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王留柱记录整理

    野添：坐的是什么车？
    耿谆：坐的火车，是客车。里面有硬座，每个窗户旁都有日本枪警看守。

    野添：窗户是在两头？
    耿谆：两头也有，中间的窗户盖严了。以后就送到了青岛。

    野添：当时从北京出来一直都是走，也不知道是去青岛？
    耿谆：不知道，只知道穿上衣服了．

    野添：走了多少时间？
    耿谆：觉着走一天多的时间。在路上好象跑了一个人。当时我们听见打枪了，不知发生什么事，后来听说是跑了一个人。

    野添：这次比从石家庄去北京的时候好多了吧！
    耿谆：好一些，但看得还很严，枪兵多了，在一节车的两头，都有人看守。中间有的窗户如果开着，那里的小桌上就有人拿着枪坐在那里，看得相当严。

    野添：在车上走这一天没有给什么吃的么？
    耿谆：好象在车上给了一点吃的。我记得还有这点，从集中营出来的时候，是用绳绑着的，到车上以后才解开。到青岛时又将人绑着，到码头上船又解开，总之看守非常严。

    野添：到青岛后又到港口上船，他们还没有告诉您到哪里去？
    耿谆：没有，到青岛以后，将人赶到一个大院里，里面有个烟囱，上面写着“青岛烟厂”，我们这才知道是来到青岛了。

    野添：是到烟厂或是收容所？
    耿谆：不知道是不是收容所，只知道院子里的烟囱上写着青岛烟厂。

    野添：你们是住在屋子里或是院子里？
    耿谆：屋子里也有人，院子里也有人。好象没有在那里住，只在那里吃了一顿饭，就带我们到港口了。到港口时大约是下午太阳快落的时候。

    野添：你们当时是不是搞过照像，按手印等手续？
    耿谆：好象在石家庄照过一回像，就是本子上贴的，那时我穿的是农民衣服，我记得我们进石家庄战俘营时，日本人让我们统统脱掉衣服，每人都跳进药水缸里浸一下，好象是消毒，也或许是看看你夹带的有什么东西没有。人出来时，衣服都穿乱了，等我出来时，剩下一身农民服装，所以我就穿上了。

    野添：现在日本还一直强调说你们是雇来的雇工，有史料证明。你记得不记得当时搞过什么按手印手续？
    耿谆：记不清了，当时可能有。你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人的生命都没有丝毫的保障，身心都受到极大地摧残，按手印没按手印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再者有一点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我们是被抓来的，人人是被捆绑着，在日本军警的刺刀押送下强迫上船，而后运往日本的。

    野添：指定你当大队长，是在北京或是在青岛？
    耿谆：是到船上以后。

    野添：中队长、小队长是你指定的？
    耿谆：这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这些人到码头上以后，日本人一边架着机关枪，一边拿着枪催我们上船。上船时后边的人拉着前边人的衣服，不准左右看。等船一驶离码头，人们觉得这是要远离家乡了，个个手拍甲板放声大哭，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哭喊着跳海了，人们一听说有人跳水了，秩序就更混乱了。日本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人赶到船仓里。
    后来到开饭的时候，就更没秩序了。本来还是咱们的人做饭，但是用那么大的行军锅做的半生不熟。加上人们的心情不好，也没人去吃。以后人们吃饭了，一下子几百人又是乱挤乱抗，老头们挤不到跟前，小孩们十一二岁，也挤不到跟前，饭撒一地。这时带咱们的日本人看着也没办法了，他们这才叫“太君太君的”摆着手叫我们出来，那意思是你们出来说说话。这时咱也觉得这样下去不行，需要站出去管理管理，这是对咱自己人负责。所以，当过连长、排长的都出来了，由于平时小号兵王占祥、司务长李克金等人都喊我耿连长，所以大家都知道我的官大，都拥护我出来当领导，这样我就成了队长。这接着我就将人集合在甲板上，每30人编成一个小队，指定排长当小队长，这30人就住在一起，一共分了9个小队，后来到花冈时又编成了3个中队，又增加了3个中队长，我就成了大队长，这些都是后来的事。
    在船上，每天早晨我都带领他们到甲板上活动活动，我还不断地对大家说，要多保重身体，只要不死，我们慢慢还能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扔到海里一个人了。那是上船的第三天，有一个人死了，日本人去到那里看看，让抬到上边，用他原来发的军毯一裹，用绳一捆捆住，再往身上绑块铁，然后扔到深海里。我们在海上走了七天七夜，一共扔进海里三个人。

