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九一八事变

　　追溯导至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惨烈，影响最深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远因，是来自中国东北一条铁路上的破坏阴谋。这个在当时仅仅只能称做破坏未遂的微小事件，竟然在人类的历史上，开启了全球最大战争浩劫的序幕，实在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在这个微小事件的背后，其实有着国际强权历史大决战的战略布局，而中国的东北，成为这场国际强权世纪战略对抗中，兵家必争之地的战争导火线。

　　1.1　日本关东军的阴谋行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时，日本关东军的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队队附河本末守中尉，带领着六位全副武装的部属，出外进行夜间的巡察。巡察的地点，正在中国东北军政中心沈阳市的最大驻军地点－北大营附近的铁路沿线。在他们的背包之中，还夹带着炸药、引信以及野战电话机。在中国东北的九月夜间，已经是有着秋凉的寒意，但是对于这些出巡的关东军而言，心里则是充满了膨胀的杀机，他们知道他们准备要「破坏」中国的铁路，假如中国的部队要想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将格杀勿论。

　　事实上，他们主要的任务，不是要破坏铁路，而是要藉此造成冲突，以造成关东军攻击中国军队的「借口」。但是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他们所准备进行的铁路小小破坏行动，竟然是引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浩劫的最初导火线，最后也给日本带来历史上第一次亡国的悲剧。

　　对于河本中尉而言，已非常清楚当天晚上自己的任务，因为早在半年前，关东军参谋部的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已动员属下的参谋人员们，拟出一个由关东军发动军事攻击，以占领整个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而这个军事攻击行动，需要一个引爆行动的「借口」，以方便日军有对个外宣示其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经过石原的规划，这个借口就是选择「破坏」在北大营附近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铁轨。

　　其实这是一个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的地方，附近的地名叫做柳条湖，铁路是在平地上铺设的，但是在日本记者发出事件的新闻号外时，擅自命名称为「柳条沟」，也有名为「柳条桥」。而将这个无名地方，硬加上「沟」或「桥」的原因，是暗示被破坏的地方是一座铁路桥梁，因此这个破坏铁路的行动，对于日本所管理的南满铁路运输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所以关东军不得不为护路而战，因为有谁会在离兵营极近的平地上破坏铁路呢？

　　而这个引爆中日历史大战前因的事件发生地点，就被无中生有的被误传为「柳条沟」了，从此所谓「柳条沟」就这样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起源地，其实原本就是没有这个地名的。同时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也预备了两个穿著军装的中国人尸体，当成现场被日军击毙的人证。

　　由于爆炸地点，离中国东北军的主要防卫据点北大营是如此的近，难道不怕受到中国军队的发现与阻止吗？

　　事实上，这正是关东军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关东军认为，只要有爆炸声响，中国军队必然会出营察看（这就是为什么爆炸地点要选在北大营附近的原因），这样关东军理所当然的将铁路被破坏的责任，推给出来察看的中国军队，然后在混乱的黑夜现场，设法安排与制造造中、日军队相互射击的冲突。只要有了枪战的现场与死伤的记录，这样关东军立刻就能够以自卫与护路为名，发兵攻占中国东北南部的所有军政中心。最后再取得日本军部的支持，全面夺取中国的东北，建立「满蒙」，以做为日本未来的日苏决战的战略基地所在。

　　而出身工兵懂得爆破的河本中尉，被参与石原计划的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特别被选为执行这个任务的领导者。河本率领爆破小组的成员出外夜巡，在当时而言，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自从年中以来，整个驻防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部队，由于万宝山与中村事件所产生的高度紧绷情势，早已进入一级备战的状态，高密度的实兵实弹军事演习，几乎不断的在持续进行。而河本的上级长官川岛正队长，早已与石原等人互通声气，完全知道今天晚上排演的戏码。

　关东军经过完整的参谋作业与多次的全盘.演，早已经完成全面进攻中国东北的所有作战细部计划，而且关东军进行日以继夜的反复实兵.演，使得不断的枪炮声，已经的成为东北军民日夜都最为熟悉的噪音。就像九一八当天夜间，在沈阳北大营附近的日军南满铁路守备中队，已经由川岛队长下令，进行夜间出击演习，地点正在离北大营不远的文官屯附近，而川岛也非常的清楚，部队的演习只是一个军事活动的借口，而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爆炸的讯号出现，就开始对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攻击。

　　河本在离中国驻军的北大营不到八百公尺的地方，下令部属在南满铁路的铁轨上，开始布置炸药，河本知道，炸药的设计是，只要造成重大的声光效果，但是不能实际的产生破坏铁路运输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不能选择铁路桥梁的原因，怕爆炸造成交通的中断与抢修的困难），因此他特别用心的计算过，用药的份量与埋藏炸药的方式，这个爆炸的声响既要能引起北大营中国守军的出外察看，以制造与日军武装冲突的机会，但是又不能真的破坏了铁路运输的功能，因为随后关东军的整个攻占南满的军事调动，还要使用这条铁路做为运兵的主要工具。

　　炸药很快就装置妥当，河本看表，等着从长春开到沈阳的夜快车经过，十点二十分，火车声音远远的传来，当火车通过埋置炸药的地点时，河本压下引爆的电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震响了夜空，而铁轨的一边只受到约略一·五公尺的破坏，并未影响到南下夜快车的行进，整列火车通过爆炸的现场时，只是摇晃几下，仍然安全的通过爆炸现场，而准时的在十时三十分，驶达沈阳车站，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也没有其它运输设备的损坏。

　　但是令河本中尉感到意外的是，爆炸声虽然震动了北大营，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中国军人出外察看，虽然在附近演习的日军，在听到爆炸声之后，立刻向爆炸地点集合，但是却没有看到任何的中国军人或是平民出现，因此关东军根本不能乘机开枪制造冲突现场，只有推出两具身穿军服的中国人尸体。不过河本仍然下令部属，径自朝向北大营开枪射击，一方面以军用电话向在沈阳城内的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报告状况。这时候，等在北大营四围的演习的日本部队，在听到爆炸声与枪声之后，立刻按照演习的计划，开始向北大营进行正式的武装攻击，这时枪炮声开始响彻沈阳城的夜空。

