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章首先对中国大陆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发展的表征对了分析；其次，对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日本的侵华暴行、中国军民的抗战、抗战历史人物和抗战时期的教育等方面的口述史研究开展的情况及其成果作了概括和分析。

关 键 词：中国当代  抗战口述史  研究内容

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是中国当代口述史研究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领域，值得总结和研究的方面比较多。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当代中国抗战口述史的发展和基本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和研究。抗战口述史研究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亲历抗战的人物的采访及所获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二是利用抗战口述史料从事的各类研究和创作。本文即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总结和研究。由于港台材料收集困难，本文仅以中国大陆抗战口述史研究为考察对象。［1］ 此外，由于有关抗战口述史研究的资料比较多，也比较分散，一时难以全面搜集，因此，文章所作的总结难免存在偏颇和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一、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

用口述方法搜集、整理抗战史料在大陆早已开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初，整理和出版的各种大量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有关近现代中国革命和社会变迁的史料中，便包括今天所说的口述史料。其中，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最具代表性。这些史料中有相当部分涉及到抗战。不过，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和出版是从属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资料搜集工作范围内的，而且，较少利用口述史料和口述史方法来深入和系统研究抗战史，还没有明确的口述史学科意识。

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抗战口述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在大陆的广泛传播，为它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和系统的方法论；学术界开始将抗战口述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建设。二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兴、日本教科书事件和日本首相等高级政府官员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和事件，激起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侵华史的强烈关注和研究。而通过采访亲历、亲闻和亲睹日军暴行和战争的人以收集丰富、详实和生动的一手资料便成为帮助人们认识和溶化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途径。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事和参与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组织和人员不断扩大。其中，既有官方和半官方的学术、文化和教育机构进行的系统采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日军慰安妇纪念馆和九一八事变纪念馆等抗战纪念馆都将系统和长期从事口述史料采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也有民间机构、人士乃至的积极参与。如，齐红深教授从事日本侵华殖民教育的口述调查长达20多年。南京理工大学学生曾在2002年暑期进行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的采集。

第二，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力度加大，这主要表现为采集工作开始系统化和长期化。如，南京市政府、“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等单位先后在1984年2—9月，1991年暑假和1997年暑假组织过以南京市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普查、复查和口述史料征集工作。［2］ 其次，还表现为海内外学术研究团体及学者开始联合进行抗战口述史料的采集。如，1991年创立于纽约，专注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中国近代史学会”与大陆一些大学和文化机构就抗战口述史各方面史料的采集展开了广泛合作。［3］ 中国和日本的不少团体和学者就日军侵华战争罪行口述调查也有许多合作。

第三，采集的途径和形式多样化。既有以学术刊物发布征集启事的，如，《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1期刊发了《日军侵华战争受害者口述史料有奖征文启事》。也有通过电视台发布倡议的，如2003年“央视论坛”发起过主题为《抗日战争需要发动更多人进行研究的田野调查！》的倡议。不过，以互联网征集口述史料已成为各类抗日纪念馆和民间人士进行抗战口述史料采集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如，“日本侵华教育网”和“中国二战劳工网”所做工作尤为突出。再如，2005年3月16日，“汉网论坛”（city.cnhan.com）曾发布寻访武汉市抗战老人讲述抗战岁月的“口述实录”专贴：《招募人文志愿者：倾听历史真实的讲述》。

第四，抗日口述史料采集的对象和范围愈益扩大。有关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口述史料的收集，包括南京大屠杀、中国慰安妇、中国劳工、侵华战争细菌战、在华奴化教育和“无人区”等众多方面。在中国军民抗战方面，不再局限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而是扩大到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社会民众抗日斗争。此外，反映抗战其它方面的口述史料采集，如中国的妇女抗日斗争、抗战人物、战时教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社会生活等也逐步展开。

第五，系统整理和出版了一批抗战口述史料，为抗战史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不少杂志也常常刊登抗战口述文章。如，《老人天地》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计划全年期间，以口述史的方式，依靠健在的抗日老战士自己书写当年的历史的媒体。”［4］

第六，利用口述史料和方法进行专门和系统的学术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其中，在南京大屠杀、二战中国劳工史、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慰安妇、奴化教育史、花园口事件、滇西南抗战史和抗战人物研究等方面成果颇丰。

第七，利用抗战口述史料进行表现形式多样的创作，如制作纪实性影视作品、进行报告文学和小说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制作结合图片和文献资料的画册等。这方面的作品愈来愈多，极大地扩大了抗战口述史的社会影响。

