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白褀华，家住河南省许昌县长村张乡白庄村后街，现年76岁。在日本的劳工号是65号。

1941年，我在安徽省临泉县读书，一次正常后，被人骗去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被俘后，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押到日本东京的枥木县铜矿作苦力。期间，我和同胞兄弟在日本帝国主义极其残忍的荼毒下，受尽了惨绝人寰的凌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在此，我把我的亲身经历忆述出来，作为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以我的血和泪，启迪后人，勿忘国伊家耻，奋发图强，壮我中华。

洛阳浴血

1944年春末，日军攻占郑州后，集结重兵，准备西犯洛阳。当时，我正在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第十五军第六十五师一五四团重机枪二连当兵。军长武庭麟、师长李子刚、副师长高水林、团长杜文。5月初，我们正在新安县整训，说是接到蒋委员长命令，要我们十五军守卫洛阳，抗击日寇。于是，我们立即出发，在军长武庭麟的率领下，半日就到达了洛阳。之后，我们十五军的六十四师守卫西工，六十五师守卫邙山一线。我们一五四团的任务是守卫洛阳正北40华里邙山的华毛沟。

守卫洛阳的战斗是5月8日打响的。战斗先由龙门开始，前几天我们那里无战事，弟兄们每天不是加固工事，就是擦枪磨刀，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听说十四军的九十四师和我军的六十四师的弟兄们打得都很英勇顽强，日寇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尤其是我们河南老乡，为了阻住日寇的军车向西工的进攻，身緾手榴弹，看到战车一过来，就立即冲上去。有的卧倒在战车前进的路上，等待战车辗压；有的向战车履带内边钻；有的登上战车，把手榴弹塞进战车里。这样，炸毁战车10多辆，使我们倍受鼓舞，决心象他们那样，多消灭几个鬼子，坚守好阵地。14日拂晓，日机10多架，对我阵地扔了一阵炸弹之后，日本的大炮就接着向我们的阵地轰击；炮声刚落，十几辆日本战车掩护着步兵就推进到了我们的阵地前沿，由于我阵地外壕既宽且深（约3米深，5米宽），敌战车无法通过，日军步兵的进攻推动保护，目标暴露，被我重机枪连居高临下一阵猛射，日本鬼子不死即伤，只好丢下具具尸体抱头鼠窜。这样的战斗持续了几日，我连战士被日机和重炮炸死的与日俱增。大伙都怨恨蒋介石说人话不做人事，说是用飞机支援我们，可自己的飞机影子都没让见着，整日挨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旦正在激战，突然一架双翼飞机飞临阵地上空，撒下大批传单，说是我方飞机明日参战，机头为红色，见之切勿射击。第二天天刚亮，十来架日飞机从北边低空袭来。正在此时，西边高空突然俯冲下一大群红头飞机，几分钟的功夫，就把日机全部击落了。我们阵地上出现了一片欢呼声，接着旧震耳欲聋的手榴弹爆炸声音、机枪怒吼声和与日军拼杀声。据当时传说，我们当日歼灭日军就有两三千人。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从孟津强渡黄河之敌与郑州西米之敌从我们阵地的北面攻来，我们受到了夹击。但我们重机枪连的弟兄们不畏强敌誓与阵地共存亡，日日夜夜坚守在阵地上。战事牌胶着状态，敌人上来了，我们就抱住机枪拼命地扫射；敌人退却了，我们就休整待战；光击退敌人大的进攻就有27次。记得那是5月23日，天刚蒙蒙亮，日军向我们阵地发起猛攻。天上飞机炸，地上炮火轰，战车、步兵黑鸦鸦地。我们重机枪连的兄弟同仇敌忾，个个瞪着血红的眼睛，抱着机枪狠命地扫。他娘的，打死关连的，后边的又来了，怎么也打不完。将近中选，我连弟兄死伤过半，大有支持不住之势。恰在这时，我们接到收缩战线，迅速向洛阳城东关撤退的命令。于是，边打边撤，到晚上方到洛阳东关。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们就分配在一个十字路口构筑工事。

