事吧？
耿谆：当然哪，当时在开秘密会议时，有的提出咱们出去以后夺只轮船开着回国，我记得当时李光荣就这样说：“我那队里有个劳工会开船，我们到海上夺只轮船开着走。”也有的提出上山打游击，你当司令，我当什么的，咱们给他们干等。但我知道暴动必死，可他们这样提，我也不能打击他们，也不能说你这想法不对。所以他们说时我都说可以。但我心里清楚，他们说的都是幻想。你想，当时除去死亡的、生病的，剩下的700人能出去打游击吗？粮秣供应、武器弹药的来源、地理环境的了解，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况且，这不是在中国，这是在日本国土上，只要暴动，这是必死无疑的。如果谁抱着活命的希望，到时就要失望，就会动摇意志，临死时他就会害怕，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样，个别人在关键时刻就退缩了，有的也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了。不过，当时要暴动的意见是一致的，都有这种决心，都说队长下命令我服从，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跳火坑我也跟你跳，都有这种决心，只是想法不同。
野添：暴动的方案是你定的吧？
耿谆：那完全是我定的。至于他们提出的意见，我不打击他们。
野添：谈谈你决定的方案吧。
耿谆：我决定的方案是必死。现在我将暴动出去的计划大致说一下吧。
那是暴动以前，有一次，我因事到翻译于杰臣的屋里去，见墙角地上有一片破纸，样子有点象地图，我就装着揩鼻涕，擦了一下鼻子装进了口袋，回到住处展开一看，原是一小张日本交通图。虽是交通地图，上面也标有我们做工的花冈汀的地名。从这张地图上，我才知道出去花冈顺铁路向前走是清森县，就有一个海汊，过去这个海汊就是北海道。由于有了这张地图，所以暴动时就选定了朝海汊这个方向进发。
暴动时的计划是，第一，我们趁日本人熟睡时，采取突然袭击，将他们消灭掉。第二，我们做好饭，饱餐一顿，整队山发。第三，四路纵队行进，昼夜兼程，到清森县海汊集结队伍，等待敌人包围。第四，我们面对敌人站着，让敌人的子弹打来时，我们站着死，等他们走近时，我们用铁锨与他们拚杀一阵，然后集体投海自杀。
野添：你们决定在30号夜里暴动了，那天收工回来，大家一定很紧张，你做为暴动的领导人，你当时的心情如何？请谈一下。
耿谆：为了使你对暴动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我想把暴动时的细节，再谈一下。
我们到花冈以后，我把年龄老与年龄小的人，分别组成了一个老头班、小孩班。老头班都是50岁以上的人，一共有十几个人，他们主要是上山扛些木柴、送饭、做些轻活。小孩班都是些十一、二岁的小孩，有孟连其、张廷志、刘受欣、于学来，一共七八个人。他们干不成重活，我就让他在家照顾病号，为下工回来的人生火。后来，日本监工向我要三个小孩侍候他们，我就让孟连其、张廷志等人去了。日本人叫张廷志塔罗，意思是大郎，孟连其叫仔罗，就是二郎，还有个叫沙不罗，就是三郎。
为了使人人对暴动都有思想准备，所以平时我就不断地找劳工们谈话。有一次，我将仔罗叫到跟前，问他在家都干过什么，他说他当过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个勇敢的人。我接着又问他家里还有谁，想不想家。我一问这，他就哭了。我说：“仔罗，不要哭，我们跑走行不行？”他说：“行！我跟着你。”我又说光咱俩不行，咱得带领大家一起走，你等着吧。我接着又问他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什么时间休班，他说是30号休班，这下我可犯愁了。
说起来老头太君与小孩太君，这是劳工们对这两个日本监工背地的称号，老头太君有五十多岁了，小孩太君才十几岁。他们虽然是监工，却同情中国劳工，有时干活累时，叫大家休息休息。有时还给病号弄点吃的。所以人们对他俩有好感，如果在他俩值班时举行暴动，他俩必将受其伤害，这可怎么办？我斟酌再三，为了不伤害这两个善良的日本人，又将27号暴动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三天，改为30号。你想这三天的风险该有多大，万一走露风声可咋办。这也是以后日本人民称赞花冈暴动的一个原因，说我们在那种情况下，也不枉杀一个日本人，花冈暴动是义举！所以后来他们还捐款在花冈立了一个纪念碑。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了。
