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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谆答日本作家野添宪治问(连载四) 
加入时间:2009/1/9 18:31:03   点击数:22940

 

    1995年12月7日至10日  王留柱记录整理

    (五)

    野添:你在洛阳参加了保卫洛阳的战役,这在你一生中是一件大事,你谈一下吧!
    耿谆:我生在那个年代,也参加了部队,就把部队的生活当做自己一生的主要生活了,古人驰骋战场得会用枪刀,得会拉弓射箭,今天的军人应懂得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教范等,再者那时连长就是一个独立的指挥官,指挥官不但应该懂得这些知识,而且更应该懂得带兵的方法,以上这些我从一入部队就努力向这方面做了。
    除此之外,我所喜欢的就是读书写字,这些是文人应该具备的,我也没有丢,本来星期天是休息的时候,那时如果星期天有人找我,我的勤务兵就会告诉他,你要找我们连长,请到书店找他。
    野添:自从你当军官以来,是否逐渐养成了一个做终生士官的志愿?
    耿谆:我觉得人的一生,没有在学校得到培养,而在部队同样能培养一个人,也照样能为国家做一番事业。我做为一名军人,只要按一个军人的要求作下去,就能报效祖国,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野添:这时与家里没有什么联系吗?
    耿谆:在来洛阳之前,我夫人曾跟我到部队住过一段。
    野添:你夫人跟你在部队住了多少时间?
    耿谆:我夫人曾在部队住了三个月。那是在陕州练兵时,到洛阳时已将她送回家了,因为当时已进入了战备状态。
    野添:你是否将你的志向,也就是说作为军人应报效祖国的志向和家里人谈过?
    耿谆:当然谈过。
    野添:当时你有没有孩子?
    耿谆:还没有孩子,我的大儿子是我从日本回来后才出生的。
    野添:你夫人看到你当时的情况有什么表示?
    耿谆:我夫人一生都是支持我的。她曾对我说过:“家里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只管去干你自己的事业。”我夫人一辈子没有跟着享过一天福,倒没少为我担心受累。
    野添:当时家里情况怎样,父母都在吗?
    耿谆:父母都在。当时家里生活还是很苦的,我在军队里从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分钱,家里是靠做些小生意维持生活的,曾经开过花行,买卖些棉花,我妻也是纺花织布赚些钱度日月。
    野添:那就请您将洛阳战役的经过谈谈吧!
    耿谆:洛阳战役是1944年5月中旬开始的,我们部队住在洛阳郊区邙山岭北边的聂家沟。后来战事吃紧时,我们团又布置在洛阳西工,那是旧军阀吴佩孚的营房。我们连布置在西工西边西下池,那是个村庄,我们连是前哨连。当时襄城已经沦陷,日军经汝州到龙门口,我连就是防龙门口的来犯之敌,我守那个地方就在洛河边。
    大约是5月中旬的一天,日军开始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日军用五辆坦克从洛河底扑向我连阵地。我们阵地前原来挖有三角壕沟,以防坦克进攻,后来三角壕沟被坦克攻破后,我们又将事先用五颗手榴弹捆绑在一个木橛上的手榴弹束拉响,以阻止坦克的前进,西下池是个土包,我连凭借地理优势,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稍后,日军又从东西两方夹攻我连阵地。东方是巩县一带来敌,西方是从龙门方面来敌,战斗十分激烈,我连伤亡严重,阵地上有70多人战死,我也身负重伤。我是中午受伤的,被炸弹炸伤左脚、后背、尻骨、耳轮等六处,血将衣服湿透,与皮肉粘在一起,脚都迈不开。指导员让我下去,我说“那能行,这正是紧急关头,眼看就要白刃战了,我不能下火线。”我就让人用刺刀将衣裤划开,简单包扎一下,又投入战斗。我们一直坚持战斗到下午,上边命令我连撤退到邙山岭,我才掩护大队后撤。因为失血过多,我没走出阵地就晕过去了,是人们用门板将我抬下火线的,所以当时有的人知道我阵亡了。
    我被抬下火线以后,送到了一个山沟里的战地医疗所,因为是红伤,好得也比较快,十余天就基本痊愈了。这时杨拂芦团长去看望我,并对我说我因伤不退,团里嘉奖了。这时我就请求归队,团长问我行不行,我说基本好了,只是腿有些瘸,可以归队了。团长说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遂批准了我归队的要求。
    我回到部队以后,即带领一连人到洛阳东关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桥旁防守,那里筑有一个小堡垒。那时由于伤亡严重,我这个连是由一营缩编的。我是第一天赶到阵地,第二天早晨,日军就开始了总攻击。陆空配合,上边飞机扫射,地上大炮轰击,我们苦战一天,阵地被日军摧毁,我又一次负伤。我这次是枪弹伤,子弹从腹部右边穿进去,又由左边钻出来,我当时感到腰部象是用棍子“腾”地猛击了一下,我就躺到地上不能动了,我就这样被日军俘虏了。当时有的伤员走不动,日军就用刺刀刺死,他们不带重伤员,怕连累他们。我是小号兵王占祥、司务长李克金搀扶着走动,不然我也没命了。
              
    (六)

    被俘以后,日军将我带到洛阳西工,那里有医生,医生也是被俘的中国医员,他们用药布条从我伤口这边穿到那边,那疼痛自不用说。由于日军一连三天不给吃的,不给水喝,我却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这三天不进茶水,肚皮都瘦薄了,反而容易穿药芯了。
    以后我们在这里呆了四五天,日军就一批一批地将战俘送往石家庄战俘营。在石家庄又停了半月多,又将我们送到北京清华苑,而后又将我们送到青岛又坐船到日本。
    野添:你谈一下你被俘以后的思想。
    耿谆:当时看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大了。农村一片荒凉,村庄里看不到人,庄稼在地里没人收,城市到处是垃圾成堆,战争造成的这种残象,真是目不忍睹。再说被俘以后那种生活真是想死不得,想活不成。每天饿死、病死的人不断往外抬,战火啥时才能熄灭,中国的灾难啥时才到头,自己想去奋斗,也没有力量。当时受着伤,我也坐在那里想这些事。你想中国人看到自己祖国的这种惨状,心里能不痛,能安心么?
    野添:你们从北京到青岛又去到日本,事前有没有命令或通知?这中间的过程你谈一谈。
    耿谆:事先不知道。我们在北京清华苑时,一说集合,他们就将人赶到院子里。集合以后也报报数,照照队行,然后就卡住我们这一节300人带到一边去,接着就发了衣服。衣服是中国人穿的那种草绿色军服,这是从我们仓库里弄来的,还有绑腿,全套都有,因为那是热天,没发帽子。又发了一双日本那种牛蹄夹鞋,这就出发了。出发时什么也没有说,就押着我们走了。
    野添:也没有军队?
    耿谆:没有。
    野添:出去上火车?
    耿谆:出去走了一段路才上火车。
    野添:是不是走一段宽路?
    耿谆:记不清了。可能还是原来走的那条路。究竟往哪里去,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野添:以前什么都没有说?
    耿谆:什么都没有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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