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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和温总理握手”亲历70年前七七事变老兵如是说
2008年5月25日 发布人:中国新闻网 】 【打印

 

卢沟桥事变亲历者原29军中尉90岁崔金品先生(中)

一,我在雕凿七七事变历史石碑上最后的文字
      在以每小时150公里速度飞驰的床上,我怎么也难以入睡。
      窗外,是黑暗中影影绰绰闪动的微光,仿佛是历史影片片段的回眸。
      黑夜中,无数物体迎面而来又飞身而去;我在想:“我的床会不会飞出去?”
      记得1974年,我们铁道兵结束修建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的铁路,往新疆转移的时候,我们在列车上行驶了一周时间。那时的车速大约是50公里/小时的速度。
     “咣当、咣当、咣当、咣当”的声音好像永无止境。
      闷罐车窗外新疆的戈壁滩一直连到天边!仿佛永无尽头。
      从50公里/小时到150公里/小时,什么速度的列车我都坐过,如今,中国列车的速度已经提升到200公里/小时以上,我们睡在火车的床上会像阿里巴巴魔毯一样翱翔吧?
      我1972年参加了中国军队的铁道兵。我认为,我一直是背个破包在铁道上飞翔的人物。从中国云南的边陲小镇,到黑龙江的原始森林,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已经是凤毛麟角了;只有通过铁路才能一点点接近他们,记录他们最后的回忆和思考、喜怒哀乐和警世恒言。
      在从河南漯河开往北京的列车上,我辗转反侧,不能睡眠。我上上下下的旅客们早已经是鼾声大作了,而我的魔床却载着我飞回了河南的项城。
       作为雕凿抗日战争亲历者碑文上最后文字的石匠,我刚刚在项城采访了70年前卢沟桥事变亲历者,原29军中尉(1937年军衔),90岁的崔金品老人。根据我多年的调查:“十年来,矢志不渝采访29军官兵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只有方军一人”;而拥有9600万人口的河南省,时至今日,亲历70年前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也只剩有90岁的崔金品先生,和91岁的赵金典先生了。
      ——再过不长的时间,亲历1937年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将永远地离开我们;他们将走进雕凿的石碑碑文,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在抵抗、抵御外辱的历史长河中的篇章。
      列车向北京飞驰,而我的心却回到河南项城,回到笑眯眯的崔金品老人的面前。
      崔金品老人是个风趣的人,他对我说:“今年是卢沟桥事变70周年,我想让胡锦涛主席接见我,我想和温家宝总理握握手。他们只要是同意接见我的话,我可以走到北京去。”
      我很吃惊他有这样想法:“你怎么会想起和国家主席、总理握手的呢?”
      崔金品用一种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我,说:“我天天看电视。抗日战争胜利60年的时候,胡主席、温总理和抗战老兵在人民大会堂握手了。那一年,反法西斯的法国老兵在诺曼底,反纳粹的俄国老兵在莫斯科红场,把星条旗插上硫磺岛的美国老兵在华盛顿,都受到各国总统、总理、杜马、议长的亲切接见、握手和厚待。数不清的各国民众向他们招手,他们的面前都是微笑的鲜花。今年,是七七事变70年,胡主席和温总理难道不和咱握握手?只要是他们同意,我可以走到北京去呢。”
      我说:“你想和人家握手,人家想和你握手吗?”
      崔金品笑了,他胸有成竹地说:“胡锦涛和温家宝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是代表中国未来的象征。”
      我问:“那么,你代表谁呢?”
      崔金品沉默了一会儿,笑着说:“我代表的是原29军官兵。我本来没有资格代表29军的,我只是个下级军官。但是,大家都死绝了,就剩下我了,怎么办?你说说?没有办法,只好由我代表吧。70年前,国难当头,我们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官兵和侵华日军血战过。——就在北平的卢沟桥!从此,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他们应该和历史握握手,他们应该和我握握手的。”
      我想,崔老汉真是个敢想敢干的人。思想,起码应该是自由的。
      我为了给90岁的崔金品老人照相,约他们夫妇和儿子一起去绿油油的麦田里散步。我问崔老汉:“你想见国家领导人,你熟悉哪位领导人呀?”崔老汉不假思索地回答:“温家宝总理。”他手指着麦田尽头的村落说:“温总理来过我们这里视察大棚养殖,他非常关心我们农民的生活。我一生知道的国家领导人多了,只有温总理给我留下最深刻的爱民、亲民印象。”
     “其余的国家领导人你还熟悉谁呢?”我问。
      驼背有点像虾米一样的崔老头儿在绿油油的麦地里背着手慢慢地走着:“……国家领导人?……1948年11月7日,我们部队宣传‘捉猪拔毛’,就是活捉朱德和毛泽东。第二天,我们部队就高喊:‘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崔老汉头双手拢在屁股上,驼着背,头也不回地在麦田里走着:“你是问我关于国家领袖的话题吧?1948年11月7日到8日,关于国家领导人的话题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崔老汉老两口子累了,他们就坐在绿油油麦田旁边的树阴里。
      我的裤子干净,舍不得坐。没有想到一脚踩进旁边的泥里,引得老夫妻俩大笑。
      崔老汉对我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冯志安任‘剿共’第三援靖司令,后来,他去台湾了。当时,何基丰任77军军长,张克侠任59军军长,田春芳任77军副军长,我是田军长的随从副官。1948年11月8日,我们全军投诚起义参加了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当时,我身患疾病,被送到华东野战军后方医院。因淮海战役即将爆发,我的病不见好转,解放军后勤处宋处长做我的工作,让我回家养病。我同意后,宋处长还特意给我写了‘退伍证明信’和《通行证》及路费。此时,我家乡已经解放。回家后,我把退伍证明交给了农会主席于书明。可惜,他没有把至关重要的证件保存好。”
      一直在旁边跟随的崔老汉儿子对我念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一直在村里名声不好。他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残渣余孽’!现在还有村民在背后这样指指点点。……从小,我也一直受到政治上的牵连。……我以前还埋怨有这样一个爹哩。”
麦田里的崔老汉比较耳背,他看我们四处乱指,就兴致勃勃地讲起他的村庄来:“看看!四处都在盖房!我们家也是如此。这说明什么呢?国家兴旺嘛!”