暴动那天晚上，我对仔罗说：“我们今晚要杀死日本人，带领大家一起跑。现在，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把监工办公室和监工宿舍的两道门打开，等监工们睡熟了，你就出来打个手势，给个信号，就算完成任务了。他说行。我为啥让他去拉门？因他去拉门，日本人不怀疑他，如果咱这人去拉可不行。
到了夜里 ，监工们都睡下以后，仔罗就去把门拉开了，我派去的20个人就冲进去了，这20个人是10个人拿锄头，10个拿圆锹 ，进去以后先用锄头打，打不死再用圆锹砍杀。外边外围我派30个人防守，是让李克金带着。现在说哩，失策就失策在李克金这里，我让他把守外围，不知啥原因，他还没将人布置好，他就解手去了，并且去了很长时间。里边的人看时间到了，以为外边布置好了，就动手了。刘虞卿、刘玉林处死了汉奸任凤歧。刘锡才、李光荣等当场砸死了猪股清、小畑之助、松森昌治三个监工。长崎辰藏、清水正夫与福田金吾郎三人越窗逃跑。刘虞卿赶上长崎辰藏与之搏斗多时，后被赶来的刘锡才杀死。但其他两人还是逃脱了。
这下就糟了，这两个人逃出去以后，一报告，外面到处拉起了警报，饭也做不成了，原来计划是杀死监工以后，大家饱餐一顿，让李光荣带领50人去袭击美军俘虏的集中营。那里有300名美军俘虏，他们做工时曾经过我们的工地旁，所以我知道他们。再派刘锡才带50人去袭击警察署，夺取他们的武器。他们二人完成任务以后，再赶上大队。由于情况突变；这些都不能按原计划进行。此时外边警报响成一片，眼看就要受包围，没有时间再吃饭了，只好仓促整队出发。
队伍在出发时，我又约法三章：一、不准进入民宅，即使口渴了也由小队长去要水，二、不准擅自离队；三、不准扰民。我说老百姓没有罪，象小孩太君我们还救他，我们不能杀一个好人，我们出去给拿枪杆子的人拼一场。
野添：当时暴动定的时间是几点钟？
耿谆：时间定的是夜里11点钟。
野添：他们有的说定的是1点钟。
耿谆：我记得定的是11点，让他们都熟睡，当时又不是每个人都有表。
野添：你在什么时候发现暴动失败了？
耿谆：这还得从头说起。我原来计划吃饭以后再带领大家走，因为敌人一逃出去，就拉了警报，他们不是拉一次，而是这个停下那个拉。连拉不断，我一看马上要受包围了，所以不能再吃饭了，就立即整队出发。
野添：这时你在哪里？
耿谆：我在中山寮，我在大队部，我坐阵指挥。有事他们跟我汇报，我是一直在战场上，在前线。当时我一看消息泄露了，就带着大家出去了。出去以后，发现各路口都有人拦截了，我就在近处召集中队长、小队长开会，我说大路不能走了怎么办？大家说只有入山了，我说好，入山。我们急忙向前走了一段，见前边有一座小山，我们就顺着山路，上了狮子森山。
野添：我曾两次到狮子森山探察，6月30号夜晚都有月亮，你们暴动时，是不是也是月亮天？
耿谆：我记得那天夜里是阴天，没有月亮，天黑但也能看见路，可能是有月亮的时候，而天是阴着的。
野添：狮子森山被包围时，是天亮了吧。
耿谆：那时天似亮非亮，因为大路上汽车的灯光还都亮着。再者，我们出来时，走到火车路上，看见火车头上的灯光也突然熄了，从以上这些看，到狮子森山上，天是似亮非亮的时候。
野添：现在你介绍一下上山及被捕的经过吧！
耿谆：上山是羊肠小道，崎岖难走。我带队在前边行进，不料走着走着人都散了。此时已听到山顶有日本人的喊叫声，知道山顶已被敌人占领了。我只得就近集结队伍，谁知一看，只剩下四五十人。我们就搬起石头准备砸敌人。可我们这些人，平时都食不果腹，个个身瘦如柴，加之一夜折腾，水米未进，早已精疲力尽，有的勉强搬起石头，反倒砸在自己身上。我看大势已去，杀敌之愿已经难偿了，就对李克金、李光荣说：“你们各自为战吧！我要以身报国了。”我遂找我身上的刀子，准备自杀。这把小刀子是小号兵王占祥亲自为我磨的，现在不知啥时跑丢了。无法，我就叫李克金解下绑腿带，他迟迟不肯。我大声斥责他：“不要迟疑了，这已是到什么时候了！”他只好照办。我将绑腿带套在脖子上，一端拴在树上，然后用脚猛蹬一下树就晕过去了。等敌人到我跟前时，我面色青紫，鼻口流血。后来听李克金说，我当时发出的喉音太大，他怕敌人听到了，就去拉了我一下，要不然再有几秒钟我就死去了。
我被敌人抓下山时，下边都已抓到很多人。听见他们喊着“太久三”，意思是队长被抓住了。可见当时他们也很紧张。后来，听劳工们对我说，当时大家对我都很关心，不知我怎么样。王占祥对他们说：“大队长可能已经死了，是我给他磨的刀子。”
王占祥是回民，甘肃人。他跟我当号兵时才16岁，跟我三年；洛阳被俘时他才19岁。当时我曾劝他伺机逃跑，他说连长受伤了，我不能丢下你不管，他不忍弃我而去，所以一直跟到日本。他回国后参加了八路军，当上营长，已死十余年了，他儿子前年在北京见到我，还说他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到我，因不得音讯，无处寻找，不然他一定会来找我。（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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