　　而在花谷正身边的，正是执行这次「满洲事变」的灵魂人物，关东军高级参谋垣征四郎大佐，当垣听到河本的报告，中国军队并未因为听到爆炸声音而出外查看，因此无法制造日军与中国军队冲突的现场时，仍然断然决定，按照计划对中国东北各地发动攻击。同时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的名义，对在东北所有的关东军部队，发出了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四项作战指令，要求关东军立刻依照最近的演习计划，全面攻击沈阳、长春、营口等在南满地区的中国军政中心。

　　1.2　没有敕令的军事叛变行动 

　　垣的这项作法，可以说是近乎一种军事的「叛变」，因为根据日本军队的作战规定，日军任何正式的对外作战行动，一定要奉到日皇的敕令许可，但是垣不但没有得到日皇的正式命令，甚至也没有征求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竟然以一个高级参谋的地位，就以司令官的名义，对关东军发出全面作战的命令，这种目无军纪与长官的做法，正是日本当时政治上最为可怕与失控的「病态」。

　　在当时日本的少壮派的军人，根本不把国家的法律，军队的军纪，人民的意愿当成一回事。这群军人根据自己的「理念」，决定采取断然的行动之后，他们就会铤而走险的独断专行，遇到任何的阻碍，就动用刺杀或是政变的手法拔除障碍，假如真的失败，就来个震动人心的切腹自杀。日本少壮派军官的断然行为，往往能够以鲜血刺激日本狂热的民气，在民气反应热烈的状况下，一种民粹主义的「类民主」热诚，就成为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独裁的背后动力，日本少壮派军官认为，日本人民会坚决的支持他们，他们可以至死不悟的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大业。
　　垣在发出作战命令，各地的日军开始展开作战攻击行动之后，才向关东军在旅顺的司令部报告，声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并且与护路的日军发生战斗，日军不得不发动反击』。这时候已经是夜间十一时半之后了。

　　当时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内，绝大多数的参谋军官，都是这次事变计划的知情者，特别是作战参谋主任石原莞尔中佐，更是整个计划的倡议者与制订者，

　　垣、石原与花谷三人，是发动这个夺取满蒙事变计划的核心铁三角。因此当天夜晚，石原早就在司令部内，等待着垣的报告，在接到报告之后，关东军司令部立刻举行紧急军事会议，所有的与会参谋军官们，根本不去查证事件的真相，立刻异口同声的表示，关东军必须立刻进行对中国军队的攻击，占领中国东北所有的军政中心，以「膺惩暴支」[1]。当时刚刚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中将，虽然事先没有「直接」的介入这个事变计划详情，但是本庄在八月一日正式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时，就已耳闻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们，正在推动攻击中国军队的各种军事准备。本庄也明知，当时中国东北当局，根本无意也不敢惹关东军在满洲的任何行动（当时东北军主力早已入关一年了，因此东北的中国军力空虚，自顾尚且不足，那里有能力去招惹关东军？），但是本庄中将却郑重其事到处视察关东军的战备演习，并且一再发表严厉的指令，要求关东军的部队，随时做好反击中国军队制造事端的准备，同时故意的不去追查各种有关关东军正在准备发动满洲事变的「谣言」，而这个谣言的中心，就是在关东军司令部之内。

　　因此，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军官，在接到垣的报告之后，几乎立刻做出对中国发动攻击的作战建议，而且在午夜晋见司令官本庄繁，报告这个根本没有中国军队出现的军事「事变」，但是本庄却立刻毫无疑义的接受了对中国军队发动攻击的建议，同时追认了垣先前以他名义发出的作战命令，并且签署了由石原所事先拟好的另外八项全面作战的命令，下令关东军进入全面的作战反击行动。更为严重的是，本庄竟然还以私人的名义，通知当时的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要他立刻派兵越过鸭绿江支持关东军作战，本庄繁并且断然决定，当晚立刻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移往沈阳，以就近指挥全局[2]。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没有请示东京军部，就直接下达全面军事作战命令，同样是一种军事上的「叛变」，因为关东军是在没有奉到敕令的情形下，自行发动国外的战争。而通知朝鲜军的越界助战，更是违背了日本的军事指挥结构系统，因为任何日军的调动，若是逾越自己防区，同样要奉到日皇敕令，何况是进行一场国际战争。

　　但是这些驻防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日军，同样根本不把军法、军令，以及东京军部的约束，放在眼里，可以说是爱怎样做就怎样做，最多来个阵前请罪，而他们在军部内的「同志们」，自然会设法替他们解脱责任。于是在柳条湖爆炸不到两个小时之后，整个关东军都已经进入全面动员作战的局面，关东军按照早就详细规划以及充分演练的方式，分别在中国东北进行攻城掠地的侵略战争。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的守军，属于东北少帅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主力，早已在一年前（非常凑巧的是同样是九月十八日）离开东北防地，跟着张学良进入山海关之内，进行中止中国内战与稳定华北政局的任务。而留守在东北的少数部队，又早就奉到命令，对于日军的任何挑衅与攻击，都采取不抵抗主义，有些部队甚至把所有武器都集中保管，因此事发当时，许多东北留守部队手边根本没有武器，在遭到日军开始进攻的时刻，更没有统一的指挥与作战，因此东北军在遭到日军有计划的全面攻击之下，只有设法自己应变，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然后突围退却。

