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九一八吗？！中国人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我曾在日本留学数年，因为穷，所以一直没回过国。我曾在日本两所大学学习过社会学和统计学，至于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我搜肠刮肚也想不起来了。但我在留学期间，确实给日本人演讲过两次，而且，记忆犹新。    我在日本札幌学院演讲过一次。内容是《发生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听讲的就是我的日本同学们。为了这次演讲，我整整准备了一个星期。    作为打工，应一日本老兵之邀，我利用暑假在札幌市民会馆给七名原侵华日军老兵讲过课。课题分四个单元，上下午共四节课，收入两万日元。这是我惟一的演讲收入，为了这笔收入，我心中至今有个解不开的“结”。    但在日本演讲与在中国大学生中演讲有巨大的区别，日本人是真心实意在听。那认真的样子我难以忘怀。    面对侵华老兵，我自我介绍我曾在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的领事部工作过，还在《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过四年。这些老兵都说：“是吗，要是那样的话，我们感到你很亲近。”    对于这个说法我也难以接受，因为我既不曾在满洲国溥仪的护国军里扛过枪，也不曾是南京汪精卫政府的看门兵。———这“亲近感”何来？    最后一课里，我向这些日本老人们举例谐音词汇：“九一八、就义吧、揪尾巴、救姨吧、就一把、就一拔、揪一把、揪姨吧、就医吧”，等等。这些发音近似、而词义迥异的词汇，让这些老鬼子前仰后合。有一个老鬼子模仿“就一拔”时得意忘形，被另一个老鬼子在一片笑声之中踢了屁股一脚。尤其是这些日本老兵去过中国，有的还会中文，所以讲解起来很方便。想起“九一八事变”我的心里就发紧，眼前这些老人中，哪一个的手上也沾过我们同胞的鲜血呀。我在一片笑声中沉下脸来：“知道九一八吗？！中国人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教室里死一样的沉寂。日本老兵们充满沧桑的脸上堆满严肃，像沉重负担下的塑像。他们嘴角使劲地拉下来，使嘴角和鼻角间连出一条条深深的沟壑，像个“八”字。    一个老人打破僵局说：“你刚才自我介绍时说你是北京人呀。”    我说对了，说到“九一八”时，我就是沈阳人；说到“南京大屠杀”时我就是南京人；说到“卢沟桥事变”时我就是北京人。总之，我是中国人。这是我惟一一次“打工演讲”，是收取了报酬的演讲。   “去大学演讲”使我感觉到沉重、尴尬、无奈和彷徨起来   转眼间我已回国两年了。回国后写了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正版发行量很大，盗版量更大，后来又被改编为话剧和电影，我不期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新闻人物。   于是，“演讲”仿佛成了一个“朋友”时常敲敲我的破门，领我这个小人物去了不少大学演讲。在领略酸甜苦辣的同时，我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日子里，和CCTV主持人方宏进在《东方时空》对话；在大连、沈阳、北京、四川、香港等地与读者见面，在当地电台、电视台与听众对话。渐渐的，惟有“去大学演讲”使我感觉到沉重、尴尬、无奈和彷徨起来。   当代大学生有思想，有知识，有才能，他们是国家未来的希望，这不可否认。负面分析，我感到中国大学生和日本大学生一样，精力充沛。只要可能，他们连慈禧太后都想请来讲一讲。只要能充实生活中的空虚，增加生活的色彩就受欢迎。日本90％以上的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打工，或者打过工，而中国大学生刚刚好把着个数字倒过来。   所以，日本的大学生除了专业课之外，他们很少听演讲。而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中国的大学生每天至少还有两个半小时无所事事。所以，中国的大学生们需要举办所谓的“名人演讲”来“充填”这段空白。   我发现不少中国的大学生对演讲的心理状态不是“要听”，而是为了寻找开心，因为演讲者毕竟生存在与他们大相径庭的精神世界里。演讲时分当众给演讲者提一些怪问题，让演讲者尴尬，下不来台。或者当众质问，表现出当代“幸运儿”的豪迈气概。青春期在公众场合向异性显示“力量”，这也是自然的本能，无可厚非。但是，面对中国的屈辱历史，个别大学生竟然能在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说出许多奇谈怪论来，让我瞠目结舌。   比方，一所大学的学生给我递上来的纸条，有很多我就回答不了：  “我听说一位大连人曾认为如果由日本人来治理大连，肯定比中国政府治理得好，对此你怎么看？”  “日本侵华是否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进展？