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五年四月，笔者曾发表《中日应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一文，后来得到广泛转载，文中也对中日共同研究历史的操作提出了一些具体想法。全文如下：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日前在雅加达举行峰会后，中日双方看来都正在采取一定的措施，平息各自国内的民众极端情绪。这一迹象证实了笔者上周的分析：中日不但没有使双边继续恶化下去的资本，而且双方政治人物至少都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愿望。

中日关系没有恶化的资本

中日关系这一态势的原因很简单：中日双方一方面存在历史问题矛盾和潜在战略冲突，另一方面又有作为东亚两大邻国的根本利益，这一利益归纳起来就是“和则双赢，斗则两败”；而且，两国政治家若有远见卓识，就应该在潜在战略冲突和邻国根本利益之间，找出一条妥协之路，甚至尝试以后者来逐渐化解前者。

当然必须看到，就目前而言，中日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其中既有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也有随着中国崛起，双方如何处理其在亚洲定位及各自民众的情绪问题；更有未来在台湾、钓鱼岛、东海能源和美日安保等问题上发生战略冲突的可能。这些问题在双方民间气氛严重毒化的情况下，很可能擦枪走火，一触即发。换言之，若没有双方民间的平和气氛，那么政治层面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因一个微小的契机而烟消云散。

因此，如何在结构性的矛盾中，维持一种相对平和的民间氛围，恐怕是此次中日民间风潮之后，双方在政治层面应该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而维持相对平和的民间氛围的关键之一，是建立一个危机处理机制，以应对两国政治关系中随时可能爆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危机处理机制的前提和操作

中日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应该说有其政治基础，那就是如前所述，双方政治人物都认识到有责任挽救或改善中日关系。如本栏上周所分析，中日在民间氛围严重毒化的情况下，仍坚持举行两国外长在京会晤，并且在唇枪舌剑之余达成三项共识（即两国首脑会晤、联合研究历史和建立中日民间交流基金会），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双方首脑峰会后，又都及时采取平息民间风潮；再加上三月十四日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关于改善中日关系的三点建议，受到日方高度重视。

当然，光有上述这些政治基础还远远不够。针对建立中日危机处理机制，双方还必须在政治层面上达成一些基本的共识，其中包括既正视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又不刻意夸大这些矛盾；尤其是当因某些诱因而产生风波时，不刻意夸大矛盾，并在各自范围内尽可能地避免风波扩大，抑或在风波之后缩小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便尤其需要成为双方的基本共识。

在这些政治基础和共识之上，危机处理机制才成为一件在技术上可操作的事情。从技术上说，该危机处理机制应由两国外交部门牵头，并会同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共同执行。当然，鉴于中日之间目前的结构性矛盾，该危机处理机制不可能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信息通报和协调机制；甚至介入危机处理机制的两国有关政府部门，很可能本身就是风波中的一员。但第一时间互相通报信息，并尽力避免使风波扩大，应该成为危机处理机制中的重要因素。

近期，中日之间将有三场高层对话：一是五月六日至七日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亚欧外长会议上，李肇星和町村信孝将再次举行会谈；二是日本首相小泉将在五月十九日爱智世博会期间，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吴仪会谈；三是两国的副外长近期也将举行首次综合政策对话。若中日双方均有意尝试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则这三场中日高层对话既可成为商讨建立该机制的平台，而且这些对话本身也可成为该机制的组成部分。

共同研究历史须设定前提

若将中日关系中一些有待处理的要素分解成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来观察，那么危机处理机制只是短期和中期的目标之一，同时需要完成的目标还有两国的官方和民间往来不能因时或出现的种种风波而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前李肇星和町村信孝在北京就中日高中生交流而达成的共识，无疑具有长远意义。

从长期来说，破解美日战略同盟应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关于这一点的基本要素和操作策略，笔者之前曾在本栏撰有专文，不再赘述。

另外，町村信孝访华时带来关于两国共同研究历史的建议，为中方所接受。但这里须设定几个基本前提：一、共同研究历史的专家范围，须由中日两国扩展到吸收韩国、东南亚、美国和欧洲等地区的历史学家，通过吸纳国际间不同的研究成果，既避免中日专家因历史观分歧而陷入长久争议的困境，又可丰富研究成果；二、定期向国际尤其是中日民众公布研究结果，包括进展和分歧，从而既向日本社会引进正确的历史观，又可将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国际化；三、在获得国际公认的研究成果之前，日本政府须停止审定通过具有右翼倾向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