5月24日天刚亮，一群日军飞机就到了城的上空，先是一阵狂轰滥炸，接着丢下了不少宣传品，然后调头而去。我们拾到宣传品，那上面多是写着：“你们六十五军打得很好，我们很佩服。现在，我们把你们包围了。你们的援军在灵宝被我们阻住了，救军到不了啦。投降吧！招降了，同日军享受一样的待遇。只要你们12点以前插白旗，就不打你们。”弟兄们看后，个个义愤填膺，有的还骂道：“狗日的，白日做梦去吧。”直到日头过了中午，谁也不投降。大约在下午一点钟，日军倾巢出动，对洛阳城发起了总攻。天上飞机，地上战车、步兵，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炮弹、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喊杀声，汇成了一锅粥，洛阳的天、地都似乎在晃动。不久，我们眼前出现了日本步兵。我们重机枪二连的弟兄们个个抱定与国土共存亡的决心，趴在麻袋垒成的工事后面拼命射击，日军丢下一片尸体龟缩了回去。就这样，我们接连打退了鬼子的4次进攻。日头偏西时，日军战车开道，步兵紧随，又向我们冲了过来。他们先打炮弹，接着打了催泪弹。弟兄们都打起了喷嚏，同时眼都睁不开了，酸得直流泪。但是大家仍不后退，闭着眼一个劲儿地射击、扔手榴弹。最后，敌人向我们打毒气弹，这下大家受不了啦，几个弟兄倒下了，其余的各找东西捂住嘴往后乱跑。日军此时逞起了威风，炮弹、枪弹象雨点般地向我们袭来。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去，任由日军践踏和战车辗压。大概到喝罢汤的时分（晚饭后），日军停止大举进攻。我们军的军长、师长都找不到了，只有个副师长把我们集中起来训话。全师也仅剩副班长和我了。副师长（名字我记不清了）训话说：“现在，我代理师长，大家要听我的指挥。东西该扔就扔，只剩武器。只要冲出去，就是胜利。”副师长指挥我们借夜幕往外冲，刚过外壕和铁丝网，不知工兵在外埋有地雷，一下把我们的人炸死不少。这下可糟了，地雷爆炸声惊动了鬼子，他们调集兵力把我们围了起来。当我们又组织往外冲时，日本人打起了照明弹。我们全暴露在日本的机枪口下了。日军一阵扫射，我们全乱了，都各自为战，奋力往外冲。我们机枪连冲到七里河时，副班长胳膊受了伤，我们顾不了许多，跃身就跳进河里往外冲。水有一米多深，当我们刚过河上岸，我的左脚趾就被打断了，副班长的右臂也打伤了。在照明弹下我们发现前面也是日军的堡垒，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顾不上包扎伤口，就折身又跳进河里拐了回去。来到外壕里，我俩休息了几分钟，包扎了一下伤口。就听到东南角有冲杀声，我们赶紧冲上去。走了一里路，过来十来个人，他们对我们说，往东南冲不行了；一营长带人从鹅翎口冲出，日本人加紧了防范，路已卡死；听说城东北过铁路没有日本人。我们十几个人就决定向东北方向冲。走有30多里到了铁路边。路上，我断了三次气，都是被副班长叫醒的。

