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全有，1930年出生，现年72岁，河南省荥阳市崔庙镇崔庙村陈河组人。

1943年，我逃荒到山西，后参加了国民党杨振邦的部队，开始打游击。但是时间不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军俘虏，当时我只有13岁。年底的一天早上，我们在山上做好饭，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日军围攻上来，很快队伍就被打散了，最后我就被日军俘虏了。被俘以后，日军先将我押到蒲城（即蒲州）住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没亮，日本人点了一堆火，我们都以为日本人要烧死我们，所以都吓得挤成一团。结果日本人并没有烧我们，而是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4个人绑成一串，每个人绑着一条胳膊。途中有一个人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以后就用刺刀戳死了，其尸体被扔进了河里。同时日本人还警告我们，如果谁敢跑，就是他这样的下场。最后，我们坐火车去了运城。

在运城住了一个多月，生活很艰苦。吃高粱馒头，喝稀汤，一顿饭也就？？（此处有两个字看不清）两粮食，根本吃不饱。关押期间，日军还对我们进行了审问。审问内容就是我们部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等一类问题。不管你说不说，他们都要打。我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一直哭。解手时还必须报告太君，太君允许了才能出去，不允许就不能出去。如果你一声不响地就出去解手，那么回来后肯定得挨杠子打或者剌刀剌。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名劳工出去解手，他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结果回来之后就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了。在那里吃不上饭，我又被冻着了，所以就生了一次病，浑身冷得发抖，并且耳朵也有点聋。但是，日本人却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玩具，端着我传过来传过去，有一下没接住，我被摔到了地上，当时脑袋就流了很多血。从那以后，我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后来，有一批劳工被送走了，但由于我有病，所以就没让我去。直到我的病渐渐好了，他们才把我押上火车送到太原。

太原监狱的血和泪

到太原以后，我见到了孙新会、任子岩、阎来霍、郭忠义、吴志学等人，我们都被关在太原监狱。刚到那里，我们身上有很多虱子。所以日本就让我们把衣服全部脱掉，然后拿到蒸笼里蒸，蒸完之后再穿上。在那里，我们也是吃不饱，每天的食物就是高粱稀饭和面馒头，干活的劳工可以多喝一碗稀饭。吃完饭，我们就得干活，做煤球，做好的煤球都摆放在一边。另外，日本人还给我们编了劳工号，我是288号。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把我们集中起来点名，其目的是为了检查人数够不够。点名的时候，日本人不叫我们的姓名，而是直呼劳工号，就像对待牲口一样。点谁的号谁得答应，如果第一声没答应，第二声答应了，日本人过去就打一皮鞭子；如果答应得慢了，日本人甚至会用剌刀剌。即使劳工们生了病，一般情况下也不敢称有病，能撑住就撑过去了。倘若住进后面的医院，那就别指望能活着出来。日本人说那里是医院，我看那里简直就是要命的地方，凡是进去的劳工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死掉的劳工就被抬到外面扔进井里。日本人专门从我们当中挑选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劳工抬死人。我是小孩，他们就不让我去。每天都要抬出去几十具尸体，抬出去的尸体都被扔到枯井里。由于死的人太多，所以光是枯井就添満了好几个。我们去那儿时间不长，死去的劳工就有好几百人。监狱周围都架有电网，围墙也很高，同时还有日本兵把守着大门，根本就让劳工出去。一次，我们去一个菜园拔草的时候，有一名劳工想逃跑，然而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日本人抓住了。然后日本人用大钉子将他钉到墙上示众，那种场面极其残忍，我们看到以后都不同得落下了眼泪，当时围观的还有很多老百姓。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还不让咱们中国人动，任由他们随便欺压。就算是打你、骂你，让你做牛做马，你也不能动，只能老老实实地忍受着。回到宿舍里面，我们也只能聚在一起哭一哭。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每次出去干活的时候，日本人都端着枪上着剌刀。

在太原住了几个月，听说要送我们回家，但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送去日本。他们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几个人捆在一起，第个人梱一条胳膊，最后押着我们去火车站。上车的时候，日本人先把绳子解开，然后把我们装进闷罐车。上车后，我趴在车门口，能吹点风，也不至于热死。

