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说明：坐落于四川成都的建川博物馆中的战俘纪念馆

一，从杀害中国战俘到不杀害战俘的缘由
 
    有人问过我：“是否采访过被日军俘虏又释放的人物？”

    我确实已经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十年了。十年来，我在很多朋友的资助下，走遍了全国的抗日战争激战地区。十年来，我采访过老八路、老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军老兵、美国援华空军军人、曾经被强掳日本国当奴隶的劳工、爱国华侨、曾经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老妇、东北抗日联军、老游击队员等等。

    ——我就是没有采访过被侵华日军俘虏后又释放的中国军人。

    ——如果有谁采访过被侵华日军释放的战争亲历者？敬请指教？

    我采访过多名侵华日军老兵，也问过这样的问题。侵华日军老兵多数回答：“按照长官的命令，就地杀了。”原因是：一，战场上战火纷飞，自顾不暇，押送战俘行军困难。二，日军的给养全部是以战养战，粮食来自于对中国当地的掠夺。日军自己常常都没有饭吃，怎么再分出战俘食用的部分。三，释放战俘，等于放虎归山。

    我采访过90多岁的原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江苏金坛，在众多媒体的采访下，他手指河边一片狭窄的河道岸边说：“……遵照长官的命令，有十位新四军战俘在这里，被我们分别用刺刀杀害了。”

    但是，我采访过的抗日战争亲历者中间，又有很多“双重性质”的老人存在。这里“双重性质”的意思是，他本人，曾经是日军的战俘，又是强掳到日本国服苦役劳工。

    1944年，日本国穷兵黩武，与整个世界为敌。那时的日本国内，已经是山穷水尽，一片萧条。就在那个战况下，侵华日军不再屠杀战俘，而是把大批战俘作为劳动力，输送回日本国内，在各种最为艰苦的行当里充当苦役。比方在矿山、煤矿、装卸等场所，充斥着被日军抓来的各国、各色人物。

照片说明：在江苏金坛县原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众多媒体的面前回忆屠杀中国战俘

照片说明：侵华日军抓住中国抗战军队中的小军人

  根据韩维强先生的 《二战受害中国劳工调查报告》中描述：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曾掳掠了近4万名中国劳工到日本。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时，日本即已出现国内劳动力不足问题。尽管日本政府于1938年颁布《国家总动员法》，在日本国内进行了所谓“连根拔”的劳务动员，并从朝鲜征用了大批劳工，但仍不能满足战时的劳动力需要。于是，日本政府与企业，便把从中国掳掠劳工作为劳动力来源的根本解决办法。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出身地以河北省为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省。此外还有湖北、陕西、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东北地区等。就劳工的身份而言，以农民为最多，还有商人、被俘的中国官兵，包括国民党军与八路军、伪军、保安队、警察和原劳工、教师和学生。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都有在日伪监狱、俘虏收容所或劳工训练所关押的经历，有的甚至是关押很长时间之后才被押送日本。在被关押期间都受到虐待。在关押处至乘船港之间，都是在日伪军荷抢实弹地监押下，有的用绳索连在一起，被押上火车。运送他们的火车多是闷罐车，在外面上锁，不许下车，如果是客车，也是两个人或几个人绑在一起，以防止逃亡。劳工的乘船港主要是塘沽与青岛，另外还有上海、吴淞、连云港、大连。押送他们的船只，全都是货船，中国劳工只能在船中所载的煤炭、盐与矿石等货物上起居。船中既无医生又无护士，如患重病只有死亡。当时日本船只不断遭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攻击，为了躲避攻击，加之这些货船还要在中国沿岸港口装卸货、停泊，所以航海日期特别长，其中最长时间竟达39日。船中没有充足的淡水和粮食，不要说在乘船之前就饱受折磨的中国劳工难于忍受，就是十分健康的人，恐怕也难以经受如此严酷的折磨。所以，只在船中便有584人死亡。