天明了，由于附近的麦子已被日本人的机枪扫平了，我们无处藏身，看了一下铁路四周没有敌人，顾不得是死是活，就直起腰拼命向铁路对面跑去。

被俘受辱

就在我们将要跑上铁路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高叫：“有用跑了！天明了，跑不了啦！”我们定神一看，在斜剌里跑过来一个汉奸，端着一杆长枪，剌刀上挂着一伯白布衫，正向我们喊话。就在这一定神的功夫，六汽车日本兵把我们围了起来，把机枪架到四周。我们奔波了一夜，大都无枪，无子弹了，又个个精疲力竭，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被他们逼到铁路旁的麦地里，无处可逃。在离我们不远的铁路路基沟里趴着的百十米人，也被他们赶了过来。一个汉奸模样的人走过来给我们训话。他说：“太君说，十五军可恼，但也很可佩服，把我们华北六个纵队都打死完了。太君说，应使机枪把你们绞死完。汪（精卫）主席说，都是中国人，只要不捣蛋，听指挥，可以不杀。现在，我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愿意投降的就站出来！”三分钟过去了，大家不说也不动。发怒的日本鬼子象恶狼似的，撞入我们之中，把没受伤的和轻伤的一个个架了出去，然后押向洛阳城里去了。我们几十个伤员被押到附近的一个叫大杨树的村庄，集中看管起来。接着，又从其它地方押解过来一百多名伤病员。这样，大杨树村一时变成了一个临时伤病员集中营。这个伤病员集中营，没有一个医生，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药物。日军在村四周严密把守着，任其伤员自生自灭。我和副班长在伤痛难忍时，只好在农户家里找点盐水洗一洗，聊作治疗。一些伤重的同胞，有的高烧不止，有的昏迷不醒，每天都有离我们而去的伙伴。伤较轻的人，看着自己同胞伤口溃烂的样子，听着同胞痛哭的呻吟，摸着同胞冰凉的尸体，无不怒火中烧，切齿痛骂。又一个个束手无策，真是心如刀绞，那滋味非身临其境是无法言状的。在大杨树集中营的一个星期里，就有三十几位弟兄被糟蹋死了。集中营里没有伙房，每人每天发2斤干苞米籽和少量的没盐。弟兄们只能从群众那里借来炊具煮了吃。有个别伤轻一点的，再借来小花磨，拉成糁子，烧成粥或用开水烫一烫，拍成薄饼充饥。这些饭食，对于重伤员来说，又如何能够下咽呢？伤痛、高烧、饥饿之苦是可想而知的。日本鬼子这样惨无人性地虐待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也不会忘掉。

西　　工　　营　　园

在大杨树村呆了一些时日后，我们又被押解到西工的一个大院里，人们叫它西工营园。这是个不小的院落，院子四周挖有壕沟，还扯有铁丝网，日本鬼子荷枪实弹戒备森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战俘集中营。我们这一百多人被分关在两个屋子里。屋里没席、没被子，只散乱地扔着些秸草。每人分给了一把干玉米籽就算是我们一周的伙食，一滴水都不给喝。约过了四五天的一个晚上，日本鬼子突然闯进住房，把班长以上的都提走了，说是把他们送到后方去。这次共提走200余人。以后，我再也没听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周过去了，鬼子又给每人抓了一把玉米籽，还是茶水皆无。八九天一过，大家饿得都走不动了，渴得呼天叫地。不少人都脱光衣服，喘息着把胸膛紧贴在地面上吸纳大地尚存的一丝凉湿之气。时值盛夏，伤员的疮口不同程度地溃烂了，室内血气、脓气、脏臭气，同说不出来的汗湿气混合在一起，使人恶心、窒息。苍蝇、蚊子日夜搅扰，使人痛不欲生。对于这些，日本人一概是不医不药，不闻不问的。伤轻的，日益恶化；伤重的，更是只有死路一条。每天都有同胞死去，对于死去的人日本鬼子用草绳拴住脚脖，象拉死猪一样拉了出去，扔进壕沟里，连用土埋一下都不埋。每天一群群铁饿狗在这里争食这些血肉之躯，骨头、五脏拉得到处都是，腐尸上苍蝇嗡来嗡去。目睹这种惨象，使每个过往行人无不潸然泪下。亡了国的中国人竟是这样的下场。我的伤口也发了炎，脚肿得象发面糕一样，只是年龄小，心里没病，尽管饿得心慌意乱，疼得浑身发颤，也还能勉强支撑。所好的是在我们从华毛沟撤回洛阳的当天晚上，我在大街上捡了两支牙膏，原想打完仗刷牙用，装进了衣袋，不料这时派上大用场。每当我饥渴难忍时，就把牙膏当宝贝似的拿出舔几下，结果救了我的命。半月下来，西工营园（大家都这样叫，不知是否是真地名）里的被俘人员，幸存者仅十之三、四。这笔血债，怎能使我忘却呢？