我觉得是。”  “您是否觉得你的作品被政府当局利用了？”   还有一所重点大学，一个男同学认为“侵华战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还毫无顾忌地给我留下呼机号。   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说，中国观众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时不该鼓掌，原因是“俗气”。这个发言，让我和一起演讲的汪遵熹导演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观众”就得了呗，还加上一个“中国观众”！   在北京教育学院演讲时气氛最融洽，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学生”不但都是成年人，而且，他们是从大学和高中来进修某项学科的在职老师。所以，他们有健全的历史感。  “学生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你是来讲什么的”   在沈阳市的一所大学最让人尴尬，我没讲五分钟好几百人就开始坐卧不宁，问其原因，众口一词：“我们等着跳舞呢。”于是，我明智地“就坡下驴”说：干脆！咱们一起跳迪斯科！   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   沈阳的这所大学学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他们起码应该忍受15分钟之后再去迪斯科吧。这件事，我现在还无法不“耿耿于怀”。   我从不喜欢演讲，自从这所大学管理学生会的老师“说服”我去讲的那一刻起，我就没吃下饭去，好几天坐卧不宁。写发言提纲，想发言内容，只怕被重点大学的学生问倒。没想到刚一上台就败了下来。事后，那位学生处的老师一再道歉，说：“看看，我没组织好，害得你闹了个大窝脖，学生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你是来讲什么的。前期工作我没做好，抱歉、抱歉。下回吧，下回说什么也还要请你来！”   第二天又赶上“演讲”，这次没有大学生了，是沈阳军区八位老八路来沈阳市图书大厦买我的书。记者们这回可抓住了，摄像机和麦克风伸过来：“讲！”  “我没见过英雄”，我说：“今天，在抗日战争中为祖国拼杀过来的老英雄们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怎能不激动。”   镜头前面，几个老八路回想起艰难困苦、出生入死的抗战年代都老泪纵横。只有一个老头子不落泪，他就是原沈阳空军空七师的师长黄丑和。黄丑和老人的手像洗脸盆，阔背像一堵结实的墙，胳臂和腿像柱子，胸腔里发出的声音像铜钟。他用浓重山西腔说：  “1937年，我们八路军120师的二营一连和侵华鬼子兵在山西某县遭遇上了，为了使乡亲们安全转移，连长命令我们班阻击进犯的日寇。弹药拼完了，战友们死了一多半，乡亲们动作慢没跑出去多少。几百个日本鬼子还把我们五个人团团围住。日本鬼子用枪刺把我们五名战俘往围住的乡亲们面前逼，我看出来是要当着乡亲们的面杀我们哪！我想，反正也是死，该唱就唱、该喊就喊吧！我大声对乡亲们喊：  “乡亲们！别怕！八路军杀不完！一定要报仇！  “日本鬼子说，就你喊得厉害，先砍你的头！我往前跨了几大步，昂首站好。鬼子一刀砍在我的后脑壳上，我忍着巨大的疼痛回过头去大声说：小鬼子！你怎么没把我砍死呢？日本鬼子又给了我一刀，我还摇摇晃晃地咬牙站住，几个鬼子兵冲上来就刺了我几刀。  “午夜时分，我从昏迷之中醒来，身边躺着被杀害的战友们。  “侵华日军！我和你们拼了！爬，我也要爬回部队去！”   黄丑和边说边让我看他身上的处处伤疤。我急忙拉过电视记者，我希望更多的沈阳人都能看到这一画面。我希望辽宁大学的学生们看到这一场面。   提到黄丑和，我想起另一件事。1999年4月侵华老兵东史郎欲先去南京发行他的《东史郎日记》，我和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先生给他发了三张传真，请他先来北京看话剧《我认识的鬼子兵》，东史郎欣然接受。在东史郎来京的前十天，CCTV《实话实说》节目找我，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当时就写出一份策划来，我策划让老八路黄丑和、在日本花岗领导劳工反抗的国民党正规军连长耿纯、身中32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加上侵华老兵东史郎四人坐在一排，共同把“时空”拉到60年前那侵略与反侵略的血腥年代，再拉回到和平的今天，关键是留给21世纪一种思考。这四个人都是久经风霜、生生死死的人物，是能很理智地表现出自己积蓄60年风雨思考的人物。   我特意在策划上写：主持人切记，不可悲悲切切、哭哭啼啼。   我用6年时间采访过19名侵华日军老鬼子，对于这次节目的策划我充满信心。   可是节目组有人说“‘英雄黄丑和’没准是假的”。我想如果黄丑和是假的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真的了。   