　　1.3　日本第二次侵华战争的开始 

　　虽然九一八事变的本身，并未引爆一场全面与激烈的战争冲突，但却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全面军事占领行动，是日军一场大规模的国外军事行动，但是关东军司令部却没有在军事行动之前，请示日本的军部，以等候敕令，就连一个正式的报告，也没有送回军部。当时是由日本在沈阳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以其长官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当时土肥原正在东京述职），向日本东京军部，发出两项简单的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因此关东军开始进行惩罚性的反击。在东京军部震惊追问之下，关东军才把预先准备的行动剧本，向东京军部报告了事，这时候，关东军早已经在没有奉到敕令，以及没有遭到攻击的情形下，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了。
　　而日本军部、政府与社会，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可以说是万分的震惊，不单是因为关东军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更是因为日本军部才刚在前两天，在受到日皇与内阁的关切与压力之下，决定派遣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中国东北，准备了解并压制关东军的「满洲事变」计划。一时之间，日本社会面对着一长串的问题：例如怎么会在建川刚到沈阳的当天夜里，就爆发了关东军全面作战的军事行动呢？

　　难道建川遭到关东军的绑架或是刺杀？关东军的行动，在当时追求和平与裁军的国际社会中，将会给日本带来多少的压力？苏联又会采取怎么样的反应态度？

　　萧条的日本经济能够承担战争的高昂成本吗？但这许多重要的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当时日本上下出现了莫衷一是的紊乱反应，东京股市与汇市立刻陷入一团混乱。但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却了解，这个军事行动是一个历史性的冒险，假如能够获得成功，那么他们将可以主宰日本的命运。

　　总之，这个揭开全球人类历史最大战争之序幕的「九一八事变」（Manchurian Incident），竟然是在日本政府、日本军部都没有正式同意的状况下，由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作战，对于日本而言，可以说是一场导至日本政府体制失控与毁灭的「兵变」，而对中国而言，则是第二次遭受日本正式侵略战争的历史开端。所以九一八事变对于日本的打击，远比对中国的为大，这个事变开启了日本帝国亡国历史的祸端，日本从此逐步沦为一个被军阀支配的国家，最终成为侵略亚洲与世界的人类之公敌。

　　1.4　参考资料

　　易显石等联合著作的《九一八事变史》，司马桑敦的《张学良评传》，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蒋永敬的《抗战史论》，都有深入的记录、考证与分析。

　　附注：

　　[1]．典型的种族歧视观点，就是把中国强大与黄祸画上等号。

　　[2]．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议员佐佐木更三代等人的名言：中国共产党『感谢日军侵华，能让中共提前执政』。

　　[3]．本书第二十九章「百团大战与共产党的游击战」是专门探讨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的关系，其他许多章节亦有作相关之论述。

　　[4]．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十万人以下的一场作战。

　　[5]．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
第二章、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奇特的历史结构与内幕。因为在事变的引爆原点，只是一个没有造成伤亡，没有产生严重破坏，甚至没有引起冲突的“破坏未遂”事件而已。因此，这个连冲突现场都没有引爆成功的事件，之所以会造成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起点，应该是百分之百源自关东军的阴谋与安排，主导了日本野心毕露的“大陆政策”。

　　2.1　离奇的阴谋事件

　　但是说它是阴谋事件，又有些离奇，至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并不“直接”知情，同时，连日本的军部也不同意关东军的做法，日本政府更是不赞同，甚至在事件爆发的前夕，政府与军部还惊动日皇，企图设法化解这场危机的发生。

　　但是，这个事变却最终还是爆发了！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一系列中、日以及世界历史危机的开端，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白山黑水领土的沦陷，三千三百万的东北同胞成为亡国奴，日本迅速取得在整个东北亚战略地缘的绝对优势，因而加速日、苏、美之间矛盾的恶化，种下中日全面战争的祸因，所以九一八事变就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浩劫的正式开端。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当时不但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日本，更震惊了世界，因为这是日本对中国不折不扣的正式侵略，这也是日本军方不敢想象的“兵变”事件。所以在九一八爆发之后，整个中国立刻陷在受到侵略屈辱的愤怒与挣扎之中，日本的军方与朝野，则是惊疑地看着日本历史大局的变化，开始由一群狂热的军人胁迫，走向一个全面失控的未来。

　　如同人类历史的其它重大事件一样，九一八事变同时包含着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重大历史事变的悲剧，在当时也并非完全不能加以预防与阻止的。但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最终一切的反应都太迟了，九一八事变终于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与灾难大战的第一枪，中国东北的军民也成为这场人类历史浩劫最先的受害者。

　　从历史事件发生的角度观察，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可以说是事件急转直下的“偶然”，因为关东军少壮派军人原先的满洲事变计划，是准备在当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设法制造柳条湖事件，引爆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然后再发动战争攻掠中国东北。不过由于事前部署走漏了风声，引起了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关切，因此日本军部正式派遣特使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驻地，进行了解、调解以及压制。板垣等人事先得到建川即将阻止行动的情报后，为了怕整个军事行动计划遭到正式命令的制止，因此决定提前在九月十八日发难。

　　若是更进一步的了解日本当时的政治状况，就会发现九一八事变，原本只是日本内部，一系列军人夺权的行动方案之一而已，因为当时日本在国内的少壮派的军人，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的三月，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建立军人政府。如果那次军事政变成功的话，也许日本关东军就不会发动“九一八”的满洲事变来刺激日本国内，推动右派集团的“昭和维新”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主方向不变，但是很可能不是采取由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自行设计与发动的军事攻击）。因此就日本政局的角度而言，九一八事变实际上可以说是日本政局畸形发展的一个国外激变因素。　

　　2.2　明治维新的历史变局

　　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以及包括中日两国近代史所有的冲突，都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关连。明治维新之前的两千六百年历史，中日的关系是以和平与交流的状态为多，明治维新之后，中日的关系就成为冲突与战争了，因此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历史全面转变的关键，也是中日关系全面改变的历史开端。