半月后，说是要提高我们的生活，但也仅仅是每人每天发给半斤高粱米，三四天给半缸污水而已。记得每当水被人用木桶抬进院子的时候，被渴得将死的人，有的一走一拐，有的挂着棍子，有的爬着，都疯了似地通向水桶。每人抢一点，有的因挤扛的原因还被打得头破血流。然而，大家抢到的却是上面发了绿，里面跟头虫、蛆虫乱游的污水。就是这污水对我们也无疑是救命的甘霖。俘虏们二十多天没有进肚一点见过火的任何东西，过着类人猿都不如的原始生活。我闪心里是多么渴望着咂巴口热汤或吃点熟的东西呀。大伙馋巴巴地反复思量着，见大院里长着一棵一搂粗的大榆树，就开始打起它的主意。我们用砖头把树皮咂下来放在日光下晒干，可没有火种仍喝不上开水。大家就又杨出办法，把旧套子（旧棉絮）夹在两块砖间用力反复来回搓，直到把套子搓糊，再把套子拽一下，除去砖头面，用嘴慢慢地吹，吹着后，燃上干铺草，点着树皮，把茶缸用砖头支起来，把水烧热了喝。每人虽只能喝上口半口的，但那心里不知有多顺畅。然而好事不长，没几天，8尺以下的榆树被剥了个一干二净，热水就又喝不上了。可恶的日本鬼子对伤病员毫无人性，百般摧残，一点不给治疗。我的腿在西宫大院里不到半月也开始感染了，由下到上整个左腿肿得象小水罐。病毒的感染使我高烧不止，白天黑夜说胡话，有几次昏死过去。也算我命大，我身旁的一个弟兄在上厕所的时候，无意中发现院东北有一个大窖坑，陷下去六尺来深，坑底的一个小凹窝里，残存着有洗脸盆大小一片水，水里哈蟆蝌蚪来回游动。他慢慢地下到坑底，把蝌蚪给我捉几尾，回来往我嘴里送。这亲，一连四、五日，我的高烧竟慢慢地退了下来。这个秘密水坑的发现，却救了我的一条命，这真是始料不及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日就把坑里的水珍惜地取回一缸，慢慢享用。没过几天，就只能取回一些污泥了。虽然是污泥，对我也是无价之宝。拿它敷在红肿的左腿上，真有无尽的清爽。

转移石门

我们日复一日地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在西工大院里，整整被困了四十多天。在这4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无时不思念自己的亲人，渴望早日离开这吃人的人间地狱。