    被掠至日本的中国劳工，被分置于日本本土的四个大岛上，以行政区划而言，日本的1都1道2府27个县内都配置有中国劳工。他们的劳动场所，即日本称为“事业场”的地方， 在全国共有135处。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按《外务省报告书》和传统说法为35个，但实际应为55个。在日本的煤矿、铁矿、铜矿、 水银矿等矿业，发电站、隧道、山洞、地下工厂、飞机场等土木建筑业，港湾、码头、铁路车站等装卸业和造船业，都有中国劳工被强制劳动。他们在日本内务省、警察系统、宪兵以及企业监工们的蓝督下，每天从事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有的甚至连续劳动24小时。每个劳工胸前都戴有一块印上编号、姓名的白布，同囚犯没有什么两样。

    据《外务省报告书》的统计，在日本企业劳动期间，就有5999人死亡。
中国劳工的食物，不仅恶劣，而且得不到满足。他们连苹果渣、橡子面也吃不饱。北海道室兰某日本监工将中国劳工的“馒头”带回家，家人咬一口便吐，根本无法下咽。长野县的中国劳工为充饥而偷食桑叶，花冈的劳工偷食野草，最甚者竟有食死去同胞火化时的肉。饥饿对所有中国劳工来说，同疾病、死亡一样，随时都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由于恶劣的劳动条件和饥饿、疾病以及日本警察、宪兵和企业监工的毒打，中国劳工大量死亡。据《外务省报告书》统计，中国劳工从乘船算起，至被送回国共死亡6830人，占乘船劳工人数的17.5％。据日本民间调查，死亡人数还不止于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者韩维强先生对抗日战争中侵华日军对待战俘，和强掳民众为劳工，到日本国充当苦役的详细描述、分析和研究结果。从不杀战俘到强掳劳工、把战俘转为劳工的演变过程，是侵华日军执行日本国侵华政策的一个演变分支。其目的，无非是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中国人民的奴役。

照片说明：四川建川博物馆中战俘纪念馆的入口景象

 幸存战俘希望访问四川建川博物馆中的战俘纪念馆
 
    我去过四川的建川博物馆，还在人民网日本版上撰文详细报道了我的见闻和感受。

    为此，我采访过的抗战亲历者中的所谓“战俘”朋友们非常想去战俘纪念馆参观访问。

    我认为，“战俘访问战俘纪念馆这件事情本身，在人类的战争历史上就是一件奇闻。”

    我采访过的所谓“战俘”朋友都有谁呢？他们是：

    今年89岁的八路军老战士赵忠义先生，是于1943年被侵华日军俘虏的。他于1945年，在日本投降后，随美军军舰回国。

    张世杰老先生1905年生人，今年83岁。他是1944年被侵华日军俘虏后，强掳到日本国服苦役的。按说，张世杰先生1944年在原北平日本警察局后勤队工作，是为日本国服务的。可是，侵华日军让后勤队的全体人员集合，不由分说，五花大绑，押送日本国当劳工。张世杰刚刚对我强调：“是换上中国军队的军装，以抓到的中国军队战俘身份，押送日本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世杰乘坐美国军舰回国。

    李良杰先生今年79岁，1944年，侵华日军到他家，拿着三八大盖，挺着明晃晃的枪刺，还问他们父子两个：“看看是抓你们谁走好呢？”李良杰是孝子，他挺身而出。

    尹文成先生是中共地下党，日寇抓住他后，先关在沙滩北平日本宪兵队，然后，移送炮局日军监狱。尹文成先生今年87岁，他是1944年作为战俘押送日本国服苦役的，1945年，作为幸存者，他坐美国军舰回国。

    赵宗仁先生今年77岁，1944年，在田间劳作的赵宗仁被日军无端逮捕。作为战俘，套上中国军队军装，强掳日本国服苦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赵宗仁先生作为幸存者乘坐美军军舰回国。

