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零三年九月发表的《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系列文章的第三篇的全文，主要分析中日关系。

    与中欧关系相比，中日关系要复杂得多。中日双方除了领土接近和经济合作外，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可言。相反，以北京的眼光来看，七大问题横亘在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那就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日美安全合作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和光华寮问题。

                                          中日关系改善已成当务之急

       上述七大问题，从结构上看，除了日美安全合作，其他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然而，恰恰是日美安全合作，成为中国当前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一个心头大患；而且随着由美国主导的“北美－亚洲条约组织”（NAATO，俗称“亚洲北约”）筹备工作紧锣密鼓的进行，如何利用日本进行分化工作，已是有关国家一个迫不及待的课题。即便跳出地区范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走向世界一极的趋势日益明显，而中日关系若处理不好，很可能会阻碍这一进程，以致出现“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情况。

       因此，无论在地区安全还是全球层面上，无论是着眼短期还是放眼长期，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战略意义，都不亚于处理与世界头号大国－美国的关系。然而，现实的中日关系近年却由于因历史问题而恶化，尤其是在双方民众的情绪上；而民众情绪恶化却是相比政治关系恶化更为可怕的事情。正鉴于此，中国国内最近出现了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和“外交革命”的论述，主张中国官方和民间不再拘泥于历史问题，而应以一种宏观思维和大国风范，抛弃恩怨，主动争取中日关系的改善，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进，乃至获得对美关系的制衡点。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有待理清，即：所谓的中日新关系，究竟是指双方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还是战略性改善？能否科学界定这一概念，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中日关系的期待，以及这一关系的长远前景。

                                          两种模式的不同内涵

       我们若对“中日关系实质性改善”和“中日关系战略性改善”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语义结构分析，可以发现它们各含有以下元素：

    －“实质性改善”包含的元素有： “完全抛弃历史恩怨”、“两国联合的决策由政治层面延伸至民间理解和融合”、“双方都将民族利益置于联合的大框架下”，乃至“双方对关系改善的认同不受时间限制”等；

    － “战略性改善”的元素则有：““双方为了某个共同利益而联合”、“暂时搁置历史恩怨”、“共同利益的设定具有时间限制”，以及“双方不排除在共同利益实现后再次互为敌人的可能”等。

    从新思维和“外交革命”论者提出的改善中日关系的两个目标 －经济贸易一体化和对美关系制衡点来看，前者涉及实质性关系改善范畴，后者则仅为战略性关系改善，两者对前提、条件、手段、期待值和时间段的设定完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双边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是国际关系上的常见现象，两者并不呈必然的排斥关系。有时，战略性关系改善先行，并过渡至实质性关系改善，如战后德法关系；但有时，前者并不能自然过渡到后者，这样当战略性关系改善的契机消失之后，双边关系便又重归冰点。

    既然改善中日关系对中国具有巨大而长远的战略利益，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出路便只有三个：一、中日关系先完成实质性改善，从而达到获得对美关系制衡点的战略目标；二、中日关系先实行战略性改善，然后向实质性改善过渡；三、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停留在战略性过渡阶段。从中日关系现状来看，尚缺乏实行第一种可能性的条件，而第三种可能性也不现实；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第二种可能性，这也是战后德法关系的模式。

                                          从德法关系看中日关系

       一九六三年签订的德法《爱丽舍条约》是一个欧洲联合战略的产物。战后初期，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防止法西斯复辟，一开始坚持肢解德国的强硬立场；五十年代末期，为了实现欧洲联合的梦想，他最终认识到，只有与近邻德国搞好关系，欧洲联合才有现实可能。而战后的西德，则对于被接纳成为西方世界成员充满了感激。这种各自的需求使双方很快走到一起。

    然而，使德法关系由战略性改善向实质性改善过渡的成功因素，却是两国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妥善处理方法。德法历史上有过多次战争，但二战后却妥善处理好了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同时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也获得了法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一名法国高级外交官这样说：“很难想象，在《爱丽舍条约》签署之后，若德国方面不断出现对纳粹历史的辩护乃至忌奠行为，法国民众还能以欧洲联合的战略来说服自己维持对德友谊。”

    与德法关系相比，中日关系改善的瓶颈是：一、从战略性改善的角度说，中日的共同战略利益在哪里？这方面，即便不说中方一相情愿，也是中方的愿望较日方更为强烈和迫切；二、即使战略性关系改善成立，当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再做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时，战略性关系改善也很难完成向实质性关系改善的过渡。

                            模糊模式的不确定性

    因此对北京来说，改善中日关系只能采用模糊模式，即在战略性改善和实质性改善之间寻找夹缝。然而，这种模糊模式虽然战略明确，但由于其定位的不明确、操作流程的单向性，实际上存在很多变数。

    北京“外交革命”论倡导者提出从五大方面着手谋求中日接近，包括暂时不深究历史问题、依靠政府调控增加日对华投资、改变动辄对“军事大国道路”表示担忧的做法、主动邀请日本参加地区重大问题磋商，以及不反对甚至择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在关系定位和共同利益不明确、可行性无法得到准确预测及评估的情况下，启动这样的“外交革命”，无异于在没有航标导向的情况下将船驶入月黑风高的大海，必定充满了不可知性。而且，在政治气氛日益开放的今日中国，当日本一再做出伤害中国民族感情之事的情况下，官方宣传机器要完全操控民意已不可能；因此，所谓的“外交革命”也必定面临强大的民意反对力量。

    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改善已是当务之急，关键是北京的战略研究者尚有许多功课待做。因此，联欧和联日同样重要，但孰先孰后，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