一天拂晓，说是要送我们到后方去。凡能走动的都跟着，走不动的就留下。所谓留下，就是用刺刀挑死。我慌忙拿住身边那根榆木棍，拄着跟队伍跑。我前边有个人，不知因什么被拉下两三步远，一个日本兵二话不说，走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出队伍，拉不动，就用脚踹肚子或者干脆直接用刺刀刺，一刺刀就给穿死了。当时，日军杀一个中国人比钉一只小鸡都简单。他看着谁不顺眼，刺刀一捅就了事。日本兵还时不时地喊上两句：“快跑，死了死了的没有！”我的腿尽管肿得红溜溜的，却咬着牙坚持着。路上我也曾被队伍拉下过两次，但每次我看到押解的日军向我走来时，就拄棍快圪蹬几下，保持不掉队，方才保住了一条命。从洛阳西工到河北怀庆府，我们步行了250华里，才改乘火车到石家庄（当时叫石门）。到了石家庄，我们这百余人被安置在一个空院子里。日本鬼子给我们训话说：“你们的，身体素质好好的有，今后，苦力的干活，死啦死啦的没有了。”在石家庄，他们让我们每日吃两顿饭，每顿半碗咸菜汤，一个二两重的高粱米面馍，自来水可以随意喝，也可以早晚做一下操，生活稍微自由了些。我的腿仍然红肿，没有给医治。一来不让出门，二来身无分文，我只好每天弄点盐水洗一洗，再利用坐着没事的机会，用唾沫抹着洗。意想不到的是我的腿竟这样慢慢地好了。刚到石家庄，日本人就把我们领进一个大院里，然后，就命令我们把衣服都脱光，接着上来两个日本人把我们一个一个架起来，往事先准备好的水池里一扔，接着再往下一按，等全身浸了水就拉出来。我们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才弄清，他们要给每个人消毒。消完毒，当时并没有让我们穿衣服，而是把我们关到一间屋子里，第二天早上才把衣服给了我们。我们住的是筒子房，一排一排的筒子房，里面都是大通铺，晚上睡觉时都是人贴着人。铺放在两边，两排铺中间是一条不宽的过道。一般的俘虏就住在这房子里，有个一官半职的俘虏都被关在地窖里，而且不许我们问这问那。过了八月十五，住了近两个月，每天早上起来训练、跑步，到了下午做做游戏。有活了，就把我们分派出去干点活，让你去干，你就得去干，没有选择的余地。后来，日本人又用火车把我们运送到塘沽。

塘沽等船

下了车，就立即把我们送到了一个距离海边不远的劳工收容所里。收容所的北面是大海，东面是大片的盐田。每20人安排在一间房子里，房子里面放的都是木板床，床上什么也没有铺。入冬的北方深夜是十分寒冷的，我们被冻得缩成一团，只好偎依在一起，相互以体温取暖。第二天，每人只发了个小裤头，就算衣服。在塘沽，仍是一天两顿饭，一顿半碗包谷糁汤和一个二两重的半生不熟的玉米面馍，而且做饭用的粮食大都是变了质的、坏掉的。虽然能吃饱，但是吃到肚子里不舒服，以至于很多人吃了都生病、拉肚子；喝的是海水，又咸又苦，越喝越拉肚子，所以大家也都不敢多喝。日本鬼子还给我们订下了很多惨无人道的规定。诸如要我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准说话，不准走动，并且要闭上眼。在屋里放一茅缸，解手不准出屋门。同时还规定解手要报告，不获准许就不能动。每个屋子里只有一个茅缸，几十个人解小手尤可，要大便如何蹲在缸沿上？再加上馍和汤半生不熟，多数人拉肚子，解手不批准，只好拉在自己的床位上。不几天屋里到处是屎、是尿。叫人如何吃饭、睡觉。守卫的日本兵闻不了那股气味，让人一天撒几次生石灰，以去臭气。为怕我们逃跑，每个屋门口都有两个日本兵拿着军棍看着，院子的大门口还架着机枪。如果谁睁眼乱看，或交头接耳，或走动位置，立刻就会遭到一顿棍打，不管是脑袋还是身子，乱打，打到哪儿算哪儿。打死了就拉出去。有几个不甘受此虐待的，趁黑夜往外逃跑，但都被剌刀挑死在院里了。在塘沽住了十多天，真使人受尽了人间辱没。元旦节前夕，我们被集中在塘沽港口听日本鬼子训话，大意是说：日本国很好，要把我们送日本去，分配工作。对于他们的信口雌黄，有谁能想信！但是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大家也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怒火，无奈地听任他们的摆布。就在训话期间，有三名兄弟以解手为名，溜出会场，刚跑过旁边的一个小池塘，被日本鬼子发现，当场打死2人，活捉1人。之后，把活捉的人拉到队前，活活打死了。看着这凄惨的情景，弟兄们的眼里个个都冒出了仇恨的火焰，又掉下了酸楚的眼泪。还有什么比作亡国奴更可悲的呢？

