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唐金安，又名唐命安，今年83岁。住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乡翟庄村。1941年12月，我因家贫生活不能自给，遂以两石小麦顶替别人名字，到国民党第14军94师282团3营9连当兵，连长叫张克。我在到部队后，先到洛宁训练了三个月，挨打牛受气，吃不饱。1944年日本侵犯洛阳时，我们部队奉命守卫洛阳城，我当时是上士班长。我们师与日军在洛阳城内苦战几十天，后来除师长张粹光跑出外，其余参谋长、副师长、营长、连长都被日军俘虏了。

日军将我们押到洛阳西工营房，与我一起被俘的还有新乡的张中杰，我们这些战俘在西工营房可受罪了。开始三天日军不让吃饭，也不让喝水。我在未被俘前，曾在洛阳一户人家要了一把玉米籽，被俘以后口袋里还有27粒玉米籽。在西工营房的前三天里，我就只吃了27粒玉米籽。饿得见啥都想往嘴里吃。那天我见日军煮黄豆，我就找了一个茶缸去舀了一点黄豆，还没吃到嘴里就被一个日本兵看见了，他就一边骂着一边拿着刺刀戳我，我一见就跑，一连跑了好几个地方，他才没有追上我。当时要是追上我，我就没有命了。在西工时由于天气热，人也多，又不让吃喝，二三十人渴死病死。死的人，两个人拉一个，拉到营房外边的两口枯井里，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天，走时两枯井里扔进的死尸都快将枯井填满了。

大概是1944年6月间，日军将我们这些战俘，从西工三人拴一串，押送到洛阳北边50里铁斜，在路上走不动的战俘，就被日军捅死、打死，这一路就捅死十几个人。

我们在铁斜渡过黄河后，到怀庆府（沁阳）坐火车到石家庄，在石家庄集中营停了三个月，吃的是发霉的玉米馍，勉强能顾住命。后来每人换了一身黑衣服，又押上火车坐到塘沽，然后坐轮船到日本。在海上走了半月，记得八月十五中秋节，我们正在海上走着的。在船上的半个月中又死了十几个人，新郑县的戴枝友就是死在船上的，死的人都扔到海里去了。我们到达日本的下关下船，下船以后又坐火车来到板木县据尾，据尾是个车站，我们在这里下车，这里是个铜矿，我们就是这里的劳工了。我们来据尾以后，住的地方是半山腰，房子是木板房，连墙壁都是木板。我们每天干的活就是挖铜矿。我和许昌县的张永川、密县的渠清，还有洛阳的何中堂（何中堂后来还找了个日本姑娘，以后就留到日本了），另外还有襄县的两个人，一个是当副官的，另一个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名字记不得了。

在这里，劳工们每天天不亮都得进洞挖矿石，半夜才能出洞，终日不见阳光，有病没人看，早上一顿吃一个小蒸馍，二三两重，半碗鱼子汤。忠告再捎去一个小蒸馍，人吃不饱，干活又重，有病又得不到医治，死的人很多，光砸死的都有几十个，有的人都砸扁了，真是可怜人啊。总之去时236人，到日本投降时，只省下108人。我们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干着活，心里老是扑腾扑腾直跳。

我因为识几个字，在矿上开机器打炮眼。一天打20几个炮眼，我们的班长是日本人叫五藤，领着我们干活，班长待人还可以，没有打我们，就是另一个带工的很坏，一次他无故的向我头上重重地打了一下，还嬉笑着。班长就说他：“你打他干啥？我们打仗是国家与国家的事情。”五藤是从我国东北回去的，他还带回一个东北姑娘做二房生了一个小女孩，日本投降后，我还去过他家，他这个中国妻子见我们也不敢多说话。

我在一次干活时，突然一块矿石崩进我的手虎口里，鲜血直流，我只好将鞋上破布毛撕下在灯上烧成灰按着伤口，后来长了一个疙瘩，到现在这里边还留有一小块矿石。

那时我们在矿上干活，人人都很想家，连做梦也想家，都想着这一辈子也难回家了，有的都想家想死了，总之在那里受的苦都没法说了，日本监工很毒辣，打骂劳工是常事。

我在那里还结识一个理发的日本人。他比我小几岁，现在有70多岁，他是在他婕家长大的，现在这个理发的就可以证明我们在那里受罪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