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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全有口述---王留柱记录整理 
加入时间:2009-2-21 10:22:35   点击数:22383
我叫张全有,1930年出生,现年72岁,河南省荥阳市崔庙镇崔庙村陈河组人。
1943年,我逃荒到山西,后参加了国民党杨振邦的部队,开始打游击。但是时间不长,在中条山战役中被日军俘虏,当时我只有13岁。年底的一天早上,我们在山上做好饭,正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日军围攻上来,很快队伍就被打散了,最后我就被日军俘虏了。被俘以后,日军先将我押到蒲城(即蒲州)住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没亮,日本人点了一堆火,我们都以为日本人要烧死我们,所以都吓得挤成一团。结果日本人并没有烧我们,而是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4个人绑成一串,每个人绑着一条胳膊。途中有一个人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以后就用刺刀戳死了,其尸体被扔进了河里。同时日本人还警告我们,如果谁敢跑,就是他这样的下场。最后,我们坐火车去了运城。
在运城住了一个多月,生活很艰苦。吃高粱馒头,喝稀汤,一顿饭也就??(此处有两个字看不清)两粮食,根本吃不饱。关押期间,日军还对我们进行了审问。审问内容就是我们部队有多少人,有多少枪等一类问题。不管你说不说,他们都要打。我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知道,就是一直哭。解手时还必须报告太君,太君允许了才能出去,不允许就不能出去。如果你一声不响地就出去解手,那么回来后肯定得挨杠子打或者剌刀剌。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名劳工出去解手,他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结果回来之后就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死了。在那里吃不上饭,我又被冻着了,所以就生了一次病,浑身冷得发抖,并且耳朵也有点聋。但是,日本人却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玩具,端着我传过来传过去,有一下没接住,我被摔到了地上,当时脑袋就流了很多血。从那以后,我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后来,有一批劳工被送走了,但由于我有病,所以就没让我去。直到我的病渐渐好了,他们才把我押上火车送到太原。
太原监狱的血和泪
到太原以后,我见到了孙新会、任子岩、阎来霍、郭忠义、吴志学等人,我们都被关在太原监狱。刚到那里,我们身上有很多虱子。所以日本就让我们把衣服全部脱掉,然后拿到蒸笼里蒸,蒸完之后再穿上。在那里,我们也是吃不饱,每天的食物就是高粱稀饭和面馒头,干活的劳工可以多喝一碗稀饭。吃完饭,我们就得干活,做煤球,做好的煤球都摆放在一边。另外,日本人还给我们编了劳工号,我是288号。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把我们集中起来点名,其目的是为了检查人数够不够。点名的时候,日本人不叫我们的姓名,而是直呼劳工号,就像对待牲口一样。点谁的号谁得答应,如果第一声没答应,第二声答应了,日本人过去就打一皮鞭子;如果答应得慢了,日本人甚至会用剌刀剌。即使劳工们生了病,一般情况下也不敢称有病,能撑住就撑过去了。倘若住进后面的医院,那就别指望能活着出来。日本人说那里是医院,我看那里简直就是要命的地方,凡是进去的劳工没有几个活着出来的。死掉的劳工就被抬到外面扔进井里。日本人专门从我们当中挑选几十个年轻力壮的劳工抬死人。我是小孩,他们就不让我去。每天都要抬出去几十具尸体,抬出去的尸体都被扔到枯井里。由于死的人太多,所以光是枯井就添満了好几个。我们去那儿时间不长,死去的劳工就有好几百人。监狱周围都架有电网,围墙也很高,同时还有日本兵把守着大门,根本就让劳工出去。一次,我们去一个菜园拔草的时候,有一名劳工想逃跑,然而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日本人抓住了。然后日本人用大钉子将他钉到墙上示众,那种场面极其残忍,我们看到以后都不同得落下了眼泪,当时围观的还有很多老百姓。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人,还不让咱们中国人动,任由他们随便欺压。就算是打你、骂你,让你做牛做马,你也不能动,只能老老实实地忍受着。回到宿舍里面,我们也只能聚在一起哭一哭。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怎样?每次出去干活的时候,日本人都端着枪上着剌刀。