    野添：你们当时坐的船，是装什么的船？
    耿谆：装的是矿石。他们怕再有人跳海，把我们都赶下船仓，船仓底部都是矿石。

    野添：人们就睡在矿石上？
    耿谆：我们下到船仓时，底层周围是铺的木板，木板下面是矿石，木板做得较平坦，人可以睡在木板上。

    野添：知不知道是什么矿石？
    耿谆：不知道。样子象青石，但带些黄色。

    野添：就是说，到船上指定你是队长时，仍没告诉你是去日本的？
    耿谆：没有，好象是在中途听说我们要去日本的，这大概是在开船的第二天或第三天。

    野添：是不是把大家集合起来说的？
    耿谆：也没集合，也没正式说，不知是咋传说开了，说是要到日本去的。

    野添：你当队长他们也没事先告诉你？
    耿谆：没有，我以上不是说过了吗。况且当时那些人没有一个会日本话的，只有刘智渠，他是天津人，会说要点药是什么“苦丝里”。要点水是“米志里新焦”等，只会说这些。

    野添：他们不是说你们当中有翻译吗？
    耿谆：没有翻译。他们跟一个好象是什么小队长，他跟咱们也不说话，也没在一块住，他有时会在上面看看，掀掀蓬顶向里看一下。

    野添：从青岛上船以后，你的心情怎样？是不是也和大家一样，离开祖国了，想起了自己的家庭，想起了自己的父母，想起了自己的妻子？
    耿谆：那是。当时想着啥时候才能回来，恐怕是永远跟家乡告别了，甲板上的人都有这种想法，所以一个个痛哭流涕。

    野添：那时已是开战以后了，航海也不太安全，你们从青岛到日本，一共走了多长时间？途中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没有？．
    耿谆：我记得走了五天五夜，大家都说走了七天七夜。这中间还遇到过风。遇到风时船虽然走得很慢，但那水还溅到甲板上，流过来流过去。

    野添：有没有遇到过潜水艇，美国飞机什么的？
    耿谆：没有遇到潜水艇，但遇到过飞机，船还停了一个晚上。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人说是到釜山了。咱在船上也不能动。也看不见什么，当时只听见“通”的一声响，后来船就停了。

    野添：你谈一谈到下关以后的情况。
    耿谆：我们下船以后，被赶到一个小木船上，又把我们运到一个地方，在那里统统的都得洗澡。洗澡时是在一个大屋里，里面有个大池子，人们都把衣服脱掉扔在外边。

    野添：消毒吗？
    耿谆：消毒。那时候好象感到很奇怪，有一个日本女子，手里端着一个药盒，到每个人跟前都让抠点药抹抹阴部，她还用手指着抹的部位。抹完以后才出来穿衣服。

    野添：还是原来的衣服吗？
    耿谆：衣服都穿乱了，去的时候都脱光了，这时谁也不知穿的是谁的了。

    野添：衣服拿去蒸一蒸消毒了？
    耿谆：那也可能。

    野添：这完了以后又到那里？
    耿谆：到火车站，上火车。

    野添：从消毒的地方出去，有没有坐船或者直接就是陆地？
    耿谆：到火车站去好象是走了一段路，只记得路两边有死老鼠，垃圾堆。当时我就想，就这么腌腌脏脏不干净的地方，中国人来了还让消消毒，记得当时有这个想法。

    野添：是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吗？
    耿谆：是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才到火车站。

    野添：下关下车时，有人说也死过一个人，是不是这样？
    耿谆：是。这个人的尸体，我让人们抬着，一直抬到花冈。

    野添：当时一直搁在车上？
    耿谆：一直搁在车上。后来日本看守兵不让抬，咱们的人不想再把他扔到海里，所以一直抬着。这件事我印象很深，这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叫郭润雨，是个老年人，有五十多岁，他的尸体是抬到花冈的，也是到花冈后第一个被烧掉的。

    野添：他是不是在下关死的？或者是在车站死的或是在车上死的？
    耿谆：记得是快下船时，反正是日本人不让抬，我们想着一扔到海里连个骨灰也没有了，这样可以给他保存个骨灰，所以我们用毯子兜着一直抬到驻地。

    野添：到下关时，他们还没有告诉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耿谆：一直都没有说。他们押着我们，我们只好跟着他们走，一直到花冈才知是到驻地了。

    野添：从下关到花冈的途中，你们坐的是什么车？
    耿谆：是日本客车，有座位。饭是盒饭，每人一盒。好象从下关坐上车，坐了很长时间。

    野添：按当时的情况要走两三天。车上水是不是充足？
    耿谆：有水了。

    野添：坐上火车以后，从窗口可以看到外边的风景，你当时都看到了一些什么？
    耿谆：也记不得看了没有。

    野添：这中间没有停车？比如到大的地方？
    耿谆：没印象了。

    野添：换车没有？是换一次乘车吧！
    耿谆：应该说是要换乘车的，可我记不清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