　　日本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一直是被日本所钦慕、畏惧、模仿甚至崇拜的对象，日本传统文化与典章制度，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变体”。而中国纵使在最为强盛之时，也从来没有把日本当成自己政治或是军事势力范围的企图，但是日本却有一种假如有朝一日，能够逐鹿中原称霸华夏的致命吸引力幻想，以补偿日本民族集体性的对中国自卑与自制的历史情结。日本自知以人口、面积、经济与文化的全面国力而言，它是无法也不可能与中国正面对抗，更别提要取代中国而称霸东亚了。所以日本一直不敢采取对外发展的国家策略，最多只有入侵一下朝鲜半岛或是任由日本海盗掠夺中国沿海地区而已。
　　但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假如日本能够比中国先完成现代化，它可以利用现代化所产生的巨大优势，去支配与宰割当时仍然处在封闭与落后的中国。这样日本就能超脱二千年来，一直不可能超越中国之自卑心理的历史格局。它将以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做为工具，来建设一个威震华夏、万邦来朝的“太阳帝国”。

　　在美国以舰炮打开日本的锁国政策之后[1]，日本朝野都受到极强的刺激，于是同心推动明治维新，对内结束了近七百年的军人专政与割据的局面，对外开始大量吸收欧美的现代化科技与制度，当时日本秉政的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在内外巨大的历史性压力下，决心奉还大政。

　　一八六八年，日本正式开始进入推动明治维新的历史新页，这是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制度与工艺的一个全面性历史改革，这种历史性的大变革，对日本而言，并非完全陌生，而是有历史前例可循的。因为过去日本的全面汉化，一样经历过全盘性仿效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做法，所以在历史发展中，日本是一个善于吸收与模仿外国文化制度的国家，他对于全面西化的抗拒也就不是很强，何况在全面的西化之后，日本可以迅速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而称霸东亚，是日本立国以来，想都不敢想的历史大业，如今竟然有实现的机会，对于日本人而言，当然更是具有非常的吸引力。

　　明治维新的重点，主要在于尊君立宪、引进科学、发展产业，建立富国强兵的国家发展战略。日皇制度维持了日本在改革之时所需的政治稳定，立宪造成新的人才体系运作，封建阶级转化成为大大小小的财团，武士阶级转化成为皇军的骨干，因此日本的明治维新付出不是很高的代价，就建立起一个类似近代西方强国的新基础。可是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国，缺乏与强权直接对抗的本钱，日本若想摆脱这个资源短浅的梦魇，而寻求霸权的发展，它就必须设法取得支配中国广大市场与资源的地位。当时的中国正值清末最衰弱的时期，因此，日本在推动现代化与工业化的同时，也急于掌握这个历史的机会，设法掌控中国，这样才能建立“八竑一宇”的日本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政治结构，可以说是一种变体的封建与民主制混合后所产生的新威权体制。日皇拥有神圣的地位以及绝对的权威，因此他不亲理庶政，政府分成内阁、国会与军部三大部分。国会当然不能监督日皇，只能在预算与法律上，对内阁产生制衡作用，内阁的首相负责总理政务，而由日皇咨询政治元老的意见而任命，但是内阁对日皇而不是向国会负责。最为特别的是军令运作，在日皇单独拥有“统帅权”的前提下，所有军令都由军方领袖直接奏告日皇，然后奉赦令行动，政府的首长不得参与军令决策会议，这种运作特称“帷幄上奏”（因此有时候甚至连内阁的首相，都是看到报纸才知道日军已经发动军事作战行动）。

　　另外在军政方面，也是由军方独断的运作，军方杯葛政府的最大手段，就是退出内阁或是拒绝推荐军方将领入阁，因而造成政府倒阁（当然后来又加上干脆由少壮派军官直接刺杀不接受军方立场的政府首长）。更令政府感到为难的是，海军与陆军又是各有独立不同的立场与系统，有时政府接受陆军的要求，又会引发海军的杯葛，反之若是顺从海军的要求，又会引来陆军的反弹。每一任的日本政府内阁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与军方的意见达成协一八七年，日本明治维新首脑人物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决定模仿普鲁士的强兵政策，建立直属日皇指挥的“皇军”制度，接着一八七八年日本又成立了独立的军令最高机构参谋本部，日本的军部就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太上政府，有些重现日本过去的幕府大将军，以日皇名义秉政的局面，只不过是以军部的形式出现而已。当时日本军臣与人民，其实都很习惯于“军人干政”，因为七百年来，日本幕府大将军秉政的制度，就是军人干政的制度。明治维新之后，幕府大将军是交出了干政的大权，但是新的军部，其实又在遥控甚至是主导着政局，加上强国必先强兵，争取海外资源与市场是引进工　业革命、建立产业资本制度的成败关键，因此明治维新基本上展开了日本的新军国主义的发展。
　　同时西方国家在欧战结束后，发现日本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并由于日本接收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使得日本开始威胁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安全，所以它们又再度关切中国市场利益开放的问题，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的亡国勒索，使得日本企图鲸吞中国计划的失败。日本只有把侵略中国的目标，先集中在中国的东北，这是一个在东北亚极其重要的战略要地，以及拥有非常丰富自然资源的地方。

　　日本经过两次战争，仍然无法实地的占据中国的东北，同时日本企图利用欧战机会来独占中国利益的企图也受挫，因此日本只有准备利用在辽东半岛的租界地与经营南满铁路特权的机会，逐步经略中国东北的全境。日本初步的目标是推动“满蒙分离”，因为日本实在想不出侵略中国东北的漂亮借口，所以自己先发明了新的名词，将中国东北称作“满洲”，同时开始炮制“满洲主权未定论”，因此所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自古并非中国领土”的论调，成为日本当时舆论的显学，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移民与浪人，更与部分满清贵族后裔与失意的野心政客联合，积极的制造舆论与事端，鼓吹满蒙独立，以推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历史大业[4]。