第八，开始注意对抗战口述史研究进行理论性总结研究，这对以后抗战口述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如，齐红深的《关于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刘相云的《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其证言的史料价值》等。不过，目前这方面的理论性总结还很欠缺，有待加强。

抗战口述史研究的内容和成果涉及抗战史的各个领域。其中，有全面性的研究，如，由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近千万字的综合性资料汇编《抗日战争》涉及抗战历史的各个领域，全书分《绪论――九一八至七七》、《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战时期的国内政治》、《抗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大后方的经济》、《日伪政权与沦陷区》和《日军暴行日志》7卷，其中有不少口述性史料。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也包括大量抗战口述史料。中央电视台2003年初开拍的史诗性大型纪录片《抗战》全长30集，每集30分钟，预计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在播出。“该片将在大量中外抗战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口述基础上，辅以最新发现和解密的文字、图像史料，再现抗日战争各个时期的真实面貌。该片还将开创中国电视纪录片历史上一系列的第一次：首次集中全面的揭示鸦片贸易、奴化教育、资源掠夺、残害劳工等战争罪恶；首次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缅甸会战等重大战役做全面展现；首次以全球华人的视角讲述海外华人对祖国抗战的贡献。”［5］ 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专题性的，下面作一概述。

二、有关日本侵华暴行口述史研究

这是抗战口述史研究的重点和成果最多的方面。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李秉新、徐俊元等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包括对许多中方幸存者、目击者的寻访录和日军暴行参与者和目击者的材料。全书147万字，共收暴行事件2272件。内容包括非战斗性屠杀无辜平民、屠杀战俘、虏杀劳工、轰炸和平居民、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奸淫妇女、抢掠财物、焚烧民居和公共建筑、强抓劳工和慰安妇、破坏名胜古迹、屠杀宗教和文化科技界名人、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等。左禄主编的《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收集日军屠杀中国同胞的重要惨案51起，书中使用了对惨案幸存者大量调查访问的材料。天津社科院出版社推出的、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史料丛书《历史不能忘记》，通过有关人员对亲历、亲闻、亲见日军暴行者两三年的实地采访，将日寇在天津、河北所犯的种种罪行以口述形式真实记录下来。不过，这方面也以专题性研究为主，主要包括：

1，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的采集是目前抗战口述史料采集中力度最大和成果最多的。南京市先后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口述史料采集。1984年2—9月，南京市政府在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在全市对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寻访到1756人。1991年暑假，纪念馆和南京市教育局组织全市部分老师和中学生对幸存者进行了复查，并征集了一批新的幸存者资料。1997年7月，由纪念馆和南京市教委举办、日本全国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联络会和旅日华侨总会协办的“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万名师生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活动，调查范围和参加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据不完全统计，在对16714名老人的寻访中，发现1419名幸存者仍然健在，“其中许多是新发现的幸存者，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6］ 小规模的各种调查仍在继续，如，南京理工大学8名青年志愿者在2002年暑期访问了近140位老人，取得了100多份证词，收集到数十名遇难者的名单，发现了一批新的南京大屠杀人证和物证。［7］ 

在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利用这些口述史料进行研究方面，主要有：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等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孙宅巍、吴天威著《南京大屠杀——事实及纪录》；孙宅巍、李德英著《黑色12·13——南京大屠杀最新揭秘》；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徐志耕主编《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徐志耕著《南京大屠杀》和《屠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兼驳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论》等。此外，还利用这方面口述史料制作一些影视片，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摄制的电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和教学录相片《30万的控诉》；江苏电视台摄制的纪实录相片《南京大屠杀》；南京电视台摄制的《历史的见证》8集纪实片等。［8］

南京大屠杀口述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还表现在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来开展长期性研究，如，南京师范大学设有“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并与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共同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出现这方面研究的初步理论总结，如刘相云的《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其证言的史料价值》一文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和目睹者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通过这三者收集口述史料的过程、作用及其今后工作的开展作了分析。

2，对日军慰安妇的研究

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1∶29或1∶37)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9］ 中国是“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国，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在20万人以上。因此，这方面的口述调查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苏智良为此做了长期和系统的调查。从1992—2000年，他走了十几个省，查出有名有姓、开了口的慰安妇126人，而“没开口的是这个数字的几十倍”。［10］ 1999年3月，在他的呼吁和努力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他聘请了60位调查员从事口述调查。李小江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同时，“日军慰安妇网上纪念馆”（waf.126.com）将中国慰安妇和日军的口述证言和回忆资料作为重要工作。

