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王留柱记录整理
（七）
野添：你记不记得到中山寮是在什么时间？是在白天或是晚上？
耿谆：是早上晚上记不清了，但去的时候工人们还在干活，正用木板钉房子，还没有完工。
野添：到中山寮以后，给你们做饭吃了吗？
耿谆：到那以后有咱们会做饭的人做。也是他们让我们自己做饭的。他们把锅碗等炊具给了我们，我就找谁做过饭的，就让他当炊事员。还有那个任凤歧，让他当军需长，管理劳工的伙食。
野添：说说你当时对这个矿山的印象。
耿谆：当时咱不知道这里是铜矿，也不知道让我们整天推土筑大坝是干什么的。
野添：你当时从家乡来到这个异国他乡的山沟里心里是怎么想的？
耿谆：当时想着这是给人家当奴隶了，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野添；你来到后就是想着是干活，是劳动吗？
耿谆：当时就是这么想。
野添：你谈一下你们初到中山寮的情况。
耿谆；我们到中山寮以后，他们领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大约有四五华里的样子，来到了半山腰，见那里有一排木板房，觉着这可能是到目的地了，我们没死在中途，今后的命运可能就是死在这里了。那时也没想着回家，这很清楚，这是到日本国了，也就根本没有回家的希望了。
另外，我们住地有一种小黑虫子，象米一样大，特别毒，解手时就叮人，叮人以后就出一珠血，当时就起一个大包，不给药痒得很，抓挠不止，以后就成疮化脓，这是我对当时那个环境的印象。
再者，住的也很简陋，长筒子木板房，四面钉的是鱼鳞板，窗户没有窗棂，是个开门，一顶就开了。屋子中间是走道，两边是睡铺，铺是上下两层，梯子直接钉在上边，那样子就象火车上卧铺车厢一样。
野添：一个屋里能住多少人？
耿谆：能容纳一千人，一个走道是一个中队三百人。
野添：你们刚去时三百人住在一个屋里？
耿谆：才去时是300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别的房子还没钉好。后来增到一千人时，还是住在一幢房子里。以后因死人太多了，另一幢的三间房子里光放死尸和骨灰盒。
野添：房子的两边有出口？
耿谆：房子的形状是这样的（边说边画图），这两边有门，这是饮食场，这是大门。这边是日本人的寝室，这边也是日本人的办公室，这是一个中队，这两处住人，这是一幢房子。这是第一中队，我在这一中队这一格中住，这是大队长住室。每一中队的中队长，在这一格中住，小队长随小队住。厕所占的地方比较大，晚上收工回来时，工具都放在厕所两边的空处。
野添；到中山寮后，首先接触了鹿岛组的那些人？
耿谆：到中山寮以后，首先接触的是伊势，他是寮长，他始终和我们一起住，其他的日本人时间长了才知道谁是谁。不过河野正敏去时他们介绍说他是所长，当时也没有将名字介绍给我们，只是说是我们的所长。就连伊势智德，也只是说他是寮长，以后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他的名字。那些辅导员来来去去人很多，当时咱也不认识，首先去的那个警察我记得，他去的时间较长，他叫金野，带着小牌这么大，上边写着“金野”。
野添：那个寮长叫什么？
耿谆：伊势智德，“伊势”是第三者……
野添：我听说你们到的第二天，稍稍休息了一下整理了寮周围的环境，就开始干活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耿谆：是这样的情况。大概三天以后就开始上工了。前三天就是打扫打扫卫生，洗洗衣服。好象我们在下关下火车时天下着雨，走了一段路以后，我们的衣服都淋湿了。
野添：三天以后开始了？
耿谆：开始了。第一次是300人，从火车上跑一个，扔到海里三个，抬到中山寮一个，实际是295人。
野添：三天以后他们就安排工作了？他们对你这个大队长是如何安排的？
耿谆：大队长不到工地上工干活，负责全面工作。出工的人数，伙食安排，病倒的人数往上报报。总之负责处理全大队的事务。虽然不到工地上工，但要经常到工地走一遍，看看自己的人，掌握各个地方的做工情况。
野添：每天干活，是他们鹿岛组向寮长去分，或是向你分？或是你们直接向下分？