      我问他关于房子的印象,崔老汉向我详细介绍:“抗日战争胜利,我们部队起义我回来时,全村还是草房子。1958年前后,我在生产队当会计,全村还是草房子。全村的草房子状况一直延续的1979年。全村第一次盖瓦房的浪潮是在改革开放前后;现在应该是全村盖高大瓦房的第二次浪潮。……党中央领导的好哇!今年是七七事变70年,如果温家宝总理能和我这个29军老兵握握手的话,我想把对于家乡的爱,对祖国的期待,对于社会发展的欣喜向他念叨、念叨。”
      崔金品老头儿不但思维清澈,而且有三分的幽默,他始终微笑着和我说话。我不想打击他的思维积极性,所以,没有给他天真的思想泼冷水。
      “想和国家领导人握手?”我先笑了:
       崔老头儿天真烂漫的就像田野中盛开的黄色菜花一样。
       那碧绿如茵麦子之间的黄色菜花,清香、悦目、健康。
       微风中集体摇曳的黄花像无数芭蕾舞中的少女。
       十年来,幸存于世的29军老兵们,我几乎都采访过。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接受我的采访后不久就谢世了,我就是因为“在如今的世界上没有媒体采访他们”,所以,才去采访、歌颂他们的。我应该是给亲历卢沟桥事变29军官兵树碑立传的人,我在雕凿他们最后的思想和意愿。如今,活在人世间的29军老兵还有7人,他们无一人领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他们渴望国家和历史发给他们这枚纪念章。
       我在历史石碑上还应该雕凿如下的文字:“……90岁的七七事变亲历者,29军原中尉崔金品最大的愿望是在卢沟桥事变70周年时,和温家宝总理握握手。”
二,我们不能忘记曾经为了国家利益牺牲的29军官兵
      和我一起去河南省项城采访的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副主任陶武亮先生,有中国劳工协会的会长李良杰先生。有项城文人于书章先生,有崔金品的儿子崔廷甫先生。
      采访七七事变亲历者对陶副主任来说是工作,而80岁的李良杰则有其他目的。
      李良杰也是河南人,1944年他被侵华日军鬼子兵用三八枪上雪亮的刺刀逼着,和4万同胞一起,相继被强掳日本当劳工。日本投降以后,他带着死难同胞的骨灰盒子,坐美国军舰回到祖国。当在水天一线看到祖国的地平线时,所有被强掳日本国当苦力的劳工都大哭着在美军军舰的甲板上跪下了。“——还能活着回来呀!”
      李良杰到天津港后和其他劳工一起,被编入国民党部队打内战。因为营长拿当兵的不当人看,随意打骂,所以,被一时性起的李良杰用枪顶着脑袋,给枪毙了。
      “杀人犯李良杰”后来跑到林彪将军的第四野战军从军,随解放大军一直南下,打到广州,履立战功。他当班长时,前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将军还是战士。由于李良杰去过日本,还坐过美国的军舰,属于“历史复杂”的人物,所以,被复员回乡种地。
      80岁的李良杰现在是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幸存劳工联谊会会长,他多次去日本起诉日本当年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是屡诉屡败!但是,以老李为首的劳工们不气馁。老李、律师康健和日本律师团体最近还要一起去欧美,再一次起诉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为死难的中国劳工讨还公道!
      动身海外前的空闲,老李坚决要求和我一起去采访90岁的29军老兵崔金品。
      见了崔金品,老李握着他的手感慨万千地说:“你们是英雄哇!全面抗战爆发,是你们29军在卢沟桥开响的第一枪!抗战八年,没有你们的英勇抵抗,我们被强掳日本国的劳工,不出一、二年,就会牛马不如地、像奴隶一样悲惨地累死、饿死、被砸死、被日本工头打死!”
      崔老头子笑着谦虚:“别感谢我呀!咱村还有5个人去了宋哲元的29军。70年前的七七事变、以及后来和侵华日军频繁地作战,很多人都牺牲在战场上了。咱村有个叫赵学珍的,他1914年生人,曾经和我一起在29军,是221团的班长。1948年,我们部队在贾汪起义,由于在他的身上有多处枪伤,体质很差,所以,部队同意我们结伴回乡养伤。谁知,他身上的枪伤越来越重,而腿上的枪伤竟然烂成一个洞。1958年,无法劳作、一贫如洗、无食果腹、房漏雨雪、眠望星空、骨瘦如柴、无钱疗伤的他,竟然谢世了。年仅44岁。
我突然问崔老汉:“你身上有伤吗?”
      “我1935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之前,念过7年书。我在军队里一直给团长、师长、军长当副官。在乡村行军,我是骑马的,在城市驻防,我是坐车的。20响德国造驳壳枪挎着,牛。等我也需要参加战斗的时候,部队就拼完了!但是,我目睹过无数铁与火的较量、血与命的争执;我见过战火纷飞,也见过尸横遍野。我见过失败与退却,也目睹日本投降时胜利的喜悦!……我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记录者。”崔老汉回答。
      我问崔老汉:“七七事变70年了,有过作家、记者、宣传部的干部、写县志的官员采访你吗?……你认为你自己的人生光荣吗?”
“从来没有人访问过我,你是第一个。1935年我参军时就清楚地知道侵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我们参军都知道日本人的枪子没有长眼睛,会战死的。但是,我们29军的军歌中不是这样唱到了吗: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村庄!
      我们的山川!我们的河流!
      我们的父老乡亲、姐妹兄弟!
      ——岂能容忍外国列强蹂躏!
      士兵弟兄们!握紧刀枪!挺起胸膛!
      迎着日本军队的炮火,冲锋!’”