苦工血泪

1944年底，我同几千名中国战俘被逼上了日本货轮，货轮上装的是从中国掠夺的煤。我们满含热泪，离开了生养自己的祖国，在大海上行了七天七夜，途中在船上死了一个人，日本人就用席子把那个人的尸体裹起来，再绑上一大块煤，最后扔到了海里，被大鱼一口呑掉了。我们从日本大阪登陆，上岸后我们休息了几个小时后，又坐上火车，最后到达日本东京。

1945年元旦后的第三天，我们几百余人被分配到东京东的枥木县一个铜矿上做苦力。这个铜矿四面环山，山高沟深，十分阴暗，每日只有中选两个钟头可以见到太阳。从矿上出去的路只有一第，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地狱。我们住的是筒子房，房子的四周的墙都是用木板钉成的，房顶铺的是铁皮，每逢下雨的时候，“叮当叮当”的呼声不绝于耳；屋子里面的床都是一长排的通铺。

不仅住房如此简陋，伙食更是不敢让人恭维。每天早晚各一碗豆瓣汤，一个6两重的馍；中午是一个9两重的馍，白开水加一点咸萝卜，不干活的劳工每天只能吃到两个馍。在矿上的日子里，我们从没见到一滴油，只喝过一次鱼肠子汤，每人一碗。我们的活是打炮眼，放炮，住小火车上装矿石，每天工作8个小时；若加班两个钟头，可增加一个六两重的馍。我们这些人都是被当作奴隶使用的--一没人身自由，二没工钱，三是生死完全由他们决定。我们一年到头，没有节假日，没有文体活动，也不许上山转一转，更没有亲友的来信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生活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密罐里，是鸟也会急死的，更何况我们是人哪！在与世隔绝的囚禁生活下，不少人急得发了疯。还有不少人由于受不了这种虐待，纷纷自杀了；有的上了吊，有的跳了崖，有的绝了食。有个叫韩应山的，他是安徽人，由于思念年迈的老母和娇妻幼子，先是上了吊，被弟兄们救下后，又急得瞎了眼。还有两个弟兄是豫西的，半夜里洗完澡趁机逃跑了，但天亮时就被抓了回来，因为出矿的唯一道口被日本鬼子严密把守着。记得那天正下着小雪，日本鬼子让他们赤脚光身穿裤头站在雪地里受罚，一直冻到吃过早饭，才被押上装矿石的小火车，以后他俩便一直没有下落。矿井里安全条件极差，矿洞里不常有一尺多深，里面一无通风设备，二无照明装置，我们弟兄被放炮炸死的，被塌方压死的，被缺氧闷死的事件进有发生。人死后抬出扔进深山沟就算了事。中国苦工的重合在日本人眼中还不如他们的一只鸡，一只狗。

死里逃生

我到矿上，刚刚16岁。由于水土不服，不到半月我跟大多数人一样开始拉肚子。但是在矿上，即使生了病，也不准休息，还得坚持干，我的被子拉得经常都是湿乎乎的。由于泻肚，活又重，再加上发高烧，什么也不想吃，想吐又吐不出来；没几天就瘦得不像人样了。腰也直不起来，腿颤得路也走不成了。由于不准休息，早上五点钟我跟着去上班，实在走不动只好爬着去。从进洞开始下一百多级的台阶再到工地，直到十二点才到达工地。监工一见我这么晚才到工地，马上过来就给我了几个耳光。我瘦弱的身体哪里还经得住他的毒打，当时就被打得倒在地上，然后我坐在地上又哭又骂，正当监工要抬腿踢我的时候，被兄弟们拦住了，大伙护住我，责骂他说：“你还是人不是，他小小年纪都病成这样啦，你还再打他。”就在这时，矿务区长过来了，他问我：“小孩，是谁打你了？”我指着监工说：“是他。”接着，那个矿务区长就教训了那个监工一顿，然后又给我就让我去休息，明天不用来上班了。我被工友们送回住地，只在宿舍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就又被逼着上了工。常言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没过多久，我正在用尽力气搬一块矿石装车，洞上边掉下一块石头，把我的头给砸了个窟窿，我立时昏了过去。醒来后去诊所看治，日本大夫只给抹点红汞了事。不几天，我的头就肿得象小桶似的，饭也吃不下了。我实在是干不了啦，既然爬不到工地了，就只能被送进病号房了。