在太原住了几个月,听说要送我们回家,但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送去日本。他们用绳子把我们捆绑起来,几个人捆在一起,第个人梱一条胳膊,最后押着我们去火车站。上车的时候,日本人先把绳子解开,然后把我们装进闷罐车。上车后,我趴在车门口,能吹点风,也不至于热死。
装进“闷罐”送塘沽
在北京下火车后,我们被押到清华园的大院里住了一夜。离开北京时,我们也是被绑着,不过只绑了一只手,所以我用另一只手在路上捡了一个破茶缸。第二天我们又坐火车去天津塘沽,那天的太阳非常毒,而我们七八十人却坐在闷罐车里,又热又渴。热得浑身冒汗就像流水一样。喝了就喝自己的尿,自己的尿也不敢让别人人喝,我用捡来的那个破茶缸接自己的尿喝。从北京到塘沽的一路上,仅我们一节车厢里就死了几十个人。等到我们在塘沽下车的时候,劳工们的身体都软得像面条一样。
到塘沽之后,我们住的是大敞棚,每个棚子里面有一条过道,过道上放着几个大水缸,都是解手用的。晚上睡觉的时候,日本人怕我们逃跑,就把我们的衣服都给没收了,到第二天早上再发给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日本人还给我们讲了话,其内容是:睡觉以后不允许我们眼睛;解手先报告太君,太君批准了才可以去,不批准不能去,否则谁敢动弹一下就得挨打。有一次,我动了一下胳膊(右臂),日本人就打了我一棍子,到现在我的胳膊上还留有伤痕。在塘沽,我们吃的依然是高粱米稀饭和玉米面馒头,每顿饭只发一个馒头。一天早上点名的时候,突然有一名劳工从队伍当中冲出去跳进海里想逃跑,日本人看到之后,立即跳下去把他捞了上来,捞上来以且直接就用刺刀挑死了。呆了七八天,日本人先给我们照了相,然后交们押上了货轮。
押赴日本初遭罪
轮船的船舱里装有半舱煤,日本人就让我们坐在煤上面。起初,劳工们解手都让到甲板上解,由于有劳工解手时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所以后来不论拉屎拉尿,都让我们在船舱里进行,吃饭也在船舱里。轮船在海上走了七八天,最后到达日本。在门司下船后,日本人首先让我们洗澡,洗完澡之后又给我们身上擦了一些黑药膏,据说是为了消毒。同时,我们脱下的衣服也都被拿到蒸笼里蒸了蒸。穿好衣服,我们就坐火车去了东京。到东京之后,我们又乘小船到东京郊区的一个叫三桥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铁桥。最后,日本人把我们带到离铁桥不远的一个大院里。
院子里有一个三层的楼房,我们一共有几百人,都住在那幢楼里面,楼房的墙壁是木板的。院子周围架着电网,大门口还有日本兵站岗。解手时从屋里出来到院子里解。我们吃的是高粱面和玉米面做成的饭团子,而且是定量给劳工发,每顿饭也就发给一两个。
我们的工作是去码头卸轮船、装火车,轮船运的是货物都是从中国运去的,有煤、大米、大豆、高粱以及其它一些粮食,有时也去工厂里干活。总之,日本人就是不让我们歇着。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有很多飞机去我们工地附近轰炸。那天白天我们正在工地干活,忽然听到警报响,日本人都纷纷躲进了防空洞,我们也赶紧坐汽车返回住处。起初,日本人还用高射炮还击,后来有一天,我们在楼上看见空中有很多飞机在空中盘旋着,紧接着就往下扔炸弹。当时东京市区很多地方都被炮弹炸毁。海上的轮船和陆地上的汽车都被烧着了。特别是在陆地上,到处都冒着烟火,工厂里面也都被烧成了一片火海。就在我们的住房旁边有一条河道,河道上行驶的小货轮也都被烧着了。河道对岸就是一个工厂,那个工厂也早已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偏偏我们的住房没有被飞机炸到。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也是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我们以为日本快被炸得投降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见爹娘了。但是又害怕炸弹落到我们的住房上面把我们都炸死。大火一直烧了七八天才熄灭。大火刚刚熄灭,紧接着又是地震。那天,我们正在楼上呆着,突然感觉到非常剧烈的晃动,同时看到外面的电线杆也在晃动。
转送秋田再受辱
自那次轰炸以后,我们准备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日本人却又将我们分配到秋田县的船用码头继续干活。同我一起被分到秋田县的还有王实祥、孙新会、张文正、阎?霍等人。
到那里以后,我们住的也是木板房,房子的框架和墙壁都是木板的。日本人给我们吃的食物有高粱米、玉米面、小麦面。