         ……,……。
      老李一直感谢老崔,老崔也一直感谢老李;各人的感谢各有不同。
      七七事变过去了70年了,崔老头儿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这在乡村可是一件非常体面的大事情。所以,崔老汉还让大家一起,在他家中种上一棵树,照相,以示纪念。
      另外,90岁的崔老兵提议:“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同志来了,中国被强掳日本劳工协会的会长来了,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写现代抗战文学的作家也来了。这在我们省,我们县,我们乡村,我们家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我们大家凑在一起,应该给29军阵亡的士兵们送个花圈去;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冲锋陷阵的英雄们。”
      是老李出40快钱在乡村买了一个花圈。赵学珍的女儿,68岁的赵凤英和丈夫扛着。崔金品的儿子,李良杰,项城文人于书章和我一行人就向赵学珍的坟地走去。
       骄阳当空,一望无垠的麦子像绿色的地毯沿着中原的大地铺散开去,黄色的菜花像一条条的丝带贯穿其中,那美妙的乡村景色难以言传。
      我用手机四处发信息:“河南农村绿色的麦子、黄色的菜花好美妙哇!”
      有人马上回了信息:“——呸!难道我们云南的乡村景色不美?”
      崔金品一路行走一路念叨:“就是为了保卫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数也数不清的中华好儿女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热血和生命!”
      他一边驼背走着,一边念叨着:“……70年前,在卢沟桥抗日的29军中,有20%是我们项城入伍的兵!29军中,有6名师团长是我们河南项城人。项城、周口一带,村村有29军的兵!抗日战争中,他们多数人阵亡了。解放后,如果他们在,我们彼此都会知道的;——文革批斗嘛!那你还跑得了?——跑不了的!扇大耳刮子!挨揍!喷气式!游街!……。”
      我要扶着他走,崔老汉很生气,他说:“我是老兵,给我的战友献花,我可以走!”
      我一边随他走,一边问崔老汉:“你是第一次给29军战友献花吗?”
      崔老汉边走边说:“是呀!七七事变70年了,这是第一次!”
      崔老汉念叨着:“原来不敢,不敢。我是残渣余孽,应该老老实实的。……七七事变70年了,29军官兵战死疆场,很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他们没有坟头儿,没有任何人祭拜他们,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电视上的章子怡访谈能演三天。
       ……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更是天天有。
       ……从来没有人采访亲历卢沟桥抗战的老兵。
       ……我们家有个破电视,我天天看。
      可是,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日本人占领我们15年啊!在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多了!不能忘了战火纷飞,不能忘了为国捐躯的军人们啊!”
      在赵学珍的坟前,空气都凝重了。大家给29军221团班长赵学珍三鞠躬、献花。
      我追问崔金品:“你和赵学珍熟吗?”
     “那还用说嘛,熟!解放初期,我们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嘛……。”崔老汉说:“我们本村的有赵学珍,范桥的高振华,夏桥的张胜武,本村的赵学勤、赵学法等共六人。是我们一起参军的。他们都是29军221团大刀队队员,作战勇敢。赵学珍与日军白刃血战,曾刺杀数敌,砍掉日本人一胳膊。徐州战役后,我们行军路过家乡时,他回家看老母,其母看到他身上的血迹,母子抱头痛哭。听说他返回部队后,其母伤心得数天滴水未进……;她天天站在村头儿上,希望儿子回来,希望不再有杀人放火,希望战争结束。”
       赵学珍女儿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声在乡间麦田里悠悠地飘荡,像剪不断理还乱的丝线;在微风中,一直飘向远方。
       崔金品驼着背,昏花着老眼念叨着:“……哭好。哭好。……你爸爸听见了,与日军作战阵亡的弟兄们也听见了。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们!我们来祭拜你们在天之灵了。……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中国的今天啊!”
       不远的村里是一片狗吠,很多村民都打开自家的房门遥遥地望着我们。
三,即使有了证明又能怎么样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主任陶武亮,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幸存劳工联谊会会长,80岁的李良杰和我一起,见了一位河南省当地的干部。
      我的目的是要当地干部重视: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亲历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在中国仅幸存7位。而中国人口大省的河南,也仅有90岁的崔金品老人,和91岁的赵金典老人。据说,赵金典老人生活相当贫困。而且,已经记忆不清楚了。我希望在纪念七七事变70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北电视台,甚至河南电视台、河南《大河报》、《河南日报》、《项城日报》都应该来采访河南人自己的英雄。
      卢沟桥事变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破天荒的大事件。卢沟桥事变使中日走向全面战争;卢沟桥事变使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开始走向了全面灭亡的道路。今天,参与卢沟桥事变的日本军人已经全部走进历史教科书,无一人活着;而亲历卢沟桥事变的中国老兵还有人健在,他90岁的崔金品就是一例。
      我有100个理由说服当地干部重视自己的英雄。
     “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说的不就是他们吗?
     “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不就是歌颂29军官兵的爱国精神吗?
        ……,……。
       当地的干部很随和,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项城有这样的人物!”
       他很负责地说:“你们说有这样的人物,是不是真的?我们还要调查。”
       他很政策地说:“即使是真的,宣传与否我们还要听上级的指示。因为他不是红军。”
       他很策略地说:“就你这个模样,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我先要调查一下。”
       他很怀疑地说:“……骗吃骗喝的很多呢。尤其从北京来的……。”
       他很认真地说:“我不代表政府,今天的事情,和我们没有丝毫的干系。”
       他很圆滑地说:“我们没有表示支持。我们也没有表示反对。”
       他追加自己的看法:“宣传崔金品与否,那是你的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委屈得都要哭了,我极为谦卑地小声说道:“不敢骗吃骗喝,我只想请各位大人吃吃喝喝。只要你们能宣传崔金品70年前抗日的壮举就成。”
       我看着这位当地干部,就想起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年大会上的讲话:
      “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中国人民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2007年4月12日,时隔22年,中国领导人首次在日本国会演讲。
       温总理在日本国会地演讲,掌声经久不息。
       温总理面对日本国会议员说:“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心灵的创伤难以用言语来形容。”
       项城的干部们哪,你们看电视了吗?你们听广播了吗?你们看报纸了吗?