日本右翼信口雌黄南京大屠杀是假的，他们也可以说英雄黄丑和是假的。   那次的谈话节目不少人都看了，日本各大报做了全文转载，像打了胜仗一样。那场面：中国老人悲悲切切、哭哭啼啼；一个日本右翼女学生倒慷慨激昂地质问起东史郎来。这位女学生的老爷就是当年曾在浙江施放毒气的侵华日军。   黄丑和、耿纯、李秀英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旗帜，是英雄主义的化身。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正是有千百万这样可歌可泣、前仆后继的人物，中国才有今天的繁荣、稳定和尊严。大学生们实实在在应该静下心来听一听他们的演讲。他们的讲话是历史、是文化、是哲学，也是艺术。   一位女大学生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老是‘鬼子’、‘鬼子’的？”   去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以前，我就和该校学生有来往。一位同学拿一张地方小报来找我，他说：“看看。他们把你写的一本书论为《变味的爱国主义》了。”我听了付之一笑。我首先告诉这位同学，这位作者断章取义地指责我说了“东京大屠杀”的话，是冒犯了日本人。殊不知我采访那位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老鬼子时，从老鬼子口中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从上海到南京，我们一路受到抵抗，我们怎么能不在占领南京时杀人放火呢？”    所以，我当时立刻翻脸，说：“要是有东京大屠杀，我先杀了你！”   “至于‘变味的爱国主义’，已经是陈词滥调了。1941年卖国贼汪精卫就说过：‘抵抗、抵抗，抵抗到最后还是死！‘抵抗宣传’本身就是变味的爱国主义！中国老百姓要生存！再不能打仗了！国家要建设！我们只有和日本人携起手来才能建设一个新中国！’”   我告诉这位同学：“日本国所有的图书馆里都有名叫《20世纪的世界》的历史资料片。在1941年的录像带里能看到汪精卫的这段歇斯底里的演讲。”   果然，在北京这所重点大学演讲时我又遇见了麻烦。   一位女大学生很严肃地质问我：“你怎么老是‘鬼子’、‘鬼子’的？”   我演讲的内容是“在日本留学期间采访原侵华日军老鬼子兵”，讲的专题就是“老鬼子”。从1931年到1945年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中国人死伤三千万。我如果不用这个中国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所习用的这个固有词汇，我就不能简洁明快地表达出一种意境来。看着女学生漂亮的脸庞和庄重的表情，我嘴上连忙承认错误，“我改、我改、我一定改。”可我心里却想：如果在1937年，进村的鬼子兵看见你苗条的身材，鹅蛋型的脸庞，细腻的肌肤，乌黑的长发，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   写到这里我有一些不高兴了，我分明清楚地告诉过这所大学的同学们：   “东京都知事在一次电视座谈会上说：我们日本有个‘中国地区’，你们别叫中国了，叫‘支那’不是挺好的吗？”   我分明告诉同学们：那东京都知事已经超出了政治家狡辩的范畴，他犯下的是“蔑视中国人罪”。他还说过很多这样的陈词滥调。   可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问我，“那厮还放过什么厥词？”   “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这是电影中的词汇。一百多万侵华日军，二百多万皇协军，这却是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现实。   中国什么样的抗日书籍都有了，惟独少一本叫作《中国的投降派》的书。   谁来写这本书呢？   谁来演讲这个话题呢？   一名叫陈一的女学生告诉他：“我们得到的是尊严！”   在我演讲时一位上海籍学生向我提问：   “关于日本国侵华战争所犯罪行的问题，日本向中国谢罪又怎么样？不谢罪又怎么样？谢罪的话，我们能得到什么？”   他的意思显然是谢不谢罪都没关系。   据说这位学生还有一套理论，他的理论是：“好比我和张三打架时，被张三抡圆了给了我三个大嘴巴。我能天天追着他的屁股让他给我道歉吗？”   在上海籍学生提问之后，举座沉默。   这时一名叫陈一的女学生告诉他：“我们得到的是尊严！”   她的话立刻被掌声淹没了。谁说今天没有赵一曼？谁说今天没有八女投江？谁说今天的人们除了钱什么都不关心？谁说今天的中国青年们不关心历史上的耻辱？谁说谢不谢罪中国人无所谓？！陈一的发言就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如雷的掌声就是当代大学生们的坚定态度。   可那个上海籍学生还要和我辩论，他要我的“伊妹儿”，跟我没完。我很想和这个学生打架，给他当众来个大背胯。但是，这个办法毕竟很粗野。我最终还是决定要说服他。   我和四个老鬼子同时联系，我希望他们帮助我。   