病号房里，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又脏又乱，臭气熏人，呻吟声不绝于耳。这些人多是工伤感染和拉肚子不止住进来的。我无处可住，就抱住被子蹲在里边的一个墙角里。说是病号房可并无值勤大夫。谁受不住了，找大夫就给一包叫“硫苦”的药。这药根本不治病，越吃病越重。工作姝，你去找他看，他就给你几根叫“黄埝子”的中草药，让自己去治疗，至多再给点面药让自己去上。对于腥臭腥臭的疮面，大夫是连看也不看一眼的。在日本人的摧残下，进了病号房，能出去的就很少，每周都有1至3人死去。我是既有肚疼又有头部感染的双重病号。与其说是住进了病号房，倒不如说是住进了活地狱。由于得不到治疗，加上屋内各种细菌的感染，伤痛和病情日益加剧，高烧不止，昏昏迷迷，半生半死地在病号房里渡过一段漫长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头发全部脱落了，脸部肿得连眼也合了缝，肚子胀得鼓鼓的，肚皮如黄裱一样簿而黄，身子仅能动弹而已，浑身的肉和筋骨都糟腐了，犹如朽木一般，一抠就可掉下一块来。一天，我从昏迷中醒来，头好像是有人用小刀剜着一样，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早晚是一死，不如早死早转生”。一直是摸下墙上的一个大洋钉，一狠心猛地照头顶疮面上扎了进去，手一挥又揭了一下。随着一股钻心的疼痛，连血带脓流了一摊子，足有大半碗。血脓流出后，头不胀疼了，心里也好像舒服了好多。过一个多月，头部慢慢地好了。头部好了，其他的疾病并未好，已经发展到全身腹水的地步，每隔20分钟就要解一次手，肚疼得厉害，也只是解一滴水。动不了就解在自己的铺上。饭不能吃，却总是想吐，吐又吐不出什么。幸亏榆林乡小张村的老乡张永顺抽空来看我，帮我照料一下。我也总是把发给我的馍送给他。1945年2月的一天，他转夜班冒着小雪又来看我，看我肿得肉皮都发黄且簿得要透亮，可怜得直流泪。我看他悲伤的样子，反而少气无力地安慰他说：“不要难过，人早晚都免不了一死，我是不行了，你要好好保重，争取活下来，回家给我母亲带个信儿。”他好像是要再尽一下乡谊似的，执意背我再去诊所看一看。见了大夫，仍是一包硫苦。在回来的路上，我看见病房旁的山坡上有几株小柳树已吐出了嫩黄的小芽，配着那白皑皑的雪地，分外地新鲜。我就请求张永顺给我折一枝柳条来。他把我放在雪地里的一块石头上，过去折了一枝给我。也许是长时间没出过屋子的缘故，我感到空气格外地新鲜，就让他扶我迎着风雪在雪地里稍坐一会儿。我把柳芽抠一一个放在嘴里咂巴，感到味怪鲜的。一直是就把柳枝带回了病房，将柳芽慢慢抠吃，不知怎的，不怎么吐了。第二天张永顺又赶来看我，我把这事告诉了他。他就又给折了三枝。三枝吃过，奇迹出现了，我竟不吐了。老张很高兴，他又抽空赶紧给我勒了两小苔柳芽。我吃后，一个钟头都没有解手。又肚疼，他扶我去解手，解下三个算盘子一样大小的黑东西，用石头砸都砸不动。回来之后，也想吃东西了，每顿饭都喝上几口汤，一周过后，慢慢地能吃饭了。