       见了这位干部,我一直闷闷不乐。
       我也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我最佩服贪官污吏,我亲眼看见“吃空饷、在办公室赌博、弄虚作假……”,我认为他们翻手云、覆手雨,这个世界就是为他们而准备的;他们可以随便花人民的血汗钱,他们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是,抗战老头儿崔金品什么也没有。
      侵华日军老兵也属于什么都有的一群;他们每月有日本天皇的恩给,有小泉参拜。与他们相比,同是白刃相搏的中国老兵崔老头子就什么也没有。
      而我,更是无能,我什么也不成!我不能帮助亲历70年前七七事变的崔老头子办任何,哪怕微小的事情。
      我所住旅社的小房间里愁云密布。
      在项城文人于书章和崔老汉儿子面前,我感到抬不起头来。于书章抽烟,崔廷甫叹气,我不知道干什么好。
      “是不是真的?”我管丈母娘叫大嫂子:“人家干部反问是对的。”
      “即使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我反问项城文化人于书章。
       于书章说:“证明材料早就遗失了,能到原华东军区开个证明就好了。”
       崔廷甫说:“我爸最大的人生夙愿,就是国家承认他参加卢沟桥事变抗日是光荣的。”
       我说:“……那么,你们喝水吗?”
       我说:“……那么,你们还是再喝点儿水吧?”
       我说:“……这天气不热,老喝水也不成啊?”
         ……,……。
       我忽然想起我认识张克侠将军和何基丰将军的家属,何不求他们证实崔金品的履历?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项城文人于书章和崔廷甫,他们二人也高兴起来。
      “即使有了证明又能怎么样呢?”于书章说:“即使有了证明也可能不怎么样呢?但是,天下的事情是这样的:你没有做,怎么才能知道做的结果呢?”
       “他在1948年11月8日起义了,他应该算是华东野战军的军人,他应该当过解放军的军官,他应该是陈毅将军指挥过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人呀!——我们应该找到这张证明!”
       90岁的崔金品一听就乐了。下面,是他写的请求帮助的概述:
       《我经历8年抗日及投诚起义参加解放军的概述》
       我叫崔金品,男,现年90岁。汉族。读过五经四书,河南省项城市官会镇腰庄行政村赵庄自然村人。
       1935年,北方喜峰口战役结束。我姨表兄申昌驰(当时他在29军112师赵登禹部做军需),奉命回家乡招兵扩充29军。当时我仅17岁,还有同村是赵学珍等6人随我表兄一路北上。到北京后,在29军37师(师长冯志安)那报名,经过短期训练后,我被分到特务团,给团长张振华当随从副官。“七?七”事变后,29军南撤,张振华团长调任西安蔡家坡驻守后方办事处。临行前,张团长给77军参谋处徐廷凯处长写信,把我介绍给他当副官。不久,徐处长去中央陆军学校(在重庆)受训,我又被调到77军副军长田春芳身边当随从副官,转战冀中、鲁北对日迂回作战。当时,29军改编为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
       1938年春,宋哲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率部进入中原,一次在阻击战中失利,宋司令受到南京的指责,宋哲元司令便辞职到四川绵阳养病。29军37师随之改编77军(为纪念“七?七”事变而设的番号)。冯志安任军长,何基丰,田春芳副之。后冯志安任第一集团军副司令兼任19军军长,何基丰任副军团长,田春芳任副军长。我一直为田春芳的随从副官,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枣庄会战”、“枣宣会战”、“豫西-鄂北会战”、“武汉保卫战”、“大洪山战斗”等。
      记得张自忠将军是在湖北宣城南瓜店以身殉国的,全军将士悲愤万分。
      抗战胜利后,冯志安任“剿共”第三援靖司令,何基丰任77军军长,我仍是田军长的随从副官。1948年11月8日,我们全军投诚起义参加了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当时,我身患杂疾,被送到华东野战军后方医院。因淮海战役即将爆发,我的病不见好转,解放军后勤处宋处长做我的工作,让我回家养病,我同意后,宋处长还特意给我写了“退伍证明信”和《通行证》及路费。此时我家乡解放。回家后,我把退伍证明交给了农会主任于书明,可惜,他没有把至关重要的证件保存好。1958年,有人提出说我当过国民党的兵,准备批斗我。幸亏于书明当场作证,我才免遭灾难。但,如今于书明早已过世,我又没任何证件,没有什么能证明我是抗日的战士,而且抗了八年啊。当地政府领导给我指路,让查华东野战军的档案,是否投诚的有没有我崔金品的名字,我们又有了希望。
      但愿档案存放完好,能了却我的夙愿,死而瞑目了。
       崔金品于“七?七”70周年来临之际 笔拜抗日将士
       项城文人于书章是县里的干部,他马上指示下面开出证明信笺:“确有崔金品其人”。

                                                                                  证 明
       崔金品系河南省项城市官会镇腰庄行政村赵庄自然村村民。男,现年90岁。据了解,崔金品解放前在国民党29军当兵。1948年投诚起义参加解放军,因病转业还乡至今。但,原证件交村农会丢失。
                                                       特此证明
                                                                                                                              河南省项城市官会镇腰庄行政村
                                                                                                                                        2007年4月8号


      这两封信,应该是中国民众带给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文化的最好的礼物。
      这两封信件,当然是中国近代历史关于抗战将士生平的浓缩。
      这两封信笺,自然是广阔无垠乡村民众命运的缩写。
      这两封信笺的背后,预示了29军官兵连最后一个人也没有完成可怜的夙愿。
      这两封信笺关系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县市,一代人,对“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的诠释和认知;关系到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勇气和决心。
四,最后的叮咛和嘱咐
  我采访了亲历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数天,临要分别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第一、几天来,造访90岁老人,老人太辛苦,我十分于心不忍。
  第二,老人最大的心愿是国家相关机构承认他参加抗日战争的经历。同时,给予他精神方面的褒奖、或者是荣誉。我采访29军老兵已经有十年的历史,竟然没有一个29军老兵达到这个目的;实现这个愿望。面对一个来日无几的耄耋老人最后的人生夙愿;我个人帮不上忙!我心如刀绞。
  当然,这是一个历史和社会的问题。
  第三,我每每采访一个29军老兵,他不久就会谢世。这虽然是严酷的自然规律,与我无关。但是,我也十分在意、伤心、伤感采访老人的最后瞬间。
  我担心,我拍下的照片是老人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
  我担心我录下的声音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心声。
  我担心我握的手是最后一次关于人生命运希冀的嘱托和希望。
  崔金品很累,他躺在床上又断断续续地说了不少事情。
   他说的最为重要的历史瞬间是:“……起义前,我给徐廷凯参谋长当副官。当时,徐廷凯参谋长有三个副官,他们是冯世杰,英文杰和我。如果托领导起义的张克侠将军家属调查当年华东野战军的档案的话,这是最后的历史事实了。……华东野战军的司令是陈毅,现在应该隶属南京军区。但是,1948年的事情,已经过去59年了……。如果说一个连队的士兵查不到还有情可原,少将徐廷凯参谋长和他的副官应该是记录在册的……。
  “1935年,我才17岁,怎么就参军打日本了呢?”崔金品自问自答:“我的父亲叫崔文献,他是一位非常爱国的乡绅。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三省。那时,我父亲就曾预言日本必败。理由是:中国太大了,小日本根本无法覆盖。他们借着飞机、大炮、坦克车,可以一日连克三城。但是,占领后的掠夺呢?你总不能让10个士兵镇守拥有30万人口的地区吧?……1938年的徐州会战时,我父亲崔文献数日未进滴水,只有一个儿子,就是我崔金品啊!——担心!——阵亡怎么办?我们家族从此不断了香火吗!”