我远在成都的朋友，收藏家樊建川先生托人送来一本叫《“八·一三”日记》的收藏品，我准备把它整理出来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然后把连载的《文汇报》送给这位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上海籍男生。他可以关心怎么赚钱，也可以关心具体得到什么实惠，但是他不应该忘记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在他家门口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本日记起止于1937年8月12日—9月11日，共记31天。日记的记述者叫张德治，当时就职于上海长城唱片公司。淞沪抗战爆发的前一天（即1937年8月12日），作者目睹形势，以一个中国人的直觉，自忖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自己有责任记录这一段历史，便在日记中写到“虹桥事变发生后，沪上情势步步紧张，数日内战事势必爆发，择今日起将新闻战况载于册中，俾留纪念。”   作者在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晨九时一刻，因有日军三十余人进攻八字桥，发生冲突，枪声密似连珠，即被我军奋勇击退。”在这段文字之上眉批四字———“沪战爆发”。区区四个字，令人触目惊心！   8月14日，作者坐车外出，只见“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联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   8月20日，“敌机十五架又大施暴行，在沪西兆丰公司之西，白利南路一带轰炸，作灭绝人性之举，死伤皆无辜平民。”   8月23日，“炸弹落于日升楼，坠落地点四度路，路口交通警亭附近，轰然一声，全市震动，满街血肉横飞，遍地陈尸，惨不忍睹，在此遇难者有四五百人。”   8月31日，“我军在罗店镇屡得屡失达六七次，此数昼夜之冲锋、肉搏，分左、中、右三次包围，使得完全克复。”   ……   我不相信这本日记对那位上海籍学生会毫无触动。   “当年梅兰芳在上海敢留起胡子，不给我们日本兵演出！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为了教育这位学生，我几乎每一天都挤出时间和几位原侵华日军老军人联系。我希望他们能到北京来，就去中国人民大学演讲。   在北京工作的79岁的田中先生在侵华战争时是关东军的中尉军官。我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言论后，他大惊失色。“每年我们有5000左右的学生来北京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北京的中国大学生有多少人去看这段历史呀？”他问我。   “据我统计有一百人吧。”我回答。   田中老人说：“你书中写到一个侵华老兵回忆：一个中国老太太拣日本关东军马粪中没消化的玉米粒吃的情景，我也见过。回想起来，我心里难过极了。”他老气横秋的脸上堆满了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一只老手放在胸口上。   “那个年代太残酷了，连日本兵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说。   这样的话让我吃惊。我不由得联想起我在日本采访侵华老兵时，日本老兵小林给我看的一些照片。其中一张照片很大，记录的是一伙日本兵吃饭的场面：军官坐在中间，吃比较好的食物，而普通的兵围在外边，吃差的食物。   我马上告诉田中先生我的这一鲜明的记忆。   田中问我：“你在中国军队7年，中国军队是这样吃饭吗？”   “我不知道现在，但我在中国军队时，连长从来都是和我们一起吃饭的，绝对没有特殊。”我说。   他说：“我们日本旧军队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当兵的‘牛马不如’。”   “在菲律宾同美军作战的日本军队由于失去供给，日本兵就吃日本兵。到底是人呀！就互相安慰说这是猴子的肉。”田中老人一边喝啤酒一边和我说。   田中先生反对侵华战争，反对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不向中国人民谢罪。他说，1945年，他们在东京的下级军官就曾经秘密商谈过，要用什么方法胁迫天皇早日投降。他详细地用中文讲了从1890年对中国大清政府的看法，还有日俄在大连的争斗，日本瓜分山东而引发的“五四运动”，关东军的由来，等等，等等。我一边听一边想：此时此刻，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们在该有多好。———听听侵华日军老鬼子给我们讲点什么，这种机会怕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但是，田中说为了这个上海籍的学生，他乐意去大学演讲。   田中爱中国。