　　当时组成日本经营中国东北南部特权的机构，分成四大部份，日本将辽东半岛南部，包含旅顺、大连地区的租界地，设立了关东厅，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展殖民地的总部，大量的吸引日本的移民与浪人前往开发，也收留、培养汉奸政客与军阀。而负责关东厅以及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南满铁路沿线防卫需要的部队，称作关东军（Kwantung Army）。日本又模仿英国当年以“东印度公司”经略印度的方式，组成了“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管理从长春到大连的铁路，控制铁路的营运及其沿线的土地、矿产以及市镇。

　　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军政中心沈阳，设立“奉天总领事馆”（在当时，辽宁省称作奉天省，是东北的军政与经济中心），直接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进行各种侵占中国国家利益的交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南部与南满铁路的沿线，以开发与移民的方式，大量进行掠夺资源与土地，逐渐构成了日本在中国东北非法窃占的“海外领土”。在日本经略中国东北的四大机构之中，又以关东军最为骄悍与胡作非为。

　　2.5　日本军方逐渐失控

　　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一度出现弭兵的潮流，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外都开始受到压力与排挤，由于多数的日本人民，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与和平的政府，国会也出现不满日本军方强悍与恐怖的高压做法，设法削减日本军部的扩军预算。同时在国际社会中，因为一次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也出现希望能够建立以外交与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利益争端的方法，因此积极的提倡裁军。特别是中国的利益必须由国际均分，不许日本独占。苏联更是虎视眈眈的等待机会与日本再作决战，以报日俄战争的失败之耻，并要与日本争夺中国东北的各种资源与利益。日本军方的强硬派，确实受到一些制约与压力。同时大正日皇缺少明治日皇那种“八竑一宇”的雄心与胆识，因此日本政府在一次大战后，顺应潮流，先后的减少军费支出，加入国联组织，签订九国公约，裁减陆海空的兵力，对于“大陆政策”的推动，也采取温和派的立场。但日本政府的这些和平转变，造成日本强硬派军方的不满，因此刺激军中所谓少壮派军方势力的发展，这些充满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意识的军人，一心的希望能够继续明治大帝的功业，推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他们轻视民主与自由的普遍原则，恐惧共产主义的蔓延，更是不能忘情入主中国的利益。这些怀有野心与决断的军方少壮派军官，开始盛行秘密结社，这种进行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竟然成为日本政局不稳与失控的最大原因之一。

　　一九二五年，年轻的裕仁日皇即位，裕仁缺乏足够的政治历练与才干，来处理日本内外巨大变化的政局，一九二九年，全球局势发生逆转，经济大恐慌的爆发，造成全球各国对于民主政治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都失去了信心，日本政府同样无法拿出有效的政策处理这些问题，造成日本的经济与社会陷入了失控的危机之中，而共产主义在亚洲地区的快速发展，也让日本封建意识极强的保守派政客、大型的财团与军方少壮派，感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
　　2.6　少壮派军官把持日本决策核心

　　因此这些保守派的人士与军方的将校，开始提倡日本对内应该推动强硬的军国主义政策，压制共产主义的颠覆，对外推动疆域的拓展与资源市场的掠夺，日本才能走出发展的危机。而日本军方的少壮派军官，就成为这种理念的实际推动者，军方出现了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对立，少壮派军官又成立各种的秘密团体，其中又以“樱会”与“一夕会”最为著名。

　　参与秘密结社的少壮派军官，事实上，主导着日本军部的决策。因为日本的社会运作体制中，领导者很少会主动地展现自己的决心与企图，以免卷进直接的决策选择、冲突之中，日本社会集体心理最怕的，就是内部意见的分裂，所以日本社会中，有着极强的从众行为压力。因此它的领导者多半是以暗示与诱导的方式，被动的等待部属达成一致的共识之后，然后接纳这种共识成为正式的决策。（当时日皇与政府和军部的关系如此，现在日本的企业运作也是如此。）

　　所以当时日本的军部，表面上好象是由高级将领在指挥，实际上他们经常听任部属参谋自行独立运作，而会接受参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虽然这种意见不一定符合事实或是他们的想法，但这些高级将领不愿也不会公开的反对属下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以免破坏和谐的共识。

　　更糟的是，日本军方系统的结构，是典型的外重内轻，通常在内阁中的陆军省长官，只要有师团长的资历就可以出任，海军省首长的地位也与舰队司令平行，就算是参谋本部的总参谋长地位高些，也不过是相当于战区的司令官地位而已。皇军直接隶属日皇，军部也只是日皇的军事参谋，不能直接对军队发号施令，因此，日本在外统兵的将校，并不会把中央军部的意见，真正的放在眼里。

　　而中央军部唯一能够节制统兵将校的法宝是，请求日皇发出赦令，这种赦令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经由帷幄上奏之后决定的日皇命令，一种是经由日皇授权参谋本部，在一定的指导原则内，以日皇名义代行的“临参命”。无论是那种形式，都是以日皇名义发出，在形式上，对于日军的行动，有着最高的控制权威。

　　但是因为日皇对于日军而言，其地位有如神明一样的极其崇高，军部不到真的不得已，绝对不敢也不愿在日皇面前，展现不同立场的争执，而让日皇陷入裁决的苦恼之中。因此中央军部对于在外统兵的将校，多半是用“交情”来牵制其行动，所以在军令运作的过程中，经常是由次官、参谋与部队中的长官进行意见沟通，等到大家建立共识之后，才正式帷幄上奏的请旨行动，而军部的参谋与部队的长官，当然都是同属希望能够以战争来建功立业的少壮派军人，因此他们的意见，事实上就决定了军部的意见。