装进“闷罐”送塘沽

在北京下火车后，我们被押到清华园的大院里住了一夜。离开北京时，我们也是被绑着，不过只绑了一只手，所以我用另一只手在路上捡了一个破茶缸。第二天我们又坐火车去天津塘沽，那天的太阳非常毒，而我们七八十人却坐在闷罐车里，又热又渴。热得浑身冒汗就像流水一样。喝了就喝自己的尿，自己的尿也不敢让别人人喝，我用捡来的那个破茶缸接自己的尿喝。从北京到塘沽的一路上，仅我们一节车厢里就死了几十个人。等到我们在塘沽下车的时候，劳工们的身体都软得像面条一样。

到塘沽之后，我们住的是大敞棚，每个棚子里面有一条过道，过道上放着几个大水缸，都是解手用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日本人怕我们逃跑，就把我们的衣服都给没收了，到第二天早上再发给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日本人还给我们讲了话，其内容是：睡觉以后不允许我们眼睛；解手先报告太君，太君批准了才可以去，不批准不能去，否则谁敢动弹一下就得挨打。有一次，我动了一下胳膊（右臂），日本人就打了我一棍子，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留有伤痕。在塘沽，我们吃的依然是高粱米稀饭和玉米面馒头，每顿饭只发一个馒头。一天早上点名的时候，突然有一名劳工从队伍当中冲出去跳进海里想逃跑，日本人看到之后，立即跳下去把他捞了上来，捞上来以且直接就用刺刀挑死了。呆了七八天，日本人先给我们照了相，然后交们押上了货轮。

押赴日本初遭罪

轮船的船舱里装有半舱煤，日本人就让我们坐在煤上面。起初，劳工们解手都让到甲板上解，由于有劳工解手时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所以后来不论拉屎拉尿，都让我们在船舱里进行，吃饭也在船舱里。轮船在海上走了七八天，最后到达日本。在门司下船后，日本人首先让我们洗澡，洗完澡之后又给我们身上擦了一些黑药膏，据说是为了消毒。同时，我们脱下的衣服也都被拿到蒸笼里蒸了蒸。穿好衣服，我们就坐火车去了东京。到东京之后，我们又乘小船到东京郊区的一个叫三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铁桥。最后，日本人把我们带到离铁桥不远的一个大院里。

院子里有一个三层的楼房，我们一共有几百人，都住在那幢楼里面，楼房的墙壁是木板的。院子周围架着电网，大门口还有日本兵站岗。解手时从屋里出来到院子里解。我们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做成的饭团子，而且是定量给劳工发，每顿饭也就发给一两个。

我们的工作是去码头卸轮船、装火车，轮船运的是货物都是从中国运去的，有煤、大米、大豆、高粱以及其它一些粮食，有时也去工厂里干活。总之，日本人就是不让我们歇着。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有很多飞机去我们工地附近轰炸。那天白天我们正在工地干活，忽然听到警报响，日本人都纷纷躲进了防空洞，我们也赶紧坐汽车返回住处。起初，日本人还用高射炮还击，后来有一天，我们在楼上看见空中有很多飞机在空中盘旋着，紧接着就往下扔炸弹。当时东京市区很多地方都被炮弹炸毁。海上的轮船和陆地上的汽车都被烧着了。特别是在陆地上，到处都冒着烟火，工厂里面也都被烧成了一片火海。就在我们的住房旁边有一条河道，河道上行驶的小货轮也都被烧着了。河道对岸就是一个工厂，那个工厂也早已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偏偏我们的住房没有被飞机炸到。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们以为日本快被炸得投降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见爹娘了。但是又害怕炸弹落到我们的住房上面把我们都炸死。大火一直烧了七八天才熄灭。大火刚刚熄灭，紧接着又是地震。那天，我们正在楼上呆着，突然感觉到非常剧烈的晃动，同时看到外面的电线杆也在晃动。

转送秋田再受辱

自那次轰炸以后，我们准备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日本人却又将我们分配到秋田县的船用码头继续干活。同我一起被分到秋田县的还有王实祥、孙新会、张文正、阎？霍等人。