1958年，他给访日的梅兰芳一行做翻译，并在《朝日新闻》上撰文，向日本国民介绍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田中佩服万分地翘起大拇指说：“当年梅兰芳在上海敢留起胡子，不给我们日本兵演出！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   田中说：“别说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你敢给你们领导提意见吗？”我急忙说：“不敢、不敢。”———实话实说，我真的不敢。   田中说：“那时中日没有建交，有在日本的台湾特务想破坏梅兰芳的演出，并制造出事件。所以，我就拉出学生‘迂回包围’梅兰芳，让他们近身不得。”   感动之余，我急忙说：“你当过中尉军官，当然，当然。”   中日建交以后，田中先生先后在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日报等单位担任客座教授、外文专家，他教过的中国学生成百上千；如果他是一位中国老人的话，我会用上“桃李满天下”这一词汇来赞誉他，但是，侵华日军给中国人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太深刻了，我没有勇气给侵华日军老兵冠以如此美誉。但是，我希望他去中国的大学演讲。   “我已经87岁了，能在贵国谢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是听从你的安排吧。”   本多立太郎先生今年87岁。1939年他作为召集兵来到中国。1943年他再次被召集入伍去日本国北千岛服役，1945年被苏军抓到西伯利亚服刑，1947年8月回国。对于我的邀请，本多先生非常客气，他给我来的信，每一封的开场白他都用“机下”这个词汇。   “机下”的意思是，我跪在你的面前。   他知道我两个叔叔都惨死在侵华日军的刀下。   每次来信他都说：认识你是我的光荣。   他看过我写的书，也给我寄来他写的书。   他的书以最理智的语言反对侵华战争，主张日本国应该向中国人民谢罪。主张日本的青年一代要向往和平、向往正直。   他说，1942年在中国江苏，他刺杀过中国战俘。“杀手无寸铁的战俘，那是最大的罪恶。但是，当时的情况又是：我不杀俘虏就要被杀，因为我犯的是违抗军令罪。”他在书中以最不客气的言辞批判日本天皇发动的战争。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声明：他和东史郎不同，他不会揭发战友。他明确地告诉我：普通士兵没有罪，有罪的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天皇。   十几年来，他在日本国演讲700次，共有8万人听过他的反对战争的肺腑之言。   我说：“你能给日本青年讲，为什么不能给中国青年讲一讲？”   “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有愧于贵国国民。”他说：“对于你的一再邀请，我去不去呢？我在犹豫。我已经87岁了，能在贵国谢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是听从你的安排吧。”    写这封信的日期是在1999年11月26日。    我的名片背面印制的是一张1937年侵华日军攻占卢沟桥的照片，照片是侵华日军老兵送给我的。除了日本旗、钢盔、枪刺、军刀、鬼子兵之外，我用红色的字体印上这么一句话：“时至今日，日本国没有向中国人民谢罪。”    但是，已经有许多当年的侵华日军老兵向中国人民表示了深深的忏悔。我认为这在20世纪的中日关系史中，是一件大事。   “中国人都是八路军！”这就是田中先生60年前的体会。    虽然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下跪，却没有一个当年的“德国鬼子”去莫斯科演讲，告诉人们警惕战争、警惕纳粹出现的土壤。但赎罪本身却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声无息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有位哲人说过：“人类的美德是共存的”，我有些相信这句话。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马上就要出差了，去云南调查1942年，侵华日军在那个地区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受害者还在，作为证据，口述史还是鲜活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如果死在外面怎么办。    于是，我把本多立太郎先生的全部资料交给我的朋友苗毅，告诉他：我如果死了，请把资料火速寄给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先生，让他代表我请87岁的本多立太郎来中国。    我想他们能完成这个工作，因为这是20世纪日本侵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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