　　而日皇对于军部一致的意见，通常很少会提出质疑，更别说是反对了。这就出现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可以实际把持军部决策的现象，这些在军部与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军官们，自己组成的小团体运作，戏称“秘密参谋本部”，他们与海外驻军以及右翼激进的团体，都有直接联系的管道，而右翼团体的看法，又主导着日本的舆论媒体，造成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对内可以普遍的以下克上，对外随时都有支持他们各种做为的“民意基础”。因此在当时，真正领导日本国家政策走向的，不是日本人民民意选择的国会，不是神圣崇高的日皇，或是政治元老重臣以及高级将领，而是日军的少壮派军官。当然这不能说日皇、元老、将领在日本的战争罪行上，没有责任，因为他们至少是“诱导”、“认可”、“知情”与“伙同”等的共犯，他们对于所有的战争罪行，至少是犯了“应注意而未注意”，“应阻止而未阻止”的责任。

　　虽然日皇、军部与政府发现少壮派军官秘密结社的危机，曾经在一九三年正式颁布法律与军令，不准日本军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但是这个法令对于少壮派军人而言，根本是形同具文，他们照样半公开地进行各种秘密结社，公然地在政治与民间团体中，发表他们的立场与主张，甚至公然地批判与反对政府的政策。少壮派军官的言行，往往诱导着日本民意产生强烈的反应与支持，造成少壮派军官认为，自己代表着日本人民的主流意志。因此，日军少壮派军官，不在乎作出任何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能够获得“民气”支持，他们并不把法律与制度放在眼里，而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大不了切腹自杀[5]。
　事实上，军部与政府也拿这些少壮派军官毫无办法，因为他们的果断言行，会激起人民的民意支持，平常他们互相照应、敷衍应付上级的名令，假如真的逼急了，不是有人切腹自杀以示警抗议，就是干脆对他们所不满意的政府首长与上级军官，进行刺杀行动，甚至发动真正的军事政变。这种制造成民气可用假像的民粹主义，逾越一切法律制度与制衡力量的体制，表面上，一切的决策都有所谓的“民意基础”，但是，实际上不过是独裁集团操纵民意的手法，在当时的日本，有谁敢向这种铁血的民粹主义挑战？但是这正是造成日本最后亡国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大政方针，竟然任由这些没有能力考虑国家全盘利益与责任的少壮派军官们，强迫政府事后追认与接纳他们偏狭的看法与血气冲动的决定，终于误导国家步入灭亡的绝境，当然也给其它国家，带来无法承受的战争浩劫。

　　总之，在当时的日本政局，可以说是政府控制不了军部，军部控制不了驻军部队，驻军部队控制不了少壮派军官，日本的少壮派军官，已经逐渐的成为国家步向军国主义命运发展的主控者。日本又是一个群体性极强的民族，大家只要一参加组织，很容易显出完全盲目服从的本能，而缺乏个人独排众议的能力与胆识。日本的社会意识是最怕破坏和谐，因而许多怪异行为都是在群体的压力下，出现的过渡反射动作。

　　因此，日本有着过多的群体服从压力，以及强烈的模仿能力，却是极其严重的缺乏领导与创新领袖，当时的日本，走不出明治维新时代军国主义的发展格局，在国家发展一旦遭到困境，日本上下就希望政府能够模仿明治维新时代的整军经武，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解决或是转移日本的问题。所以少壮派的军官，就是一群敢以行动作出决定的小团体，他们缺乏深谋远虑却是敢违法乱纪，一旦他们以行动开创出方向，而且获得重大的胜利，就会在一夜之间，赢得日本社会上下一致盲目支持与跟从。

　　附注：

　　[1] 后来石原因为反对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而遭到提早退伍的冷冻，战后逃过了审判，而列为甲级战犯的垣征四郎（Itagaki Seishiro），则在东京大审之中被判处死刑。