  崔金品说:“我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参军打日本的。抗日战争初期,社会、乡间民风纯朴,所有青壮年都认为参军、上前线、打日本,是件光彩的事情。”
  “我二叔崔文德是庞丙勋部的军需官。他一直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
  “我三叔崔文理,在孙连仲将军部。1940年对日作战时失踪。叔叔崔文理其妻30岁抑郁而死,未留下后代,至今一座孤坟,快没有人知道她凄惨的人生,也没有人祭奠她。”
  “我四叔叔崔文丙,是中央军军官。他在抗日战争中多次负伤。68年文革一开始,他被众人架到大会上,群起打之,爬着一里多路回家,咽不下这口气,不久便气死了,因我是家里长门长子,死前交代,安葬祖坟,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
  “我五叔崔文斌,他是阎锡山部军医。抗日战争中,他救护过的伤员不计其数。”
  “我的亲家公,就是我儿媳妇的爸爸。他叫李国良,是孙连仲将军部队所属通讯队队长。他参加过惨烈的台儿庄战役,以及历次孙连仲将军指挥的对日战役。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对日作战中失踪,留下三女一子的孤儿寡母。我的儿媳妇叫李桂芳,他弟弟叫李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爸爸在参加战斗前,给襁褓中的他起的名字。”
  崔金品向我介绍说:“以上亲属均系抱有爱国思想、自愿报国参军的青年。”
  崔金品自己下了结论:“我的家庭、家族,是抗日救亡的家庭、家族。”
  我看着劳累地躺在床上向我介绍“整个家族参加抗日战争历史”的崔老汉,大为震惊。
  ——他都90岁了,他的几个叔叔活到现在该多大了?
  ——这位为了中华民族贡献过鲜血和生命的人物就睡在这样的破床上?
  我对躺在破床上的崔金品调侃:“贪官污吏贪污人民的血汗,是为了睡金床、银床;你17岁参加29军抗日,想过70多年后睡什么样的床吗?”
  崔金品严肃地说:“1931年9·18事变之后,中国民众抵御外辱的决心都是自发的。相反,9·18事变之后,日本人高估了自己,认为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他们低估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人了。我家有六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只是千万民众的一个缩影。1931年9·18事变之后,尤其是日本借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人更不会坐以待毙,否则,何以维系数千年的文明历史?”
  我对崔金品老人说:“我为什么来采访你,是因为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所以,您好好回想一下关于七七事变的经历?”
  崔老汉躺在床上说:“七七事变中,我所在的部队主要是在万寿山(八宝山)打阻击。跟着就是撤退,我们的路线是:北京——保定——河间府。……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我们29军军长是宋哲元,副军长是秦德纯、佟麟阁,副参谋长是张克侠,下辖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李文田、132师师长赵登禹、143师师长刘汝明。其中37师下辖110旅,旅长何基沣、111旅旅长陈春荣、255旅,旅长张凌云;38师下辖112旅旅长黄维纲、113旅旅长刘振三、114旅旅长董振堂;132师下辖1旅旅长刘景山、109旅旅长王长海。
  143师当时驻察哈尔,所以,未参加七七事变的战斗。
  七七事变中,我们29军的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
  崔金品回忆:“……卢沟桥保卫战持续了29天,在这29天的日日夜夜,一直是炮火连天,杀声震地,29军全部投入了阵地,日军不断增援,火力一天比一天强,进攻势头一次比一次猛。29军苦于不是老蒋嫡系部队,装备极差,与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差之千里。仅有的家底也就是将士了,我看见37师师长冯治安身先士大夫卒,亲临卢沟桥前沿阵地,现场指挥,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将士再猛也抵挡不了日军的飞机大炮,眼见得29军将士倒下一批又一批,形势逐渐呈现全军覆没的地步,军长宋哲元一个又一个求急电报发往南京,他哪里知道老蒋的心思。此时此刻,老蒋想的不是29军将士,而是如何消灭共产党。所以,当他接到宋哲元军长的一封封电报时,口头上大加嘉奖,实际上不给29军一兵一卒一粒子弹。宋哲元军长在悲愤中不得不作退出阵地南撤的打算,为了掩日军的耳目,决定撤退前,组织大刀片敢死队夜闯日营,再显大刀片神威。大刀片敢死队乘月黑风高,偷偷潜入日军营地,一个个挥舞大刀片,乱砍乱杀日本鬼子,杀得日本鬼子兵鬼哭狼嚎。日本军队不知虚实,也大规模紧急撤退。”
  崔金品接着说:“当天后半夜,29军下达了天明南撤的命令。就在这时,我得知与我同来当兵的赵学法夜袭日军时,不幸牺牲。我不觉痛哭失声。心痛之余,我想,赵学法是为国战死沙场,尸骨尚暴露旷野,我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的尸体掩埋了。想到这里,我走进团部,见同事都忙着收拾东西,就不声不响地来到枪械房捡了一支美式枪顺手挎在肩上,拿了一把军用铁铣,乘着夜色,飞奔日军大营。此时的日军大营仅是一片废墟,日本鬼子早已退去,剩下的是大刀片战士与鬼子的尸体,横七竖八,这一堆、那一片。我想,这么多尸体又是黑夜,上哪找赵学法的尸体,干脆,只要是29军弟兄的尸体,就一个一个都拉在院内地窖里。
  我一口气将20多具29军的尸体全部俺埋在地窖里,看看天色即将黎明,我拔腿向团部飞跑而去。当我到了团部,特务团已提前撤离,整个大院空无一人。
  我情知29军南撤,就一直向南追去。将半晌午,敌机已追至上空,不时往下撂炸弹,地上的鬼子也打起了迫击炮,我顾不了这些,拼命向前跑。大约上午时分,我已赶上部队,一打听,得知特务团还在前边,直到午夜,我终于追上了团部。团长张振华瞪着眼珠子狠狠训了我,扬言要开除我。我眼含热泪,把夜闯日营掩埋弟兄们尸骨的事说了一遍。”
  崔老汉伸出右手比画着说:“团长手拍拍我的肩膀说:对不起,错怪你小子啦!”
