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主题相关联的两则报道。一篇是新华社特稿《又有手机博客，随时直播所思所想》，介绍信息时代的发展动向。报道说:在博客上与朋友分享心情和梦想已是很多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而现在，“迷你博客”服务使人们可以用手机随时随地记录生活点滴，通过“迷你博客”向朋友们发布文字、图片甚至视频。
 
 
 
文章最后说:“当一项新技术能够使人们更方便、更有效地做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时，这项新技术最容易普及。”事实上，在我国，手机短信使用尤其发达，像去年厦门的PX事件中，就有人用短信报道“散步”现场的过程。大众传播技术，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的发展与普及，极大地改变了美欧等国家的政治生活，在中国这种进程也不可避免。

　　另一篇报道是4月15日的《参考消息》转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篇述评，该文作者认为，在许多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和沃尔玛百货公司这样的企业近来遭遇的难题并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抗议者和工会活动人士在发布信息的时候，手段日趋先进;并引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发言人高文棋的话说:“人家听不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改善自身的形象。”文章说，“目前，北京奥组委正在聘用伟达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打理一些事宜。”

　　这两篇报道的共同点是强调了先进技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而本人由此想到的问题是，我们已进入了对话时代，如何适应这个时代，做一个与时俱进的主动者?

　　所谓对话，这里主要指国家(或政治实体性组织)之间、官民之间的沟通和协商。与“对话”相反的，国家(包括地区)之间是对抗，包括冷战与热战;官民之间是对立，互相敌视对方———这种敌视在民间主要表现为心存戒惧、防范，在官方是用“有罪推定”心态管治民众，将每个人都当成潜在的反政府分子或不安定因素。在国际上，中国早已抛弃了“把红旗插遍全球”的“输出革命”的狂热，而将“和平发展”确立为国家目标，以改革开放、加入WTO，来融入全球化，在改善现行国际秩序中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国内，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将建设“和谐社会”奉为圭臬，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由管治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毫无疑问，不论处理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对话是我们的首选。

　　在国际问题上，以最深的诚意，尽最大的可能，争取支持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乃至以最大的善意和耐心化敌为友，这是进入“对话时代”的必要条件;而总的做法，除了练好内功提高软实力，就是诚恳而高效地让人家了解自己，借用国新办原主任赵启正的新书之名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不论是出于制度与文化的差异，还是基于利益考量，中外之间的歧异必然会存在。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变被动辩护为主动公关，就可以减少误会和对立，求同存异，至少被“妖魔化”的概率会降低。

　　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发展壮大，中国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知。我不相信现在有什么势力能搅乱这一政治大局。在国内问题上，在一些地方，要官民进入平等对话，难度则要大得多。实事求是地讲，在官员并不对选民负责而主要对上级对授职者负责的情境中，要官员以“公仆”的谦卑心态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只是唱唱高调罢了。但传播技术的前述进步，对官员管理社会的传统方式无疑是极大的挑战。这使他们想靠一手遮天、欺下瞒上的手段来“维护社会稳定”越来越难;而一旦不能“保境安民”，他们的仕途也就走到头了。所以，对官员最有利的选择，便是放弃信息封锁及对批评者的打压，放低身段与质疑者对话。去年，中国有几起热点案例预示了这种大趋势，比如，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某打压记者丢了乌纱帽，厦门市PX事件最终以官民对话妥善结局。相信会有更多的掌权者，认识到并学会适应这种社会发展的“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