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谢雷铭，男，汉族，生于1928年，现年77岁，家住河南省沁阳市灯塔街谢胡同24号。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日本鬼子兵在我们沁阳大肆抓劳工。还未成年的16岁的我也难逃劫难，被日本鬼子抓走，押在一区（现二中），一共100多名同乡，在这里被关押三天后，又被押上一列火车。当时也不知要把我们运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感到万分痛心和恐惧，所以就想找机会逃跑。我刻途经新乡时，有一个劳工要逃跑被日本人发现，结果被活活打死了。这一来，我们更加害怕，但为了活命，谁也不敢再逃跑了。到新乡后住了一天，又拉到北京住了一天，就运到了塘沽，不知何因在塘沽竟住了十多天，这十多天里，我们很多人挤在一间小破屋里，白天不给饭吃，真是又冷又饿，还常常挨打挨骂，由于饥寒交迫又残酷压迫虐待我们，实在受不了，有的人就找机会逃跑，结果被电网电死了三个人。在这住了几天后，一天夜里日本人把我们又押到了旅顺，在旅顺停留一天，又乘船到黄海。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远离家乡、远离国土、远离亲人了，此刻我们的心里万分痛苦，但又不敢吱声，眼泪只好往肚里咽。在行程中，一开始日本人还给点淡水和一点点仅够维持生命的玉米饼，后来就什么也不给了。我们太饿了，只好找日本人吃剩下的东西吃，被日本人发现了就拳打脚踢。这样的非人折磨苦苦经过了一月零两天后，又把我们押到了日本长崎后，随即又把我们押到熊本煤矿，开始我们被奴役的屈辱的劳工生活。
我们是下煤窑铲煤，先让我们学日语，都是什么铣、铲等之类。而后让我们下矿井干活，不过我是开机器的，开的是“那那吉济庄”和“永九马口”（日语），现在我才知道是七匹马力和四十匹马力的吊车。一开始让我和一个日本人合伙开，后来就成我一个开了。我在开机器时有一次脱我钩，被日本人打了一顿。再后来，我的矿灯漏了，一个朝鲜人名叫刘松（日语二西）把矿灯的水倒了，结果被日本人发现，把我叫到办公室打的死去活来。当时我才十六岁，被打后落下毛病，至今我的头部和腰部都留有残疾。给我发灯的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但还刻他的长相，是瘦长脸，双眼皮，有20来岁，现在就是75岁的样子。给我发的灯是397号。我的代班人是个将近50岁的人，他到过中国武汉，并当过兵，会说几句中国话，满口金牙。这人对我还可以，没有打过我，经常给饭吃。原因是我干得很好，我一个人开一个40马力的机器，顶一个日本大人干的活。有一次开饭时我没有排好队被伙房的人又打了一顿，好心的刘翻译把我解救出来，日本人才把我放了。我们在下井期间，每天要干12个小时的活，可总是不让吃饱，每两天发一个小饼，这样饿着肚子还得干很重的活，很多同胞硬是在这样的饥寒交迫中被饿死、被累死了。有一次下班回来碰见一个东北口音的同胞，正走路晕倒后就再没有起来了。我们为了活命，为了充饥就去拔野菜吃。有一次一位河北的同胞（名字我记不清了）偷吃了路边地里的一点红薯就被日本人活活打死了。特别是有一个叫尹翻译官（东北人）打人最凶。还有一次因我们下班坐不上小电车就徒步从大行道上往回走。一个劳工因不小心将自己拿的钢钎碰到电车的电线上被活活地电死了。在干活中，大行道上的排水管漏了，漏的水很大，大行道上积水一尺多深。日本人以为是我们劳工破坏的，就痛打我们劳工，而且朝死处打。打死了很多人。我们劳工都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他对死了的中国人开追悼会，日本人也是佛教国家，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开了两次追悼会，老和尚做了超度。这以后，我不知道遇上了日本人的什么节，日本人便在劳工们住的地方擂比武。劳工们每天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有气去比武呢？可日本2 硬让劳工们上，为了这个，很多人被日本人痛打。这时，有一个山东的劳工实在看不上了，他虽然骨瘦如柴，别人都叫他瘦骨头，但他出来和一个日本人较量，结果那个日本人被他连连打败，可从此之后，那个山东劳工就再也不见了。
现在回忆我们干活的地方还有一些印象。我刻我们住的是个很大的华工院，后边有个土山，有一条路通往什么地谅清楚，只知道日本的男女工人都往那里通过。山下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住的房都是木板钉的，是一栋一栋的，我住在第四栋。我们睡的床是大通床很多人睡在一个床上。我们去上班的时候，要走很远的路才到矿井，到那里先下到矿井底。下车以后就开始干活。
我们劳工在日本连牛马都不如，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人待，想打就打，说骂就骂，打死也没人管，连日本小孩都叫镒“强古鲁”、“苦沙苦沙”（亡国奴、臭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在日本的苦难生活。
我的回忆就到这里，现我我很幸运我还活着，我决心用我这残年余力向日本讨还血债，并全力以赴为我们死去的劳工伸冤，为中国人争气。并要求日本政府和三井矿业公司向中国全体劳工谢罪，赔偿一切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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