因为这次生病，我被折磨得骨瘦如柴。从病重到有所转机，没有一个日本人来看望过我。然而病情尚未痊愈，元气也没有恢复，日本鬼子就急着逼我上工了。

归国返乡

1945年8月的一天下午，日本鬼子突然把我们从工地上叫了出来，说是不让我们干了。第二天有的到山上转，有的睡觉，有的看病。到诊所看病的人见大夫们个个皱着眉，显出一副难受样，就问大夫。大夫说，“你们中国胜利了，我们日本亡国了。”这一喜讯在苦工中迅速传开，大家都高兴得小孩似的，欢呼雀跃。晚上，同胞们聚集起来，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行动起来要求回国。第二天，大家来到矿上的警察事务所，表达了回国的强烈愿望。一个警官模样的人解释说：“现在还没安排好，将来一定让你们回去。“苦工们哪里再听他们这些胡言乱语，大家压在心头的怒火犹如奔腾的岩浆，一下喷礡而出。一涌而上把警察事务所砸了个稀巴烂。并警告他们说：”如果明天不扣车皮送我们，就打死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王八蛋。“警察没办法，第二天，就让我们坐火车送往东京。在东京车站，我们还没下车，有一美国官员走了上来。这个人很不简单，会讲中、日、英三国语言。他讲：”我听说你们在矿上闹着要回国，这是正当的。但是，你们国内起战争了，国共打起来了。过一段时间，一定送你们回国。“接着上，他指挥着往车上搬了些饼干、罐头，让我们吃；并劝说我们：”先回去吧，要守秩序。我们是同盟军，有事我去给你们解决。“这样，车又开回了矿上。第二天天一亮，那位美国人就到了那里。首先看看我们的生活怎样，我们把馍拿出，他一5有些馊气，就扔了，说：每人每天发给两斤大米。问吃的什么菜，我们把带叶子的咸辣椒拿给他看，他火了，说：每人一天一盒罐头。然后又指示日本警察，一周给我们安排一次电影，一月给理一次发。我们讲：我们住的是深山陡涧，一日只能见到两个钟头的太阳。他马上答应说：你们先住着，等几天我给你们安排好的地方。又过了几天，他果然又来了，把我们安排到了一个休养所似的地方。另派去了一个排的兵力，整天保护我们。

1945年12月底，我们一行82人，在美国部队的护送下回到了青岛，重新投入了离别的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感到天是新的，地也是新的；人，格外地亲切；景物，也都格外顺眼。心里的畅快是无法名状的。由于已到年底，我们被安排到一家旅馆里，洗洗澡，理理发，逛逛街。过了元旦，过了春节，一住就是40多天。在这40多天里，我们更感到祖国的可爱，也倍觉失去祖国，横遭凌辱的痛苦；我们为自己能活着回来感到庆幸，也为惨死在日本铜矿的同胞兄弟感到悲伤。农历正月三十那天，青岛市市长接见了我们，在慰问了几句后说：“愿回家的回家，可以发给路费；不愿回家的就地安排工作。“我由于思母心切，因此归心似箭，当日就同一个姓韩的河南老乡踏上了返家的归途。当我们走到平原县的时候，遇到共产党的一个王书记，他产河北定陵人，问清我们的真实身份后，非常热情地给我们开了个饭条，经枣庄，过南宫，比较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们在日本受苦受罪受侮辱，为日本人创造了很多财富，而我们自己却一无所获，于情于理，这都是不公道的。因此，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并且向所有受害的中国劳工公开道歉、谢罪，还世人一个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