  90岁的崔金品回忆:“七七事变后的9月,29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司令官宋哲元。37师、132师合编为77军,军长冯治安,38师扩编为59军,军长张自忠,143师扩编为68军军长刘汝明。
  根据国民政府的战区序列,1937年10月,68军调归第二战区序列。第1集团军参加了津浦路北段和平汉路北段对日作战行动。1938年自河北退入河南,后驻守湖北北部。10月,第1集团军番号撤消,改称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副总司令冯治安。
  1940年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冯治安为总司令。我们起义时,冯治安在上海。”
  崔老汉说:“我由于是大军官的副官,所以,从来没有直接参加战斗。”
  为了证实自己抗日的历史,崔老汉千叮咛万嘱咐的,我也越发不安起来。
  我能为29军老兵崔金品干点什么?
  我本来是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可是所有的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都希望历史为自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关键是我根本没有为他们弘扬英雄历史的能力!
  不但是我,我们13亿人口的国家,有谁能为70年前参加77事变的29军幸存7名老兵正名?有哪一位地方干部在七七事变70周年的时候去和他们握握手?有哪一家媒体可以去采访他们,从而留下最后的影像?凤凰卫视可以吗?不行吧?
  我走下工作岗位5年了,一直自费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军老兵、劳工、被侵华日军强暴的妇女、美国飞虎队等、等老人。我家除去接近300个采访人物的档案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用淞沪抗战馆馆长沈建中的话叫:一贫如洗。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又能帮助90岁的崔金品老人做些什么呢?
  亲历70年前七七事变的中国29军老兵现在全国还有7人,他们的年龄都在90上下。我常常想:中国29军老兵如果能像贪官污吏一样随便享受用人民血汗换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话,那该有多么美好!
  可是,不成!——看看他们的破床吧。  
  五,在可悲、可怜、可叹中走到受降路
  我在河南有许多战友,我们35年前一起当兵,我们修建了湘渝铁路、新疆的南疆铁路。我们中的很多人参加了保卫边界的战争。风雨漂泊,历尽艰辛;已经有很多战友牺牲了。
  因为采访项城崔金品遇到挫折,所以,我给他们去电话倾诉苦闷:
  “刚刚受到全国发行量最多杂志《读者》的批判,这次到项城还没有能力帮助抗战老兵崔金品,惭愧呀!”
  30年没见的战友们倒不以为然,他们说:“你不是还活着吗?这就好!”
  河南项城距离漯河80公里,告别崔金品后,我用了3个小时才到漯河。
  战友相见,分外亲切。我和李新会、邵和平、孙爱国和陈治淮都30年没有见了,我们大家都退休了。新会都当爷爷了。战友的家都是140多米,像三星级的宾馆,让我这个北京人羡慕得要死。跟着就是上顿、下顿的酒会。席间,大家回忆:
  当了数年铁道兵从来都是蹲着吃饭。——我们铁道兵没有桌子、椅子。
  刚刚进入新疆的时候,零下20度。穿皮衣、皮帽,被子上压冲锋枪,还是冷得睡不着。
  在陕西的大山里牺牲18人,补充到野战部队在战争中牺牲、受伤11人。
  ……,……。
  战友们说:“你快说说你受到《读者》批判的事情。”
  我介绍:我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夜大学学习日本语,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后来,我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1991年,我去日本留学。期间,我采访了20几位侵华日军老兵。直到现在,还有6位侵华日军老兵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我至今保留有200多封侵华日军老兵的信笺。
  日本老兵,日本右翼学者,还有今天的亲日本右翼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历史观:
  “侵华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按说,这是历史事实。
  侵华日军占领中国部分地区15年。这也是不能歪曲的历史真相。
  日本老兵在我长期的采访中,熟悉了,就会详尽说出自己的观点:
  “侵略战争初期,我们的一个中队,可以打败你们中国政府军的一个师。”
  “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我们不到一万人打败22万东北军。占领满洲。”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们不到一万人,打败10万中国29军。占领北平。”
  “1937年上海之战,我们20多万人打败你们70万蒋介石政府军。”
  “我们打宋哲元,山西的军阀阎锡山和山东的军阀韩复榘就不出兵。”
  “我们大军官用日本带来的慰安妇、小军官用朝鲜半岛拐来的慰安妇。我们士兵去抓村里年轻的中国姑娘进炮楼……。当官的看我们用年轻的,就到我们这里来。于是,当兵的和当官的就吵架。……慰安次数?每天有几十人次吧。”
  “日中战争15年,以少胜多的战例,几乎包含所有战役。”
  “……,……。”
  我认为,只有极为熟悉了,日本老兵才会这样和一个中国人如此交谈。
  每次,我都认真地向日本老兵分析中国当时的国情:
  “中国当时是四分五裂,蒋介石把腐败的四大家族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提出:安内攘外。——腐败集团的利益高于国家的利益!而且,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出现四大伪政权和300万皇协军。四大伪政权是东北的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根据统计,单单东北的皇协军,军、警、宪、特,就有130万人。皇协军人数超过当时的关东军人数。
  卖国贼汪精卫一直鼓吹:“在日军精锐面前,我们且战且败,战到最后,只有绝路一条。主张无谓开战者,哪里是什么爱国主义?这明明是变味的爱国主义,是十足的误国行为!”