中国慰安妇口述史料的整理、出版和口述研究成果主要有：江浩的《昭示：中国慰安妇 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昭示：中国慰安妇——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和《跨国档案：中国慰安妇》；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及其主编的《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李秀平的《十万慰安妇》；田玉光的《帝国军妓——随军慰安妇军中生活实录》；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专列“永远的伤痛：（侵华日军）‘慰安妇’证言”一节。孙逊则利用口述调查材料写成长篇小说《慰安妇血泪》。这些著述揭露了日军强征中国“慰安妇”的事实，“慰安妇”制度的实施、性奴隶制受害者、记录了受害者的控诉、自述和回忆等。

3，对日本掠夺劳工的研究

二战期间，日本强掳中国百姓充当劳工，在沦陷区的矿山、工厂从事超强度劳役，或强行将一些劳工送到日本和其它占领国为其服役，数百万中国劳工因备受摧残身亡，是二战时日本所犯重要罪行之一。因此，劳工口述史研究成为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重要方面。

在口述史料的搜集方面，“中国二战劳工网”（www.warslave.net或www.forced－labour.net）将中国劳工口述资料的系统调查作为重要工作。该网站指出，日本在战败撤退时，将有关劳工的档案资料几乎全部销毁，因此，了解相关具体史实便主要要靠当时的劳工，所以，通过口述调查抢救这批资料意义重大。该网站设立了“劳工口述”专页，下分“中国劳工”、“赴日劳工”和“其它劳工”三类。“中国劳工”口述资料又分煤矿、铁矿、镁矿和铜矿四类。其中，以东北地区煤矿的口述史料最多，包括阜新（15人）、本溪（9人）、北票（8人）、抚顺、老虎台、辽源和鹤岗等煤矿劳工的口述资料。“赴日劳工”包括“矿山劳工”、“企业劳工”和“其它劳工”，其中，包括十位劳工叙述当年如何被掳到日本及其做劳工的悲惨生活。《辽沈晚报》也发起了对东北劳工幸存者的调查，该报主任记者王志东主持的《策划报道:二战期间东北劳工幸存者证据保全系列》项目，共分四部分。（见“中国二战劳工网”）由于中国劳工中以东北劳工最多，在日军侵占东北的1934—1945年，东北劳工约有1400万之众。［11］ 因此，上述调查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关于“花冈暴动”［12］ 幸存劳工的调查，1990年暑假和1991年寒假，河北大学先后组织了40多名师生按日本友人提供的《花冈劳工名册》，查找了山东、河北、河南、山西51个县的603个村庄，寻找落实花冈劳工320人，健在者57人。［13］ 该校的刘宝辰教授曾访问了上百名“花冈暴动” 的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收阅了200多件回忆材料和控诉书。 

这方面的史料出版和研究著述主要有： 陈理昂、朱铁英的《花冈暴动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张国通的《花冈事件》；刘宝辰的《花冈暴动——中国“劳工”在日本的抗日壮举》和骆为龙主编的《强掳·诉讼·和解 花冈华工惨案始末》等。

4，日军实行细菌战的研究

日本是二战期间唯一在战场上使用过细菌（生物）武器的国家，其中，主要是在中国战场；同时，在中国还设有研制和实验生物武器的部队，如臭名昭著的东北“731”部队和华中（南京）的1644部队等。由于日本一直刻意隐瞒这段历史，造成文字和实物史料相对不足，因此，这方面口述史料的发掘意义就特别重大。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有学者说，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90年代以后，在搜求与整理数量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详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细菌战大屠杀》等附录的参考文献)；“在已有的和正在不断发掘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中，口述史料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14］ 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也将《见证历史——日寇细菌战受害者口述》作为近期进行的项目。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主要有韩晓的《侵华日军细菌部队罪证》；黄可泰、吴元章的《惨绝人类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沙东迅等著《揭开“8604”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邢祁和陈大雅的《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郭成周和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丘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张世欣的《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和《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成人体实验受害者罪证调查》等。