    关德印先生今年75岁，1943年，他8岁被侵华日军强掳日本国做劳工、服苦役。日本投降前夕，关德印的父亲惨死日本，关德印本人乘坐日本船舶回国。我写过《第13个是亲爹》写的就是关德印先生一家人在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所遭受到的悲惨经历。

    马得志先生今年87岁，1944年，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成员被日军逮捕，强掳日本国当劳工服苦役。马得志先生戴着手铐、脚镣被押送日本国服苦役，共产党嘛，不枪毙就是便宜了。幸亏抗日战争胜利，老马才得以生还。如今，马得志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多名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前外相，都曾经在西安兵马俑前，聆听过他所讲解的考古知识呢。

    以上这些当年的战俘们（除老马因为健康原因之外），都希望能参观位于四川的建川博物馆中的战俘纪念馆。作为组织者的我，6年前走下工作岗位，没有能力资助当年被侵华日军抓捕的战俘们，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参观战俘纪念馆以完成心愿。我为此而深深地感到自责和自愧。

    在此，笔者希望利用人民网日本版的一角，向社会申请资助。

    这些当年的战争亲历者赴四川成都参观，每人大约需要2000元人民币左右。这些费用包括：
1，从家到北京站的出租汽车往返费用。
2，从北京到成都硬卧车票往返的费用。
3，从成都到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往返的交通费用。
4，在建川博物馆停留三天的食宿费用。
5，采访路线是卢沟桥、建川博物馆、成都市民会馆以及市民的见面会。

    如果有公司愿意资助的话，本人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作家，有在相关文章中宣传资助公司的义务和责任。我本人希望和资助公司签下相关的协议，以便日后查证。

    如果有媒体资助，我们希望单独和该媒体合作，以配合该媒体的一切采访任务。但是，该媒体每一天，采访每一位老人不能超过一个小时，因为他们都已经是高龄人士，精力有限。我们也希望签下协议，以保证经过双方努力下，完成各自的意愿。

    老人们希望各国媒体同去采访。

    因为他们是乘坐美军军舰回的国，他们希望有美国的记者在。因为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们都是乘坐美军军舰、抱着死难同胞的骨灰盒返航的，当看见祖国海岸线的时候，大家当时都互相搀扶着涌到甲板上哭着念叨，跪在军舰的甲板上喊：“喂！——祖国！——爹娘！——乡亲们！——我们回来啦！——祖国！我们还活着！”

    ——强劲的海风吹着我们的破衣服，哗啦哗啦的响！

    ——连美国大兵见了都潸然泪下。

    老人们希望有日本记者在，他们希望通过日本媒体告诉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中国人民在日本国对中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牺牲！

    老人们希望有中国媒体在，他们作为当年的战俘，在战俘纪念馆里，面对凝固的历史，说出自己的亲身感受。我相信，这些战争亲历者沉淀60多年的警世恒言，一定会激励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建设好我们曾经苦难的祖国。

    我个人，作为一个抗战文学的作家，当然也希望战争亲历者们走到战俘纪念馆看看。

    我还希望现在生活在幸福状态中的人们，回头看看他们一眼，哪怕是3分钟。

    “回头看看他们，哪怕是3分钟。”这是四川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的原话。

    笔者以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距离今天77年，1945年日本投降距离今天63年。那么，早期的抗战英烈早已经离我们而去，确实需要我们回头看看他们，哪怕是三分钟、五分钟。

    而战俘、劳工的悲惨、悲伤不同，他们就站在我们的面前诉说曾经的国耻！

    伸出我们的手，还能和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竖起我们的耳朵，他们的诉说，我们还可以聆听！

    擦亮我们的眼镜，他们眼中伤心的泪花，我们还可以看得见！

照片说明：2006年8月，在北京炮局胡同原侵华日军的炮楼前，李良杰、关德印、尹文成、赵忠义、张世杰回想当年被侵华日军俘虏后，被关押其中的屈辱、心酸经历。（成艳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