  我采访日本侵华战争老兵时,既不是记者,也不是使馆的外交官员。我在日本不但是单枪匹马,而且社会地位极普通。我只是个骑摩托车送外卖的穷留学生。所以,我时常向日本老兵,日本右翼学者调侃: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一样了。你们再去一个师,我们去一个营,再在卢沟桥会一会?”
  我对战友们说:“我在日本国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人身攻击,《我认识的鬼子兵》在日本国出版之后,我还去过日本国参加出版研讨会。日本老兵来华谢罪,继续住在我家。”
  我每次在日本大使馆办理赴日的签证都没有过受到丝毫的影响。
  《我认识的鬼子兵》在中国香港出版也很平静,香港方面还请我去演讲。
  我受到的攻击、嘲讽、漫骂、断章取义,全部来自于国人!”
  发表在《读者》上面的“变味的『爱国主义』”一文的作者魏剑明就是这样的人。
  魏剑明的断章取义,他删去我和日本老兵对话的前半部分“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而只引用我调侃的后一句:“你们一个师,我们一个营,卢沟桥上再打一回。”从而定性为“变味的爱国主义。”别有用心者用心之丑恶,人格之可耻,可见一斑。
  当然,汪精卫和魏剑明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断章取义进行人身攻击是可耻的。
  试想,我在日本四处扬言“在卢沟桥再打一回”在事理、情理上可否成立?
  战友们说:“当期期杂志都批判方军的时候,就是外国列强再次占领中国的开始。”
  战友们说:“断章取义诽谤、古已有之。念好吧。文革中早打死你了!”
  战友们说:“知道在美国穿日本军旗装扭的人吧,她家是安徽人,他爷爷是新四军,在对日作战的白刃战中,死于日军枪刺之下。”
  战友们说:“断章取义的人也是中国人吧?侵华日军也一定去过他的家乡,说不定强暴过他的家乡、家族、家属、家人也不一定。或者,日本鬼子根本没有去过他的家乡……。”
  我向战友们汇报:《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是中央军委相关部门审查过的,是我们尊敬的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写的书名,是我们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将军写的序。该书在1997年被评为十大畅销书,1998年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在全国被数家报刊连载。被广播电台连播。
  《我认识的鬼子兵》被中国话剧院改编成话剧,在北京公演33场,在上海公演5场。公演期间,我曾经邀请我们尊敬的吕正操将军,孙毅将军等15名抗战名将,和前来谢罪的侵华日军兵东史郎同台观看话剧。
  战友们说:“有人骂你,这很正常。你帮不了崔金品老人的忙,也在情理之中。”
  战友孙爱国说:“你动员地方干部关心29军老兵崔金品的确很难。他又不是老红军。另外,谁说河南媒体不采访自己的抗日英雄?我一定去采访他!宣传他!”
  在酒席上战友们大加谴责我:“看你委屈的,在北京受气,在项城也不顺利。好像你是在可悲、可怜、可叹中走到我们漯河来的。咱们30年没有见了,明天带你去个好地方。”
  阳光明媚中,李新会、邵和平、孙爱国和陈治淮带我去了位于漯河的受降路。
  我的确高兴起来。一路上,我说在项城,项城文化人于书章查过项城县志:“在抗日战争中,只有5名侵华日军鬼子兵到了项城。而且,他们只在项城边上站了一会儿,就走了。在抗日战争中,项城只来5个鬼子,而且只站了5分钟。这说明中国是不是太大了?”
  战友们说:“我们这里虽然距离项城80公里,但是,我们这里来了几万日本鬼子呢。”
  战友们向我介绍自己的家乡如数家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21日,日军侵华军队总司令冈村宁茨的乞降使节今井武夫一行4人飞抵湖南芷江。同日,中国军队陆军参谋长萧毅肃召见今井武夫,指示投降准备事宜。之后,中国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以何应钦为全权代表。第五战区刘峙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为河南漯河。
  为什么把漯河定为受降点呢?漯河是侵华日军115师团司令部所在地,长年驻着1个中将和5个少将,所辖范围包括西南至老河口、南阳、方城、叶县、舞阳,南至信阳、驻马店,北至许昌、郑州,东至周口等地。因此抗战胜利后,漯河和台湾、广州、上海、长沙等地,被列为中国战区16个受降点之一。
   战友孙爱国专门查阅了漯河市的市志。他照本宣科地向我传授历史:
  当时,中国军队在漯河受降区的首席受降主官是第五战区总司令刘峙,第二主官是国民党第22集团军司令孙震,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日军北支那军司令长官鹰森孝中将。还有七、八个美国军事顾问参与了受降大典。
  在漯河受降区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共31560人,包括日军115师团、第92混成旅团、骑兵13警备队等部队,他们是分别从鄂北、豫南、豫东等几个城市提前聚集到漯河的。而中国军队也是坐着装甲车、汽车提前从各地临时调来的,中国军队来时,漯河市民都跑到大街上看,夹道欢迎。
  战友们说:“1945年9月20日正式举行受降,那天天气晴朗,漯河城内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戒备森严。在省立郾城中学(现漯河二中)操场上,只见会场主席台上搭有顶棚,地面上铺着苇席,四周用天蓝色布围着。主席台上的桌椅都是崭新的,上面分别摆着‘受降长官席’、‘美国顾问席’等牌子,整个场面肃穆威严。双方部队各有一千多人。”
  走在受降路上,我问战友们:“怎么受降路上连一块纪念的石碑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外地人,到了漯河,如果没有战友的讲解,我怎么会知道受降路是怎么回事?在中国的土地上,战祸连绵不断,——谁向谁投降了?卢沟桥事变70年了,日本无条件投降62年了,这么大的事情,全国仅有的纪念侵华日军投降的道路!怎么连个纪念碑都没有?……北京王府井还有个井呢,路过的全国各地的人士一看,啊!——这就是王府井呀!”