5，日军在华北“无人圈”的研究

抗战期间，日军为隔绝老百姓和八路军的联系，巩固日军的“西南国境线”，曾在长城南北150公里范围沿线建立了一个灭绝人性“千里无人区”，把这一带中国百姓强行驱赶到所谓“人圈”（集团部落）中，使十几万人流离失所。在“集家并村”过程中，伴随着大规模屠杀，受害重点县河北兴隆被屠杀和折磨致死的达6万多人，“三光政策、大屠杀、瘟疫,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手段在兴隆“人圈”都可以找到。”［15］ 为此，兴隆县在这方面口述史调查中做了长期的工作，采访、收集和保存了不少老人的口述回忆，并收入《兴隆县县志》中。县党史办的佟靖功在将近20年里走访了境内一千余名幸存者，采集了大量口述史料。《千里“无人区”》的作者陈平在“自序”中说，为收集资料，他多次深入“无人区”所遍及的26个县进行实地访问，获得了许多第一感性的认识和资料。这方面的研究还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长城线上无人区》等。2002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千里无人区》，则将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与遗址拍摄和文献史料结合，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这一罪行。［16］

三、其它抗战口述史研究

这一时期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在其它方面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展。这里，就研究比较多和比较深入的领域作一概述。

1，关于中国军民的抗战

这方面的研究仅次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口述史研究，但不够系统。除各级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包括大量反映中国军民抗战的口述史料外，一些学术杂志也登载这方面的不少文章。但是，有关中国军民抗战口述研究的系统性的成果不多。由文闻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系列丛书“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是这方面代表作。中央电视台2003年开始拍摄的史诗性大型纪录片《抗战》中也大量展现了中国军民和海外华人抗战御侮的历史。总体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有关国民党、国民政府军和国统区民众抗战的。这是以往研究的薄弱方面，这一时期得到加强，如“上海凇沪抗战纪念馆”网（www.china813.com）专门设有“口述历史”栏目。同时，整理和出版了一些口述史料集或研究专著，主要有：由文闻主编的“原国民党将领口述抗战回忆录”丛书，包括《我所亲历的淞沪会战》、《我所亲历的南京保卫战》、《我所亲历的台儿庄会战》、《我所亲历的武汉会战》、《我所亲历的常德、常衡会战》、《我所亲历的桂南、桂柳会战》、《我所亲历的印缅会战》等。其它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渠长根为写《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研究》，深入到花园口和黄泛区进行调查，挖掘整理了丰富的口述资料，纠正了以往研究的许多错误观点和不足。建明、钟沈军的《血火名城——历史的重现与哲学的反思》通过走街串巷的口述史调查获得的大量史料，重现了1938年11月13日长沙大火这一“焦土抗战”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反映滇西抗战方面，保山市委史志委编《见证历史》（上下集），主要从口述史角度重新回顾和记录了滇西抗战中国军民和援华美军在各历史时期合作抗日的场面。保山市隆阳区史志委员会主编的纪实画册《血肉丰碑——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运用了大量口述史料，对滇西人民毁家纾难、浴血抗敌、舍身卫国的英雄事迹作了史诗般歌颂。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较多，但比较分散，就不详述了。

二是，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研究。这方面的口述调查及其史料整理较多，但比较零散，主要收载在一些反映中共领导抗战的史料集中，或一些人的口述自传中。如，张恺帆是抗战时期安徽新四军的重要领导干部，1956年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由他口述、宋霖记录整理的《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便详细记述了他在安徽新四军工作的情况，对安徽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斗争颇多介绍。利用这方面的口述史料研究的成果不少，但比较零散。不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已受到重视。如，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山西抗战口述史》确定为2003年重点选题之一。它以口述的方式来研究和认识抗日战争，其中对山西抗日力量在中共领导下不断壮大和发展有全面反映。再如，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情报、间谍、保卫、反特》，利用作用直接采访情报、安全、保卫和公安部门的多位高层人物所掌握的大量珍密素材，全面真实地揭示中共的情报工作。其中，抗战部分占的内容大半以上。

此外，中国军民抗战的其它口述史研究也有不同程度开展。其中，妇女抗日斗争口述史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这与中国妇女口述史的兴盛有直接关系。重要著述有李小江主编的《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书中设专题内容反映了抗战时期边区大后方、冀中妇女、抗联女兵投身抗战的事迹。华侨抗日口述史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