到那里以后，我们住的也是木板房，房子的框架和墙壁都是木板的。日本人给我们吃的食物有高粱米、玉米面、小麦面。

我们在船川码头的工作依然是卸船、装火车，装卸煤、盐、大米、高粱等其它一些货物。有时轮船上载有起重机，所以就用起重机大包大包地装卸货物；有时轮船上没有吊车，我们就只能用筐子一筐一筐地装卸。筐子不是很大，上面系着绳子，背货物的时候先用铲子把筐子装满了，然后再将筐子挂在肩膀上，最后将货物背到轮船或者火车上，两手一松，货物就自动倒出来了。有一交装卸火车，见火车上装载的货物都是从中国运去的铜器，有铜纸、铜钱、鲷笼屉等。当我们卸货的时候，看到那些铜器，都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亲人，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中。一想到这些，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哭喊起来。（注：回想起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幕伤心的情景，老人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虽然老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是他仍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成分悲痛、屈辱的劳工血泪史。）但是日本监工不准我们哭，看见谁哭就打谁，或者用皮鞭打或者用刺刀刺。所以说在那里干活期间，咱们中国人确实受尽了苦难折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话，到吃饭的时间也不让回去，而是把饭送到工地吃，吃完饭继续干活。另外，日本人不仅不把中国人当人对待，而且对中国人还非常的刻薄。还有一次，卸大豆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名劳工饿得抓生逗吃，但是日本警察看见后不愿意了，最后硬是把那个劳工活活地打死了。在那里，我们中国劳工就像亡国奴一样，任由日本人随意辱骂和毒打。而且挨打的时候，连动都不能动一下。如果谁敢动，日本人就用刺刀刺。

曙光乍现，风波又起

我记得在日本过了两个年头，日本才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的当天，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有个朝鲜劳工通过看报纸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然后告诉了我们。后来，有飞机给我们散发传单，我们也都看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反抗，不去干活，但是日本监工依然要我们去。他们让我们干活，我们就是不去干，所以双方形成了矛盾。因此，队长冯俊祥就带领我们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刚自由了几天，监工又去让我们干活，于是大家就从屋里冲出来打他，有的劳工拿着棍子，有的劳工拿着铁锹，有的劳工拿着扁担。经果这么一打，日本人不高兴了，就用汽车把我们都押送到秋田县监狱。

一下汽车，翻译官先给我们讲话，然后领着我们走进监狱。监狱里面有很多小牢房，牢房的门有四五寸厚，门上开着一个四方形的小“窗户”，里面都是水泥地，每间牢房里面都有一个便池。有的牢房里关着两个人，有的牢房里着三个人。当翻译官打算将我们关进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围到一起商量了一下，最后队长对我们说，（咱们）都要坚持抵抗，就算是死，咱们也得死在一起，他们不能再把咱们分开关在牢房里一个一个地“修理”咱们。因此，我们大家就抱成一团，也不住小牢房里走。翻译官一看这种情形，拿我们也没有办法，最终也没有把我们隔开，而是让我们在监狱里随便住。走廊里、牢房里、门口都可以呆着。我们在监狱里住了好几个月，每天的食物仍然是高粱面和玉米面，到吃饭的时间，日本人拿着饭桶去给我们分饭吃。关押期间，中国赴日留学生去看过我们两次，他们告诉我们说：“中国现正在同日本交涉关于你们回国的问题，你们也不用再受罪了，很快你们就可能回去了。”

胜利归国之后

我记得我们回国的时间是1946年的元月份，当时日本人用车将我们送到九州码头，然后我们就从九州乘船回国。

在青岛下船后，国民党不让我们走，还是要让我闪当兵。我们刚在日本受了那么大的罪回来，却又要让我们当兵，大家也都不愿意当，所以国民党没办法留住我们。最后，红十字会给我们发了回国证明书。当时青岛至郑州的铁路不通车，于是我们坐小船先去连云港。在青岛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到连云港以后可以通过徐州坐火车到郑州。但是到连云港以后，我们才知道连云港到徐州之前也不通火车。因此，我们步行到徐州。在徐州，我们又遇到了国民党，他们将我们从日本穿回来的衣服都给截走了。最终我们从徐州乘火车回到郑州，继而又回到荥阳县，当时荥阳县正被国民党占据着。

我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哥去参了军，嫂子也去世了。家中就剩下母亲和我哥的？个女儿，而且当时家里穷，所以生活上也很难过。1948年解放后，我参加了农会工作，负责组织农会，当了干部。文革时期，组织上查我的简历时发现我去日本，因此就把我打为日本特务。然后就是戴高帽，挂牌游街，红卫兵还成天的批斗我、打我。

我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赔偿我的劳动报酬和精神损失，并且必须公开向我们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