  孙爱国介绍:“受降碑、受降亭当年都有,但是毁于内战战火和文革。”
  日本投降当年,漯河城内就建起了受降亭、受降碑。当时亭内4块石碑现仅存受降碑主碑一块和受降亭记碑的大半块。
  据相关史料,当年修建受降亭、受降碑的原因,是漯河民众为了铭记日军投降这一重大事件,自发要求修建碑亭。
  由于漯河是全国16个受降区唯一建亭立碑的地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十分重视,中华民国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院长居正3位国民党元老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分别为4块石碑题写碑名。
  1947年,受降亭毁于内战的战火。受降亭毁后,亭内4块石碑流落民间。
  1982年,漯河市文化馆副馆长陈国兴在距受降亭100多米远的退伍军人中转站偶然发现,铺在院内自来水管下当垫脚石的石条竟是由戴季陶题字的受降碑主碑,他马上组织人运到文化馆里,发现时还完整,搬运途中断成两截。后又从民间找到大半块受降亭记碑。时过境迁,加上“文化大革命”动乱,另外两块碑已无从追寻。
  我和战友们讨论:“应该在受降路上恢复纪念碑,还应该在漯河建抗日战争历史的博物馆。应该马上和台湾博物馆联系,他们会提供至少一百张在漯河受降的珍贵照片的。”
  “受降碑如果漯河感觉没用,何不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我说。
  战友们感叹:“如今,建楼堂馆所有钱,恢复石碑,建设博物馆就没有钱了!”
  “贪官一席酒,石碑一层泥!”战友们告戒我:“反动言论都是出自你的口啊!”
  “我应该组织日本右翼来调研。他们上窜下跳的否定侵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应该先看看有没有什么必要呢。”我摊开双手说:“有时候中日关系就是奇怪,中国人已经淡忘了,可是日本人老是提醒中国人:‘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曾经屈辱的历史啊!’”
  我和战友们走到受降路小学门口,战友们向我介绍:
  “听我们漯河当地老人们回忆,受降仪式那天可热闹了,老百姓都去看热闹,那才叫人山人海、人欢马叫呢!上午9点多,受降仪式开始举行。鸣礼炮十八响,刘峙以胜利者的身份作了简短的讲话。然后,步履沉重、面如死灰的鹰森孝,以战败国战地指挥官的身份表示无条件向中国人民缴械投降。刘峙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受降,鹰森孝代表日军签字投降。签字后,鹰森孝脱下军帽,面向与会的中国军民后退三步,连着鞠了9个躬,表示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和无条件投降,并把佩戴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刘峙。整个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战友孙爱国专门查的漯河市志,市志详细记载受降当天的情景:
  受降广场周围挤满了民众,附近沙河河堤上也挤满了人。
  受降仪式结束后,驻漯河日军分别在滨河路、张公路日军军需仓库和竹木街日军军营向受降的中国军队缴械并办理军需物资的清点移交手续。
  日军投降后在等待遣返回国期间,天天闲着,光吃饭不干活,老百姓不愿意,政府就命令他们将竹木街通往煤市街的一条弯曲狭窄的土路加宽取直整修。
  后来这条宽8米、长700多米的新修煤渣路,被命名为受降路。
  见了战友,我的确高兴。战友带我逛了受降路,我就更乐了。
  六,关于河南的印象
  我的河南战友们,我一直视为亲兄弟。在军队的时候,我们的饭碗,每天排在一起。我们的冲锋枪,排在一起。我们睡觉的床板下面,是码放整齐的炮弹头儿。我如果中弹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过我手中的旗帜,杀过去!——今天也是如此,我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是紧密相连的。
  30多年没有见面,即使河南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战友亲情也不会变。
  因为我一直追寻、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所以,我常常去河南采访。
  6年前,我和中国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劳工联谊会会长、当时74岁的李良杰一起去河南襄县采访花冈暴动的领导人,原政府军上尉耿谆时,我们一起挤在乡村的破巴士上颠簸。从郑州回北京,我们一直站着……。一路辛苦自不必说了。
  这次看到:乡村巴士,居然全是新的了!
  这次在河南采访,我感到河南和全国一样,是蒸蒸日上、一片繁荣。我在日本国生活、学习过多年,目睹国内的丝毫进步我都会由衷喜悦,感慨万千。
  另外,在项城和漯河的市区,城市建设的比北京宽阔,绿化的也比北京的好。
  如果从空气、居住环境、就业压力、物价指数等客观条件上,仔细分析、比较北京人和河南项城、漯河人的生活水准的话,还是在河南生活悠然自得。
  在河南项城,给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一望无垠田野里盛开的野花。
  阳关明媚里,她们争奇斗艳,生机勃勃。
  微风吹拂下,她们欢乐地摇曳着健康、顽强、茁壮的身姿。
  羊群来了,问都不问就开始吃她们。
  驴子来了,嗅都不嗅就开始啃她们。
  风暴来了,房前屋后、水渠边沿、马路两旁的她们就紧紧依偎在一起抗争。
  太阳出来啦!她们又顽强地盛开!
  在我的眼里,90岁的崔老头子就像河南项城田野里盛开的花。
  乡间碧野的花,顽强、娇艳、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我访问崔老头儿时仔细观察了她们:太阳出来之前,这些不为人们重视的花蕾都闭合着,太阳出来的一煞那,她们就像听到祖国的召唤一样盛开!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70年前,没有一个电影人、记者、作家、美术家、摄影家、雕塑家、教育家跟踪、采访、描绘她们;70年后的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改进不多。
  今年是七七事变70周年,“七七事变”也叫“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的七七事变的历史意义在于:
  日本对中国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在中国国内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爆发点。
  ——而中国人口大省的河南,亲历七七事变的老人仅有两位了。
  天下好汉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不妨去访问亲历70年前七七事变的29军老兵崔金品。
  我们不能给他一分钱,也不能给他一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证章。
  但是,我们可以在项城乡间碧野里抓两把带着泥土芬芳、盛开的野花送给他。
  你一定可以看见一位90岁老人由衷地微笑的。

作者: 文青   编辑: 印权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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