2，关于抗战历史人物的口述史研究

抗战历史人物的口述史研究除了反映抗战历史人物在抗战中各方面的活动外，也反映了抗战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目前，对抗战时期人物口述史的研究已经引起重视，成为抗战口述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有关抗战历史人物口述史的研究，主要包括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口述史研究方面，除冯玉祥的《我的抗战生活》外，单独就抗战时期某一人物所做的口述研究很少。就中国现代历史人物进行口述采访，美国和海外华人的一些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展较早和较多。［17］ 其中，对张学良、李宗仁和胡适等人物的口述采访对抗战人物口述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学良的口述史料正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唐德刚撰写或译注的《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也在大陆多家出版社出版。在大陆，这方面的口述研究也有一些，如，由李秀文口述、谭明整理《我与李宗仁》和《我与李宗仁（续集）》。这些重要人物口述史的出版，既是抗战历史人物口述研究的一个方面，也为抗战口述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在利用张学良的口述史料从事研究上，出版了窦应泰的《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披露了对张学良进行口述历史的来龙去脉。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

这一时期整理和出版了一些经历过抗战的文学、艺术和教育等领域的人物口述著述。如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自述》，记述了日军侵占中国时齐白石的忧愤之情和拒绝为日伪作画的事迹。舞蹈家戴爱莲的口述自传《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以两章的篇幅记述了她抗战时的艺术生活及其文艺界。还有利用著名画家蒋兆和等先生的口述材料写成的，反映抗战艺术创作《流民图》的著述《〈流民图〉的故事》。闻黎明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使用了作者采访与闻一多交往密切的十几位文教界和学术界名人，如顾毓琇、谢冰心、沈从文、张光年、贺麟、冯至、臧克家和吴祖湘等所获得的口述史料，考证和说明了不少闻一多在抗战时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事实。［18］

至于在各种文史资料和杂志社发表的有关抗战历史人物的口述文章及研究论文比较多，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3，关于抗战时期教育口述史研究

这是抗战口述史研究取得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对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口述史研究成绩显著。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齐红深对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从1984年就开始搜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的口述史料，以弥补研究中文献和档案史料的不足。从1995年起，他在主持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过程中，聘请80多位调研员，开始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口述历史调查，明确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史作为独立的研究方向。后来，又将《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申报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课题，并得到海内外人士和机构的资助。他的口述调查遍及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国各地，到2003年，发出问卷25000余份，信件8000余封，调查和回收了1200余位老人的口述史料。整理成文字500多万字，搜集3000多件历史照片和实物，建成世界上占有伪满洲国教育资料最多的沈阳七方教育研究咨询中心。调查所获材料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日本侵华时期的教育制度、学校设置、培养目标、学校管理、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勤劳奉仕”、军事演习、师生关系等，还有社会教育、文化等。他主持的口述历史调查，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搜集侵华证人、证言、证物的民间活动，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被称为“精神保钓”和“二次抗战”。众多的新闻媒体和网站多次进行报道。为使调查工作和所收集口述史料及其研究被更多人了解，他们还办起了有国际顶级域名的“历史记述——日本侵华教育网”（www.rbqhjy.net），登陆人数达40多万人次，成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网站。［19］

齐红深利用这些丰富和系统的口述史实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和撰著。他主持编撰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丛书是一部大型口述记录史料，在中日两国出版。全书约500万字，运用了1200位老人的口述实录。他编著的《伪满洲国教育口述历史——奴化教育的实施与抵抗》2004年由日本皓星社出版发行。全书70多万字，收录了50位日本侵华教育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是中国研究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著作首次在日本出版。他撰写的《关于日本侵华殖民地教育口述历史调查与研究》一文对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口述历史调查起因、方法、成果、现状及今后的设想作了理论性的总结和探讨。他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国内教育史专家指出：“齐红深同志主持的这项研究在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具有重大的学术理论创新价值，填补了我国教育口述历史研究的空白。”［20］日本学者评价说，齐红深的口述历史调查“为日本殖民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证言，揭露了伪满洲国教育的实态。为研究中日两国近代教育、历史、社会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21］

抗战教育口述史的其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统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方面，如战时高校内迁、西南联大办学历史、国统区学校民主运动等。限于材料较分散，就不具体介绍了。

抗战口述史研究还有反映抗战时期社会经济生活和民众生活的，这在各级政协文史资料中多有反映，如《无锡文史资料》收载的《回忆日新绸布店在抗战时期的撤离和复业》和《抗战时期无锡丝茧业与日伪斗争的回忆》。也有反映战时政治和外交等领域的。由于不够系统和集中，也不多作介绍了。

抗战口述史研究还有不少重要问题有待总结，如，抗战口述史料的科学整理和合理利用、抗战口述史料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形式、特点和今后的发展、海外和日本抗战口述史的研究等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将会有力推动抗战口述史学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