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永顺，河南省许昌县榆林乡小张庄人，现年88岁。我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俘虏押往日本做劳工的幸存者。

1942年年馑，爷爷奶奶相继死去，为了逃个活命，父母要我到西安找老乡谋个活计，途中经洛阳，遇到一队当兵的。其中有一个连长说：“愿意当兵的就跟我走。”我心想：做生意也没有本钱，做别的还是没路可走，所以我就跟随了队伍。那个连长问我：“你是哪儿的？”

我说：“许昌的。”

“你为何到这里当兵啊？”他又问。

“我从信阳回来，家里生活困难，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想当兵。”

队伍里有一个班长，个头儿比我高，他是长葛县的，跟我还算是老乡。后来，从河北过来的国民党14军94师来要人，我就向班长说：“让我去吧，到哪儿当兵不也一样？”然后，我就被编入了三营七连一班。我们的军长是张继鹏，师长是张思广，一排的排长是广州人，三排的排长叫XX华。

第二年春天，在黄河北岸某地同日军作战败回。1944年4月，日军从黄河邙山口进攻洛阳，这一仗打了21天，4月26日上午，防守洛阳的十四军、十五军全部溃败，当兵的逃的逃，散的散，阵亡的阵亡，被俘的被俘。我的胳膊、耳朵都负了伤。所以我被战友背着，我同战友一起跑，第二天天快亮时，我们跑到一个小麦地里，趴着。有日本兵拿机枪扫射，机枪一响，我们赶紧趴下。眼看着天越来越亮了，因为连长说话，日本人好像发现有动静，所以就有两个日本兵走过来了。我看见他们戴的帽子都是三片子，跟我们的不一样，所以肯定他们是日本兵。他们越走越近，最后发现了我们。因此，我们全都被　俘虏了。他们将我们身上的武器缴下，放在一堆。我身上仅有的几十快钱也被搜了出来，日本兵看了看，又把钱变得坚韧了我的口袋。被俘之后日本兵将我们押往洛阳西工受训。

在西工训期间，日本人每顿饭就给我们发一把谷子，有时发一把黑豆，有时发一把玉米豆。有一次我数了一下，发了27粒玉米籽，吃不饱，也饿不死。然而，当时天气很热，又没有水喝，就让我们吃这些干豆子，谁受得了？所以死去的劳工越来越多。每天早起都有一辆马车把被折磨死的俘虏向外拉。一天早起，我亲眼看到向外拉了一车死人里，就有我们三劳的营长王永凡。在洛阳西工受训一个多月，又押往石家庄。在石家庄受训40天，吃的是高粱米饭，一天吃的饭还没不够一顿吃的。住的是临时找寻的席棚子。平常就是出操，有时也派出去干活。期间也死了很多劳工，都用胶皮车往外运。在去日本之前，日本人让我们洗了澡，换了一身黑色衣服，而且还登记了我们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登记完，还告诉我们说：“过几天就送你们去日本。”我心想：还能去日本看看，挺好的！过了6、7天，日本人又用火车将我们送往塘沽。在塘沽住了一个星期，我们才去日本的。我们上船时已经是农历八月份了，我是第一批被押送去（日本）的，这一批共300人。我们在船上过的八月十五，走了七天七夜，每天每人给一碗土豆吃。在押往日本的海途中，登封县的马全生，许昌县五女店（地名）XXX（忘记了名字）死在船上，日本人把他们的尸体用稻草绳子捆上，然后丢到了海里。

到日本下关下的船，一下船，日本人就强迫我们把脱衣服脱光了，放在一堆，然后进入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水池里洗澡。洗完澡出来后，有几个日本　妇女手里端着个碗，碗里面是黑色的类似于膏药的东西。她们用手指醮点“药”给每个劳工的手心抹一点，并且让我们抹在自己的下身。然后我们经东京，最后到达了枥木县。

我们刚到日本时，先是学习讲日本话，主要是在矿上劳动时用的。后来我们就在山区的一个铜矿井里做工。日本人让我们换了衣服，然后去矿上干活。日本人机器打眼，打好眼，放上雷管炸药，让劳工走远点，然后引爆炸药。每天在井下背大石块，装到轱辘车上，而且还有日本监工看着。上下班，都有身挂洋刀、手拿棍棒的日本人监督，动不动就是“八咯呀噜”。稍一怠慢，就要挨刀。下矿井时每个劳工都戴着一个胶皮帽，用于防石头砸伤，但是有的监工很坏，就用小铁锤子敲劳工的脑袋，把劳工当“小孩子”玩。也有好的监工，不打我们。一天三顿饭，都在矿井吃。早上、晚上2馒头，中选馒头，既没汤也没菜。

每天干8个小时，繁重的劳动，毫无安全保障设施，加上残酷的虐待每天都有中国劳工死在井下，许昌县王女店的方书亭、新郑北关的班长唐金安，都是死在井下的。记得有一天，正在井下干活，突然从上面掉下一块一吨多重的矿石，矿石把我身上穿的布衫从上到下撕了两半，但身上都未受伤，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许昌县长村张乡白庙村的白其华，在井下得了病，在他病情垂危得奄奄一息时，我背他寻医找药，送饭端水，最后救活了他。每年春节前后都要求来我家看望我。第一批来日本矿井下做苦工的300人，干了十多个月，活下来的只有70多人（79人），其中有很多都是病死的，吃麦子面，吃不饱，再想家，哪还有不生病啊？也有干活时被石头砸死的。还有一个河北人，姓刘，腿脚也不好。同我在一起的还有方叔亭、洛阳的许金堂，其中方叔亭也死在了日本。

做了4个月的工，突然一天晚上放工回营，一个翻译官（也是被俘人员）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日本投降了，小鳖仔不逞能了。”我们听到这个喜讯，蹦啊、跳啊、哭啊、笑啊，这一夜我们都没有睡觉，我们想起了死去的同胞、战友，念叨着他们的幽灵冤魂：“同胞呀，战友呀，日本鬼子投降了。咱们一直回国吧，回家吧。”洛阳西北长凹村人许金堂挥动着胳膊说：“明天我们去找那个日本带工的，打死那个‘八咯呀噜’。”但是，第二天也没有找到那个“八咯呀噜”。从那以后，日本人不让我们上工了，我们也能吃饱了。有的劳工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就向日本人要大米。劳工们每天可以吃三顿饭了，一顿米饭，两顿馒头。日本刚投降时，给我们测了体重，到我们回国时又测了体重。每个劳工发给1000块钱（日元），后来我们回国后换成国民党币，换了5000块钱。临回国前，每个劳工发给一身卡其布军装，在下关上的船，美国人把我们接上船的。轮船走了3天3夜到达青岛。

在青岛下船后，我们过了元旦，到了徐州，铁路不通。后来，我们遇到了解放军，我们没吃的，解放军就给我们吃的，而且还帮我们找房子住。

我的命还算大，在洛阳二十多天的战斗中没死掉，在西工和石家庄的日本集中营里没有死掉，在押往日本的海途中没被扔到海里，在十个多月的日本矿井下，又没死掉，真是天灵地灵神灵啊！1945年农历十一月，我们回到的怀抱。当我回到家里时……（说到伤心处，老人哽咽了），爷爷、奶奶都饿死了。

今生今世我都忘不了日军侵华的这笔血债，更不会忘记我们劳工的血泪史。我们劳工为日本人劳动，不但受他们的虐待，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赔偿我的工资以及我的精神损失和家庭损失，并且必须要向所有受害的中国劳工公开谢罪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