我们在船川码头的工作依然是卸船、装火车,装卸煤、盐、大米、高粱等其它一些货物。有时轮船上载有起重机,所以就用起重机大包大包地装卸货物;有时轮船上没有吊车,我们就只能用筐子一筐一筐地装卸。筐子不是很大,上面系着绳子,背货物的时候先用铲子把筐子装满了,然后再将筐子挂在肩膀上,最后将货物背到轮船或者火车上,两手一松,货物就自动倒出来了。有一交装卸火车,见火车上装载的货物都是从中国运去的铜器,有铜纸、铜钱、鲷笼屉等。当我们卸货的时候,看到那些铜器,都不由得想起了家乡的亲人,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中。一想到这些,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哭喊起来。(注:回想起五十多年前的那一幕伤心的情景,老人的眼眶不禁湿润了。虽然老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是他仍然向我们讲述着那段成分悲痛、屈辱的劳工血泪史。)但是日本监工不准我们哭,看见谁哭就打谁,或者用皮鞭打或者用刺刀刺。所以说在那里干活期间,咱们中国人确实受尽了苦难折磨。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话,到吃饭的时间也不让回去,而是把饭送到工地吃,吃完饭继续干活。另外,日本人不仅不把中国人当人对待,而且对中国人还非常的刻薄。还有一次,卸大豆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名劳工饿得抓生逗吃,但是日本警察看见后不愿意了,最后硬是把那个劳工活活地打死了。在那里,我们中国劳工就像亡国奴一样,任由日本人随意辱骂和毒打。而且挨打的时候,连动都不能动一下。如果谁敢动,日本人就用刺刀刺。
曙光乍现,风波又起
我记得在日本过了两个年头,日本才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的当天,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消息。有个朝鲜劳工通过看报纸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然后告诉了我们。后来,有飞机给我们散发传单,我们也都看到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反抗,不去干活,但是日本监工依然要我们去。他们让我们干活,我们就是不去干,所以双方形成了矛盾。因此,队长冯俊祥就带领我们同日本人进行斗争。我们刚自由了几天,监工又去让我们干活,于是大家就从屋里冲出来打他,有的劳工拿着棍子,有的劳工拿着铁锹,有的劳工拿着扁担。经果这么一打,日本人不高兴了,就用汽车把我们都押送到秋田县监狱。
一下汽车,翻译官先给我们讲话,然后领着我们走进监狱。监狱里面有很多小牢房,牢房的门有四五寸厚,门上开着一个四方形的小“窗户”,里面都是水泥地,每间牢房里面都有一个便池。有的牢房里关着两个人,有的牢房里着三个人。当翻译官打算将我们关进牢房的时候,我们就围到一起商量了一下,最后队长对我们说,(咱们)都要坚持抵抗,就算是死,咱们也得死在一起,他们不能再把咱们分开关在牢房里一个一个地“修理”咱们。因此,我们大家就抱成一团,也不住小牢房里走。翻译官一看这种情形,拿我们也没有办法,最终也没有把我们隔开,而是让我们在监狱里随便住。走廊里、牢房里、门口都可以呆着。我们在监狱里住了好几个月,每天的食物仍然是高粱面和玉米面,到吃饭的时间,日本人拿着饭桶去给我们分饭吃。关押期间,中国赴日留学生去看过我们两次,他们告诉我们说:“中国现正在同日本交涉关于你们回国的问题,你们也不用再受罪了,很快你们就可能回去了。”
胜利归国之后
我记得我们回国的时间是1946年的元月份,当时日本人用车将我们送到九州码头,然后我们就从九州乘船回国。
在青岛下船后,国民党不让我们走,还是要让我闪当兵。我们刚在日本受了那么大的罪回来,却又要让我们当兵,大家也都不愿意当,所以国民党没办法留住我们。最后,红十字会给我们发了回国证明书。当时青岛至郑州的铁路不通车,于是我们坐小船先去连云港。在青岛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到连云港以后可以通过徐州坐火车到郑州。但是到连云港以后,我们才知道连云港到徐州之前也不通火车。因此,我们步行到徐州。在徐州,我们又遇到了国民党,他们将我们从日本穿回来的衣服都给截走了。最终我们从徐州乘火车回到郑州,继而又回到荥阳县,当时荥阳县正被国民党占据着。
我刚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哥去参了军,嫂子也去世了。家中就剩下母亲和我哥的?个女儿,而且当时家里穷,所以生活上也很难过。1948年解放后,我参加了农会工作,负责组织农会,当了干部。文革时期,组织上查我的简历时发现我去日本,因此就把我打为日本特务。然后就是戴高帽,挂牌游街,红卫兵还成天的批斗我、打我。
我要求日本政府及企业赔偿我的劳动报酬和精神损失,并且必须公开向我们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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