　　[2] 日本在战败后，本庄繁因为担心为此受审，而畏罪自杀。

第三章、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 　　从历史的事实分析，无论是汉、唐、明、清（尚未汉化的元朝是唯一的例外）时代，虽然中国处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时代，她不但从来没有想到要征服与统治日本，而且只会给这个岛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在日本的历史中，由于中国国力富强、文明昌盛，日本只需模仿中国的文化，分享中国的资源与利益，就可以受益无穷。 　　但是长久以来，日本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它若想追求亚洲的霸权，却必须要先弱化与分裂中国不可。因为日本的资源有限，它的任何企图称霸东亚的战略地位发展，都无法避免的受到中国地缘的威胁，因此“只有”中国的分裂与衰弱，日本才会有“出头”的一天。日本之所以会举国一致的推动明治维新，除了是受到西方强权的刺激之外，也是同时看到中国正处在衰弱的历史困境之中，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日本只要比中国抢先达成现代化，那么它就有机会压制落后的中国而称霸东亚。 　　因此，日本整个明治维新的改换制度与整军经武，主要目的在以西方的现代化力量，追求日本的富国强兵，日本一旦要准备称霸东亚，侵略中国就是必然的政策。所以明治时代，日本前后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在这两次的战争中，对象虽然不同，但目标却是一致，就是侵略中国。特别是能够控制中国东北的资源与战略位置，已成为日本帝国维持霸权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3.1　日本在东亚扩张与美、俄的冲突 　　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两战两胜，使得日本跻身成为东方的一等强国，这对于在两千多年历史之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国际崇高地位的日本人而言，简直是无法忘怀的胜利与荣耀。（不像中国，身为天朝大国的历史太久，已经习惯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与中心。）所以日本想要利用现有的优势地位，设法继续的割裂中国与入主中原，这样才能确保日本的霸权地位。 　　日本最为担心的是，当然就是假如当时的中国一旦觉醒，团结起来，追求现代化，那么日本的霸权地位，就犹如樱花盛开又凋谢般的，成为过眼云烟而已，因此当它看到中国正在挣扎着追求统一与现代化之时，就产生着极强的时间压迫感。是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互助，以分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利益呢？还是要加速侵略中国，以支配宰割中国的市场资源？ 　　当然，日本称霸之后，举国上下还有另外的一层恐惧，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在国际上造成孤立与敌对的压力，日本既在日俄战争上，与俄国结下历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碍了美国开放中国门户利益的立场。日本知道，以俄国那种凶狠的发展野心，是绝对不会放过它的，俄国要成为太平洋强权，取得不冻港，以及夺取中国东北与塞北的富源，都会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当时日本的军政领导阶层几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战争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以及日本必须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战略地位的先机，才能增加击败俄国的筹码。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特权与在太平洋迅速发展，也开始危及到美国的利益，因而日、美间的摩擦也开始快速的增高。当时全球有远略的政治与战略专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与日、美的战争冲突，已经势难避免[1]；日本的参谋本部早已长程计划未来与俄国进行决战的准备，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经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美日可能爆发战争的各种状况。 　　日本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的压力之下，一直抱着必须“先发制人”的观念，其政府领导人认为，日本（一个资源贫乏与战略弱势的国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国广大的资源与支持，才能在未来与美俄的决战中，取得不败的地位。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从来没有被外国直接的击败或占领过，因此更为恐惧万一面临战败命运的可能性。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抢先侵略中国与控制其广大的资源，为继续称霸东亚的优先战略选择。 　　此时日本内部对于如何经略中国，分成两个派系，其中一派认为，除非日本采取武力侵略中国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同时取得中国领土的优势战略纵深，未来在与美俄决战中，胜算才高。另外一派则认为，中日两国不妨以亲善合作的方法，结合彼此的利益与资源，这样日本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又可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看法与孙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有些接近。不过，日本当时陶醉于对外战争的连番胜利，认为侵略中国比友好中国，更能满足日本渴望强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叶（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国内部的局势逐渐出现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来自南方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联俄容共，一方面整军经武，开始展现统一中国、结束中国之分裂与衰弱的历史企图心。同时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以日本的军阀与财团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假想敌；斯大林全力推动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已有飞跃的进步。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的现代化军力，开始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中国之统一与复兴，或是苏联的强大与扩张，都会影响到日本称霸东亚的计划，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采取反制中、苏发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与苏联全面的合作，对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胁。 　　3.2　田中义一与两次东方会议 　　当时对于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最为狂热的人物就是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曾经大量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的所有相关情报，以及深入的调查中国的资源分布与市场发展潜力。当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后，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于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历史称之为“东方会议”，这个会议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策略得失，并且进一步拟定了日本今后应该如何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个日本决心完成侵略中国的历史性东方会议，前后召开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请所有日本重要与相关的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人员，都参与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动员所有的日本军政经贸历史与社会精英，经过完整与深入的讨论之后，日本终于完成了具体侵略中国的策略与步骤，而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 　　不过日本政府于东方会议闭幕之后，对外发表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八条，只是约略地公布东方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东方会议更为重要的结论，则是表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折上奏给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田中奏折”之谜[2]。 　　这两份一明一暗的历史文件，成为了主导日本日后整个大陆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其实日本政府已经非常露骨的提出，当中国的政局发展，若是出现“日本权益受到损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以及“动乱波及满蒙”之时，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反制行动，包括了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在中国境内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折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体政策步骤，根据这个具体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帝国”，这个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扩张，终必可能与“米国”以及“赤俄”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日本征服满蒙，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东亚争霸，必须克敌制胜的关键战略所在。此外田中　奏折更是在如何征服满蒙上，大作文章，从炮制满蒙的主权并不属中国的理论，一直到日本最后如何以实力介入来分离满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导方向。 　　因此，依照东方会议的结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以侵略中国作为前提，而分离满蒙，则是这个侵略中国政策成败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国的大连（或称第二次东方会议），把策略集中在如何制造满蒙分离上。从东方会议到大连会议所得的结论，已经使得日本在基本国策上，确立了由满蒙分离作为基础的侵略中国政策，而无论是日本政府、军部还是关东军，都在设法等待时机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将这个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正式地加以实现。 　　