耿谆：开始在一块干活时，就交给我，由我往下分，以后工地拉得长了，分散了，这里要三十个人，那里要五十个人，他们就直接向下分了。
野添：你说你们到中山寮三天以后就开始干活了，最先干的是什么活？
耿谆：最先是筑一个土坝。当时从那里的沟里流出一种污水，是从铜矿里边排出的污水，象染布的靛脚一样的深蓝色。我们去的人从一边挖土筑坝，挡住这股污水。
野添：你们吃的东西，是一开始就不够，或是逐渐减少的？
耿谆：一开始就吃不饱。当时大米、面粉一共是四合（ge），他们说按日本当时的重劳动量就是四合。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平时吃饭用的兰边碗一碗，这是一天的量。早晨在家是米饭，中午蒸馍送到工地，晚上回来还是米饭。我们用的是小木碗，外边漆成红的，一顿两碗饭，五六口就吃完了。
野添：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
耿谆：我们是农历七月底去的，在那里过的仲秋节，这种情况大约维持到年底，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可是进入冬季时，就开始死人了，大家已经瘦得不能行了。
野添：我曾经访问过当年秋田县大馆市那个管理粮食的妇女，据她说。当年她们是按照日本的规定，一点也没有少给中山寮粮食，其它矿山也是按量给的，而别的地方都没有死那么多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不是按量吃到了，这就大有疑问。
耿谆：我们去到两个月以后，人都瘦得相当厉害。这时，我一看粮食是关键，我就规定大家统统坐在一起吃饭，大队长也得在饭厅吃饭，谁也不能多吃一口。我给炊事员规定，盛饭统统过樘子，不能高不能低。蒸馍用没星称称，谁也不能多占。那时任风岐是军需。日语叫“工主”，当时每天都有两个辅导员轮流回家休息，他们背后都背个包，任凤歧就偷给他们装一包粮食，这是咱们在家的病号看见的。日本人还给任凤岐介绍了一个日本老婆。这就是以后暴动时为啥要处死任凤歧的原因。在中山寮我虽然有严格的规定，但我们的人还是没有吃够数。
野添：你当时是不是也就粮食问题向鹿岛组提出过要求？
耿谆：我曾经两次去找河野正敏。第一次还不错，他们拉去两包马骨头，还有一些干萝卜缨，那马骨头熬熬只是一些白水，光这也不行。以后，我又去要求，那已是第二年的4、5月份了。那时悄况相当严重，几乎每天都死人。这主要是因为，年前虽是每人四合米面吃不饱，但那是粮食。可是从过年以后，粮食却逐渐减少了，蒸馍时就掺些苹果渣等。对病号的口粮也开始减少，规定凡不上工的就减去一半口粮。特别是到农历三月间，米的量也减少了，面粉是一点也没有了，换成了橡子面，所以病号日渐增多，死人的情况更是日趋严重。我虽去两次要求增加粮食，但粮食却一点也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少。他们看着死那么多人却也毫不在意。
野添：当病号增多，死亡率增高时，他们是不是让医生来看看？另外是不是也开有死亡证明书？
耿谆：共乐馆那个地方，好象有个医院，也有医生去看过，但看看就走了。后来第二批人到了，咱们已增加到800人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成立了一个看护班。刘智渠是看护班班长，刘玉麟是看护长。以后他们又去了一个医生好象叫高桥。当时主要是医药少，况且咱这不是病，是饥饿所致，如果有了食粮，人也就不会病倒那么多。那时人饿得见树叶就吃，吃了就中毒病倒。刘智渠曾对我说，有些是被他们打死的，有的是饿死的，他们都说是痢疾，或者说是日射病。这些被打死或饿死的人，还让看护班去填表，咱按实际情况填表还不行，得听他们的，他们说怎样填，就得怎样填。象薛同道，明明是当众被活活打死的，可是最近发现在劳工死亡原因一格里，却写着患痢疾死亡的，这真是弥天大谎。这种死亡证明书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那纯粹是编造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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