虽然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依照条约只有一个师团以及数个独立守备队，驻军总数最多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它却是日本的大陆政　策中，以军事行动分离满蒙的先锋军。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更是把前往关东军服役，当成实践帝国扩张，完成个人志业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关东军中服役的少壮派军官，全都是日本军官团中，最为狂热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决心与企图，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不但在中国的东北尽其所能地制造事端与惹是生非，同时更是不断地与日本中央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建立秘密结社的特殊管道，而且这些少壮派军官，更是经常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浪人，右翼的社会团体，有着非常直接与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地出席各种相关的集会，发表煽动的策略演说，发行各种鼓吹日本必须占领满蒙的宣传刊物，因此造成日本社会中多数的舆论，对于分离满蒙、侵略中国，产生了一种近乎“天职”的错误意识：好象日本政府与军部一天不能决定入侵满蒙，就让日本多一天陷在危机之中似的。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正是依照东方会议所设立的侵略满蒙方针，竞相开始设计与推动自己的分离满蒙计划。 　　3.3　坂垣与石原的历史密谋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少壮派军官中，以执行手段强硬著称的中国通坂垣征四郎大佐，出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同年十月，素有谋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佐，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主任，这两位同属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毕业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就在同一个秘密组织中活动，现在又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共事，更可以进一步合作无间的推动侵略满蒙的政策，而他们的计划与行动，最终决定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悲剧历史。 　　石原本人并非一个眼光短浅的黩武军人，他策划攻占中国东北的密谋，不是因为他对于侵略中国有着特别的野心，他是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考虑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石原明了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危机与矛盾，正在朝向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他也进一步的了解到，日本会因为太平洋与东亚的战略、经济利益而与美国起冲突。因此石原决定策划关东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在日后，若是日本与美苏两国决战之时，可以增加日本的战略防御纵深与作战空间，和充实其作战资源的必要先制行动。 　　所以石原就着手拟定“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文件，除了设计出类似闪电战般的果断作战计划之外，石原更提出了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政治规划，与进一步对苏作战，以及最后必然会与美国爆发冲突的作战准备。石原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准备以关东军的两万部队，与中国东北奉系二十万以上的部队进行作战，所以整个作战需要果决、集中与快速的行动，才能顺利地完成（至少在先期行动时，是绝对的需要以寡击众）。同时石原更清楚的规划，一旦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应该如何治理所占领的地方、如何开发东北的资源的务实方案。石原主张日本直接设立关东督护府，在中国东北“废省设县”，由日本实施直接的统治。虽然石原有如此全盘周密的计划，但是他却不支持日本与中国进行全面作战的构想。因为石原策划日军突袭占领中国的东北前提是，扩大日本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空间，与增加日本战争资源的腹地，因为只有日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才能威胁到苏联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中国取得在东北的国防重工业资源。 　　在石原开始拟定满洲事变秘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关东军其它的将校，也在分别地进行夺取中国控制权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国民政府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护侨名义出兵山东，爆发极其凶残的济南惨案，虽然给予山东人民造成极大地损害，对于国民政府更是带来极大的威望打击，但是日本仍然无法阻止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因此田中决定利用军事支持与外交恫吓的手段，说服将当时东北军政负责人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退回东北，然后与日本人合作，搞一个完全亲日的东北“独立王国”，日本已经公开的警告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绝对不得进入东北地区，而影响到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3.4　刺杀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取得张作霖的口头同意，允许日本在东北全境有更多的筑路权力，以做为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东北，任何一条铁路只要有日本的资本，整个铁路以及沿线的各种资源、市场都将被日本人优先控制，日本还可以派军护路，移进侨民，因而形成日本的准殖民地，因此所谓日本的筑路权，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特许权）。但是当时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却自作主张，决定刺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然后乘机由关东军发兵，直接的占领中国的东北。 　在河本指挥关东军少壮派军官胆大妄为的布置下，设计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的皇姑屯车站爆炸案，虽然成功的刺杀了张作霖，却因东北军政首长的巧妙应变，一方面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一方面内部又迅速与成功的推举张学良，出任东北军政的最高负责人。关东军的军力不足，计划又不够周延，没有攻占中国东北的作战相关安排，东北当局也没有因为张作霖的遇刺，而爆发东北的内战动乱，因此关东军占领东北的计划告失败。 　　而张作霖既是被日本暗杀的，张学良当然与日本人有着“杀父”之仇，也就拒绝承认张作霖与日本的口头密约，允许日本在东北进一步筑路与发展的权利。虽然在日本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学良却断然决定，与国民政府合作，使得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号令，张学良在此非常清楚地表明，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关东军的鲁莽暗杀张作霖的行动，破坏了田中首相的控制中国东北利益的政治安排，也导致日本政府、中央军部与关东军之间高度的紧张，田中义一原本坚持要严惩关东军这种“叛变”与破坏国策的做法，连日皇裕仁都关切这场暗杀阴谋的调查，但是最后竟然是在军部少壮派军官的坚持下，请出陆军位阶极高的白川义则大将出面关说，田中只有让步，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给予河本行政处分而已。这个事件给了关东军一个教训，就是任何的夺取东北计划，一定要有充分与周密的准备，不能鲁莽行事。但是也给关东军很大的鼓励，那就是关东军在事实上，已经可以不必接受日本政府的节制，而可以自行决定行动。 　　此时关东军内部，在石原与板恒的合作之下，如何占领满蒙，已逐渐凝聚出共识。石原发现，并吞中国东北的计划，需要拉拢与利用一批中国的政客汉奸作为内应，因此特别延揽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加入“满洲事变”计划，形成侵略中国东北的“铁三角”，由花谷负责联络汉奸，培养内应以及制造事端。而石原与板恒更是经常来往关东军与日本军部之间，交结同志，并且发表公开的言论，以煽动日本的民情，当时日本的强硬派军人与激进的民间团体，都把这两人视为改变日本历史命运发展的明日之星，他们的计划主张，都受到这些团体热烈的拥护与支持。 　　一九二九年，这些有志于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少壮派军官，决定收编各个分散的团体，组织一个体制更大的同志会，以设法推动“昭和维新”的历史大业，这个日本少壮派军官的秘密组织正式名称为“一夕会”，组织成员包括日本士官学校十六期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十七期的东条英机、二十一期的石原莞尔。这个少壮派军官结合的一夕会，在历史上实际主导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发展，而在当年，在裕仁日皇要求陆军省惩处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少壮派军官河本大作之时，就是一夕会成员软硬兼施地抵制，而让陆军省长官无计可施，最后河本只落得一个调职与不得晋升的“处分”而已，因此一夕会实际上已经控制军部的决策，在内神通外鬼的情况下，关东军更是这个组织的“计划执行单位”。 　　3.5　流产的日本国内军事政变行动 　　在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发动满洲事变计划的同时，在东京的日本军部少壮派军官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同样在着手进行，如何在日本推动彻底地军国主义，如何以武力完成对满蒙的占领。一九三〇年日本军部在参谋本部作战主任建川美次的主导下，组成所谓“五课长会议”，包括陆军省军事课长永田铁山，人事课长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协正隆，欧美课长度久雄，中国课长重藤千秋，共商拟定“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是日本中央军部研拟的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不过存在于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少壮派之间的立场差异是，军部的少壮派主张先在日本国内发动军事政变，以完成改造日本成为完全军国主义体制的运动，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推动日本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样才不致于重蹈日本文人政府，在遭到英美法苏等国的压力而退缩，让日本无法完成独占中国利益的历史覆辙。所以军部少壮派认为，关东军应该设法隐忍，等待国内的改造成功之后，才能在中国东北进行武力侵略，这就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当时的“国内改造”派立场。